他回到得瑞镇时，母亲还在医院里。他们给孩子取名叫弗兰克，因为父亲说他们永远要对彼此、对这个家“坦白”（frank）。
“！”弗兰妮又叫。但是弗兰克很骄傲他名字的由来。
父亲留在得瑞的时间只刚好够让母亲怀第二胎。然后，他又带着厄尔远征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7月4号那天，他们在鳕鱼角的法尔茅斯闯了祸被赶出来，只得回得瑞休养生息。在独立纪念日游行上，三七印第安有个轮轴坏了，有个来自兀鹰湾的救火员好心帮父亲修理，结果把厄尔惹得发飙。那人不幸带了两只以蠢笨著称的达尔马希亚犬，而它们果然也不负宿名，不知好歹地向侧座里的厄尔挑衅；厄尔利落地一掌斩掉其中一只的头，把另一只笨狗追得逃进奥斯特威尔男垒队的游行队伍。结果一阵大乱，伤心的消防队员拒绝再帮父亲的忙，当地警长便把父亲和厄尔送到城边。因为厄尔不肯坐车，这一趟走得奇慢无比——厄尔待在摩托车的侧座里，让人拖着走。他们又花了五天，才找到零件修引擎。
更糟的是，厄尔对狗上了瘾。为了不让它养成习惯，巴布教练试着教它别的运动，例如捡球、前滚翻，甚至仰卧起坐——但是厄尔年纪大了，也没有巴布教练锻炼体魄的狂热。厄尔发现，要伤一只狗用不着跑，只要耍点花招——它的花招可多了——狗自己就会扑过来。“那就完了，”巴布教练说，“它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后卫！”
所以父亲总是把厄尔锁着，尽量让它戴上口罩。母亲说厄尔很沮丧——她觉得老熊的心情愈来愈坏；但父亲说它才不沮丧。“它只是在想狗而已。”父亲说，“跟摩托车粘在一起它最高兴了。”
1940年夏天，父亲白天住在得瑞的贝兹家里，晚上就到汉普顿海滩去卖艺。他教了厄尔一套不必让老印第安受折磨的新把戏，叫做“求职记”。
厄尔和父亲就在汉普顿海滩的户外舞台上表演。灯亮时，厄尔穿着一套西装，正襟危坐在椅子上。西装是巴布教练的，已经改得面目全非。等笑声停止后，父亲便带着一张纸出场。
“叫什么名字？”父亲问。
“呃！”厄尔说。
“嗯，厄尔，我晓得了，”父亲说：“你想找工作，厄尔？”
“呃！”厄尔说。
“我知道你叫厄尔。你想找工作，对吧？”父亲说，“可是这上面说你不会打字，甚至不会认字——而且还爱喝酒。”
“呃！”厄尔承认。观众有时会丢水果到台上，但父亲已经先把厄尔喂饱了。这班人可一点不像父亲记忆中亚布纳的观众。
“嗯，如果你只会说自己的名字，”父亲说，“我敢说你要不是刚喝了酒，就是笨得连衣服都不会脱。”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19）
厄尔不吭声。
“怎么？”父亲问道，“让我们瞧瞧啊，把衣服脱了，快！”这时父亲会把厄尔屁股底下的椅子拉开，厄尔便做一个巴布教练教的前滚翻。
“原来你会翻筋斗，”父亲说，“那也没什么了不起。衣服，厄尔，脱衣服给我们看看。”
叫一大群人看只熊脱衣服实在有点可笑，母亲讨厌这一套——她说要厄尔露给这班心术不正的观众看，未免太侮辱它。厄尔脱衣的时候，父亲必须帮它解下领带——要不然厄尔气起来会把领带一把扯断。
“厄尔，你跟领带有仇吗？”父亲会说。汉普顿的观众爱听这话。
等厄尔都脱光了，父亲便说：“继续啊——别停。把熊皮脱了。”
“呃？”厄尔说。
“把熊皮脱了。”父亲会说，然后拔厄尔的毛——一点点。
“呃！”厄尔怒吼，观众顿时紧张地尖叫连连。
“老天，你是只真熊！”父亲大叫。
“呃！”厄尔咆哮，绕着椅子追得父亲团团转——半数的观众会躲进夜色中，从柔软的沙滩跌跌撞撞扑进海里；其他人则朝他们扔更多的水果，还有盛啤酒的纸杯。
每周一回，在汉普顿的赌场还有一套比较温和的表演。母亲调教了厄尔的舞姿，乐队奏开场曲时，她和厄尔便下场在空旷的舞池里跳上一圈。舞客们不禁聚集过来啧啧称奇——这么一只粗壮的熊，弓着背，穿着爱荷华巴布的西装，居然也能优雅地立起两条后腿前后跨步，跟着母亲翩然起舞。
有表演的晚上，巴布教练总是在家带小弗兰克。父母亲和厄尔沿着海岸驱车回家，半路在高级住宅云集的莱伊停下来看海；此处的海浪素有“雪浪”之称。新罕布什尔的海滨要比缅因来得开化而世俗，但雪浪放出的粼光，一定令父母想起了亚布纳的夜晚。每次回得瑞之前，他们都会到那里逗留一下。
有天晚上，厄尔不肯离开莱伊的雪浪。
