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缅因州哼道。
“你最好别惹它。”父亲说。捕虾人乖乖住嘴了。
“Ja，它脑袋不怎么灵光，那只熊，”弗洛伊德告诉父亲，“我早该提醒你，它对吃的特别死心眼。林场的人喂它太多东西了，一天到晚吃——吃的都是垃圾。搞得它现在动不动就觉得没吃饱，要不就想喝点什么。你要记住一点，没喂它以前，你千万别先开动，它会不高兴。”
因此缅因州在表演前总是吃得饱饱的——白亚麻桌布上摆满了冷盘、鲜鱼和烤肉，如果缅因州饿着上阵，那麻烦可大了。被弗洛伊德事先填了个饱、撑了一肚子的熊，骑起车也老实得多。它稳稳地扶着车把，看来甚至有点呆滞，仿佛生理上迫切需要的是一个饱嗝，或者大泻一顿。
“这种小儿科表演，根本是赔本生意。”弗洛伊德说，“这地方太高级，来的都是势利眼。我应该找群比较俗的观众，会玩宾果，不光是跳舞。我应该去比较‘民主’的地方——有赌斗狗什么的，懂吧？”
父亲不懂。不过，他看到那些比拉科尼亚堰堤或汉普顿海滩更低级的地方时，一定大开眼界。到处是醉鬼，大家愿意花点闲钱看熊表演。亚布纳的观众对弗洛伊德和缅因州是太过高尚了，甚至高尚得不会欣赏那部三七印第安。
然而父亲知道弗洛伊德无意离开。夏天在亚布纳的钱很好赚，只是熊没变成他想象的金矿而已。弗洛伊德要的其实是别的熊。
“这熊实在太笨，”弗洛伊德对我父母说，“根本没理由要人家提高报酬。话说回来，你要是在二流度假地敢催人给钱，麻烦才多。”
母亲握住父亲的手，警告地使了点劲——或许在她看来，他正在想象那些“麻烦”、那些“二流度假地”。但父亲想的是他哈佛的学费；他喜欢三七印第安，也喜欢缅因州。他从没见弗洛伊德费过半点力气训练熊。而且年轻的温·贝里对自己很有信心，巴布教练的儿子相信，天下没有他想得出却办不到的事。
前阵子他计划过，在亚布纳度过夏天后，他就要到剑桥租个地方，找个工作——最好在波士顿。这样他就能一边赚钱、一边熟悉哈佛附近的环境，一旦学费存够，马上可以注册入学。在他想来，这样说不定还能边工作边念哈佛。母亲当然很中意这计划，因为波士顿和得瑞之间有波缅线的铁路——那时列车班次还不少，来往十分方便。她已经开始想象父亲周末来看她的情形；而她，或许也会偶尔适度地到剑桥或波士顿去看他一两回。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12）
“你对熊懂多少？”她问，“对摩托车又懂多少？”
她也不喜欢他另一个主意，如果弗洛伊德不愿把熊和三七印第安割爱，父亲就要跟他到林场去。温·贝里身强体健，但绝不是个粗汉子；而在母亲想来，林场这种低三下四的所在，父亲一去绝免不了被同化——连回不回得来都是问题。
其实她根本无需担心。等到夏天结束，事态变化之大之烈，远超乎父母微不足道的计划所能预期。1939的夏天就像当时还没有名称的欧战一样劈头而来，无处可躲；而他们——弗洛伊德、玛丽·贝兹和温·贝里——就像肯尼贝克河口遭到狂风横扫的鸥群，被那年夏天席卷而去。
八月底的一个夜晚，母亲送完晚餐，刚得空换上马鞋和槌球长裙，在自己房里的父亲便被电召去照顾一位受伤的男客。父亲奔过槌球场的草地，母亲正在那里等他。她肩上倚着一支球棍，林间串起照明的灯泡映在她身上，有如圣诞节时般幽幻——在父亲眼里，母亲“就像个拿着棒槌的天使”。
“我待会就来，”父亲对她说，“有人受伤了。”
她跟着他过去，和一群人一起奔向旅馆的码头。岸边灯火辉煌，停着一艘闹哄哄的大船。甲板上有个铜管声震耳的乐队，浓重的油料和引擎废气发散在咸咸的空气中，混着稀烂的水果味。显然船上有一大缸水果酒，乘客不是拿它往身上泼，就是拿来洗甲板了。码头的最前端有个人仰卧着，脸颊汩汩流血——他上船时从梯子上跌下来，脸给船栓弄得开了个口子。
那人是个大个子，月光映得周遭一片深蓝，令他看上去满脸是血。来人一碰到他，他就坐起来大吼：“Scheiss！”
父亲和母亲常听弗洛伊德嘴里溜出这个德文字眼，晓得是句粗口。德国人在几个壮汉扶持之下，总算站了起来。他那件沾满血迹的白礼服足足可以套进两个普通人，深蓝色的腰带看起来像窗帘，搭配的领结和领带拉到颈子上，仿佛一团扭曲的螺旋桨。那人有个厚墩墩的双下巴，身上发出浓烈的水果酒味。他对着船上大吼一声，一群德国人出现在甲板上。有位又黑又高的女士从码头的梯子攀了上来，她穿着一件滚黄蕾丝边的晚礼服，活像头披了丝缎的黑豹。流血的男人抓着她就猛然一靠，虽然她无疑十分强壮敏捷，还是被压得朝父亲倒来，父亲连忙替她稳住重心。她比那男人年轻得多，母亲注意到，而且也是德国人——她从容地对男人咯啦咯啦说着话，他则粗鲁地指着甲板上那群德国人，指手划脚抱怨不停。这对巨人就一路跌跌撞撞地上岸，沿着铺满碎石的马路走去。
到了亚布纳大门口，女人尽量不带口音地问父亲：“他得‘封’几针，ja？你们有医生吧？”柜台经理向父亲低声道：“去找弗洛伊德。”
“要缝？”弗洛伊德对父亲说，“医生远在巴斯，还是个酒鬼。不如我来缝算了。”
柜台经理飞奔到宿舍去喊弗洛伊德。
“赶快骑车把陶德大夫带来！他来了我们自然会把他弄醒。”经理说，“看在老天的份上，快点！”
“就算找得到他，也得花上一个钟头。”弗洛伊德说，“缝几针难不倒我，只要给我件像样的衣服就成。”
“这回可不一样，”经理说，“我想行不通，弗洛伊德——这家伙是个德国佬。而且他伤在脸上。”
弗洛伊德三两下把工作服从满是瘢痕的橄榄色身躯脱掉，开始梳他的油头。“给我衣服，”他说，“只管拿来吧，找陶德大夫太麻烦了。” 。。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13）
“伤在他脸上，弗洛伊德。”父亲说。
“脸又怎么样？”弗洛伊德说，“还不一样都是皮，ja，跟手脚没两样。我可是缝过一大堆脚，斧头和锯子伤的——都是那群笨蛋，砍树还会砍到自己。”
这会儿在外头，船上的德国人正扛着大包小包，走码头与旅馆大门间的最短路线——也就是十八号果岭。“瞧那群猪，”弗洛伊德说，“弄得坑坑洞洞，小白球会掉进去。”
侍者领班走进弗洛伊德的房间——那是男子宿舍最好的一间，没人晓得他是怎么弄到的——开始脱衣服。
“除了外套全给我，小子，”弗洛伊德说，“医生可不能穿跑堂的外套。”父亲有件黑西装上衣，跟侍者的黑长裤还算配，他便拿来给弗洛伊德。
“我告诉他们几百遍了，”领班说——虽然他光着身子还这么威风有点奇怪，“这里一定得有个驻馆医生。”
“现在有了。”整装完毕的弗洛伊德说。柜台经理抢在弗洛伊德身前，往旅馆奔去。父亲看到领班不知所措地望着弗洛伊德扔在地下的衣服，不但不干净，还有一股缅因州的浓重膻味，领班显然打死也不想穿。父亲连忙跑去追弗洛伊德。
那群德国人已经到了大门外，拖着一个大箱子碾过碎石子路；明天早上可得有人去耙那些石子了。“旅馆的人都‘刀’哪去了？”有个德国人吼道。
餐厅和厨房之间的上菜间有张一尘不染的长桌，割到脸的大个子德国佬这会儿像具尸体般的躺在上面，一脸惨白。折起来的西装上衣垫在他脑袋下，怕是永远白不回来了；螺旋桨般的黑领带软趴趴地瘫在他喉边，腰带拉了开来。
“你们的医生搞定了吗？”他问经理。穿黄边礼服的年轻女巨人在一旁握住他的手。
“一流的。”经理说。
“尤其是缝的功夫。”父亲说。母亲握住他的手。
“这旅馆好像不太‘温’明。”德国佬说。
“而且在荒郊‘耶’外，”皮肤黝黑如运动健将的女人说完，立刻一笑置之。“不过‘翻’正不是什么大伤，”她对我父母和经理说，“也用不‘招’多好的医生，我想。”
“只要不是犹太人‘纠’好。”德国佬说着大咳起来。这时弗洛伊德已经进了房间，但没人注意他；他正在跟不肯穿过针孔的线头奋斗。