“它以为我带它来钓鱼。”父亲说，“你看，厄尔，我没带钓具——没饵、没‘汤匙’、也没钓竿，你这笨熊。”父亲伸出空空的手对熊说。厄尔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父母这才发现它快瞎了。他们说好说歹，总算让厄尔忘了钓鱼的事，这才驾车返家。
“它怎么变得这么老？”母亲问父亲。
“它开始在侧座里小便了。”父亲说。
1940年秋天，父亲为了赶冬季观光潮离开得瑞时，母亲已经大腹便便——这回是弗兰妮。父亲打算去佛罗里达。他第一次和母亲联络时在清水，然后是塔朋泉。厄尔得了一种奇怪的皮肤病——一种耳疾，只有熊会染上的霉菌；生意也一直不好。
这时是1941年初的晚冬时节，弗兰妮刚出生不久。当时父亲不在家，弗兰妮为此一辈子不原谅他。
“我怀疑他早知道我是女生。”弗兰妮老爱说。
父亲到1941年夏天才回到得瑞，母亲立刻怀了我。
他保证再也不必离开她了：在迈阿密和马戏团合作的演出十分卖座，赚的钱够他秋天上哈佛了。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度过这一夏，汉普顿的表演想去才去。他打算坐火车到波士顿上学，除非那儿找得到更便宜的房子。
厄尔一分一秒地衰老，每天都得在眼睛上擦一种像水母薄膜的淡蓝色药膏；但是厄尔总是揉出来，抹在家具上。母亲发现它身上的毛掉得十分厉害，显得佝偻而松垮。“它的肌肉太没劲了，”巴布教练说，“应该练练举重，或者慢跑。” 。 想看书来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20）
“试试把印第安从它身边骑走，”父亲对他说，“它就会跑了。”但巴布教练真的把车子骑走时，厄尔却动都不动。它根本不在乎。
“跟厄尔处得太熟，”父亲说，“有时它就会把你当傻瓜。”应付厄尔这么久，父亲早已明白弗洛伊德为何会对它那么不耐烦。父母很少提起弗洛伊德。有了“欧洲那场战争”，他的命运不难想象。
哈佛广场的酒馆有一种名叫“干啦”（That's All）的威尔森牌麦酿威士忌，非常便宜，但是父亲并不嗜酒。剑桥的牛津烤肉店从前卖一种生啤酒，装在像白兰地酒杯的玻璃瓶里，一瓶一加仑。如果你能在短时间内一口气喝完，就免费再送一瓶。但父亲总是等到一周的课程结束后，到那里喝完一瓶，就匆匆赶去北站搭火车回得瑞。
他尽可能多选课，以便早点毕业。这不是说他比别的哈佛学生聪明（老是比较老，聪明就未必了），只是因为很少跟朋友在一起。家里有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小宝宝，他根本没空交朋友，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的职业棒球转播。就在世界大赛过后没几个月，父亲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
我在1942年3月出生，命名为约翰——跟着约翰·哈佛取的（至于弗兰妮为什么叫弗兰妮，大概是因为这名字跟在弗兰克后头蛮搭的）。母亲不仅忙着哺育我们，还得看护老迈的拉丁教授，外加帮巴布教练照顾上了年纪的厄尔，她也一样没空交朋友。
到了1942年夏末，战争已经波及所有的人，不再只是“欧洲那场战争”了。三七印第安虽然不耗油，但已不再用来代步，成了厄尔的熊窝。爱国热潮在各地校园里扩散。学生有特配的糖票，但大半的人都给了家里。短短三个月内，父亲在哈佛认识的人不是被征召，就是志愿入营。拉丁教授过世之后——没多久，外婆也在睡梦中随老伴而去——遗下的一小笔产业便由母亲继承。父亲申请提早入伍，在1943年春天前去受训，那年他二十三岁。
他离开了带着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住在贝兹家的母亲，还有受托照料老厄尔的爱荷华巴布。
父亲写信回家说，训练内容就是破坏大西洋城的几家旅馆。他们每天刷洗木头地板，然后从木板道行军到沙丘上打靶。新兵使得附近的酒吧生意兴隆——不过父亲例外，他没去。人人戴着射击奖章去喝酒，虽然他们绝大多数都比父亲年轻，但那里没人管你几岁。酒吧里挤满华盛顿来的上班姑娘，大家都抽无滤嘴的香烟——除了父亲。
父亲说，那时大家老爱讲被派到海外前最后的“一夜风流”有多浪漫，但当然是吹牛的居多；不过父亲的倒是货真价实——和母亲，在新泽西一家旅馆里。幸好这一回母亲没怀孕，不必在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之外再添负担。
父亲在大西洋城时，也到纽约北部一所旧私立高中去接受密码训练；接着被派到犹他州卡恩斯的沙努特，然后是乔治亚州的萨凡纳——他和厄尔曾在那里的老旅馆“狄索托”表演过；最后经过汉普顿路和启程港，父亲终于向“欧洲那场战争”出发，心下暗自希望能遇见弗洛伊德。他相信，留了三个种给妻子，自己一定能平安归来。
他被分发到意大利一个空军轰炸机基地，那里最大的危险就是被喝醉的人开枪打到、自己喝醉了开枪打人，或者掉进粪坑里——父亲认识的一位上校就碰过这种事，头上堆了几团屎之后才被救起来。此外仅有的危险就是染了淋病的意大利妓女。父亲不酒不色，所以安然度过二次大战。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21）
他搭乘海军的运输舰经过特里尼达，来到巴西——“像是说葡萄牙文的意大利”，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回美国时，患了惊吓症的C…47驾驶员贴着迈阿密最宽的一条大道低空飞行，父亲在半空中还认出了厄尔某次表演后呕吐的停车场。
母亲对战争的贡献——除了替母校汤普森女中的同学会做点秘书工作——就是接受护理训练。她参加了得瑞医院第二梯次的助理护士课程，每周轮值一次八小时的夜班，另外随时得递补正缺——因为人手总是不足，这是常有的事。她最乐意到妇产科和产房服务——她太了解在医院里生下孩子、却没有丈夫陪伴的感觉。这就是母亲的战时生活。
战后不久，父亲有次带巴布教练去波士顿芬威公园看职业橄榄球赛，到北站搭车回得瑞时遇到一位哈佛同窗。对方以六百元卖给他们一部1940年的雪佛兰四门轿车——比全新时还贵了些，但是车况良好，而且当时汽油便宜得出奇，一加仑大概只要两毛钱。父亲和巴布教练分摊保险费，于是我们家总算有了一部车。这样父亲在哈佛攻读学位时，母亲就可以带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到新罕布什尔的海边玩。有一次爱荷华巴布载我们去白山，弗兰妮把弗兰克推进一个黄蜂窝，害他被蜇得好惨。
哈佛也不一样了，教室里人挤人，到处是新面孔。斯拉夫学系的学生宣称他们发明了美式伏特加，照俄国人的喝法，盛在高脚小玻璃杯里，冷冷的不掺东西——但父亲还是喝他的啤酒。他改念英国文学，为了要提早毕业。
这时看不到几个大乐团了；交际舞已经式微，很少人再当它是运动或娱乐。厄尔也老朽得不能再表演了。从空军退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父亲在乔登·马许百货公司的玩具部工作，而且又让母亲怀孕了：这回轮到莉莉。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的名字都各有意义，但莉莉却没有——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也许一生都未能释怀。
父亲于1946年从哈佛毕业。得瑞中学刚换了位新校长，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跟父亲面谈过后，便给了父亲一个职位——英文老师、外加两门运动的教练——起薪2100元。也许是巴布教练说动校长这么做的。父亲那年二十六岁，他接受了得瑞的教职，但并不把它当做终生职业。这只不过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和妻儿一起住在贝兹家的房子里，跟爱荷华巴布和老熊厄尔为邻。在他生命中这个阶段，梦想显然比学业更重要，说不定还胜过我们孩子；当然，更比二次大战重要得多。（“他哪个阶段还不都一样。”弗兰妮说。）
莉莉也在1946年出生：那时弗兰克六岁，弗兰妮五岁，我四岁。我们突然多了一个父亲——说真的，他就像头一次出现。过去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