“不‘挥’是犹太人啦！怎么可能。”黑女人笑道，“缅因哪‘油’犹太人！”接着她一眼望见弗洛伊德，显然没那么有把握了。
“Guten Abend； meine Dame und Herr（晚安，女士、先生），”弗洛伊德用德文说，“Was ist los（怎么回事）？”据父亲的描述，矮不隆咚、满脸瘢痕的弗洛伊德套在大黑礼服里，一看就让人觉得那身衣服是偷来的，而且不只偷一个人。甚至连他最显眼的工具都是黑的——一团黑线轴，抓在弗洛伊德向洗碗工借的灰橡皮手套里。洗衣间里找来最好的一根针，在弗洛伊德的小手里大得吓人，仿佛要拿来缝快艇的帆布。搞不好他真这么试过。
“你‘纠’是‘医生’？”德国佬问道，脸更白了，血也不流了。
“弗洛伊德医生兼教授正是本人。”弗洛伊德说着，凑过去盯着伤口瞧。
“弗洛伊德？”女人说。
“Ja。”弗洛伊德说。他端了一杯威士忌往伤口上倒，却洒进德国佬的眼睛。
“喔！”弗洛伊德说。
“我瞎了！我瞎了！”德国佬直叫。
“Nein，你倒是不瞎，”弗洛伊德说，“不过你实在应该把眼睛闭好。”他在伤口上又倒了一杯酒，然后就动手了。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14）
第二天早上，经理要求弗洛伊德先别带缅因州出来表演，等到德国人把他们要的一大堆补给品运上船离开再说。弗洛伊德不肯再扮医生，坚持要穿工作服修他的三七印第安，因此他跟德国佬再照面时就是这副打扮——在网球场望海的一边，并未刻意远离旅馆和运动场，只是谨慎地待在自己的一角。德国佬肿着一张包了绷带的大脸，小心翼翼往弗洛伊德走来，仿佛矮小的机车技工是昨晚那个“弗洛伊德医生兼教授”邪恶的孪生兄弟。
“Nein，就是他。”黑女人说，拖住德国佬的手臂。
“哟，犹太医生一大早在修什么呀？”德国佬问弗洛伊德。“这是我的嗜好。”弗洛伊德头也不抬地说。一旁帮弗洛伊德递工具的父亲——就像外科医生的助手——握四分之三寸螺丝起子的手不禁紧了一紧。
德国佬夫妇没看见熊。缅因州正在靠在网球场的围篱上搔痒——它背对着金属网眼，使劲地摩擦着，发出自己才懂的呻吟声，规律的节奏像是在自慰。母亲为了让它舒服点，把口罩拿掉了。
“从没看过这种‘拍’子的摩托车，”德国佬挑衅地对弗洛伊德说，“我看是破铜烂铁一堆嘛，ja？印‘低’安是什么东西，听都没听过。”
“你不妨自己骑看看。”弗洛伊德说，“怎样？”
德国女人不太确定这主意是好是坏——她自己不想试倒是可以确定——但德国佬却显然正中下怀。他走近摩托车摸摸油箱，从离合器电线一路摸到排挡杆的球状圆把，抓住车把用力一扭，感觉一股汽油从油箱顺着橡皮管——在一堆金属中，它就像个活生生的器官暴露在外——从油箱流进汽化器。他没问弗洛伊德，径自打开汽化器的安全阀，手指伸进去拨了拨，把沾到的汽油往座垫一抹。
“你不介意吧，‘医生’？”德国佬问弗洛伊德。
“不会，请便，”弗洛伊德说，“去兜个风。”
那就是1939年的夏天，父亲已经知道结局，却毫无插手的余地。“我阻止不了，”他总是说，“它就这么来了，像那场战争。”
母亲在网球场的围篱边看着德国佬跨上摩托车，心想最好给缅因州戴上口罩。但熊不耐烦起来，猛摇脑袋，搔得更厉害了。
“跟平常一样，踩一下就发动，ja？”德国佬问，“踩一下它就会走。”弗洛伊德说完立刻和父亲同时倒退几步，弄得德国女人也连忙跟进。
“去吧！”德国佬一脚踩下发动器。
随着引擎发出第一声，还没开始回转，缅因州立刻从网球场的围篱边站了起来，厚实的胸前刚毛直竖，瞪着草地中央要丢下它开走的三七印第安。就在德国佬换了挡，小心翼翼地打算越过草地开上旁边一条碎石路时，缅因州四肢并用发动了突击。它全速冲过草地中央，硬闯过一场网球双打——顿时拍子乱飞、球儿乱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