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集- 第37部分

“拜拜！”一个说。

脚步声响到前院去了，消失了。

老汉把嘴在炕沿上搓擦，终于弄掉了毛巾，又用牙齿撕开了手腕上的绳子，再解开脚腕上的绳索，拉亮电灯，给老伴拔了嘴里的烂布袜子，解开手脚，老伴几乎被折腾得半死了。

他搂住老伴，“呜”地一声哭了。

深更半夜的哭声，惊动四邻，邻家的男人女人闻声赶来，惊恐地听着善民老汉的叙说。本族的侄儿姚天喜气得脸色铁青，直抱怨堂伯太糊涂，你昨日一整天为啥不吭一声？人家前天晚上偷了兔，丢了钱，你倒好心肠等人家来取！天下哪有这样愚昧的善人！你昨日要是透一点风，我们几个小伙子就有了防备，非把狗日砸成肉……发了一通牢骚，就骑上车子出了门，奔派出所报案去了。

四

侄儿领着派出所的两位年轻警官到来时，天已微明。两位警官详细询问了经过，又拍了照片，又捡拾了几个蒙面人丢在地上的烟巴子，又带走了捆绑善民老汉和老伴的塑料纸绳儿，就告别了。

临走时，一位警官说：“大伯，你这人真是……不可思议！贼偷了你的兔，你反而等着贼来取他们丢下的钱！还怕贼不敢去派出所，因此就不交给我们。真是不可思议！像你老儿这样的善人……我还没见过哪！”

另一位警官站在旁边摇着头笑。

二儿子接到族里弟弟天喜打去的电话，早饭时间就急急忙忙从城里赶回乡下来，问清了遭窃的经过，也数落起父母来：“太糊涂了！糊涂的叫人无法理解！简直成了天方夜谭！而今社会发展到啥样的地步了，你还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下你看看，人心到底是不是肉长的？未必都是！你行善，他偏做恶……真是糊涂透顶！”

他在等待，等待派出所的警官来向他报信，贼娃子抓住了！可是等了五天，还不见音讯。老汉越等越烦，等不住了，也烦得躺不住了，一骨辘爬起来，一把撕了灶君的像，塞到灶堂里，又奔出里屋，捞起双刺镢头，把土地爷的坐像一镢头就挖了出来。他在嘟嘟嗓囔地骂：“你这个废物！恶人糟践我老汉的时光，你做球去了！我给你烧了一辈子香，你……”

善民老汉瞪着血丝斑驳的眼珠，抡着镢头，甩开老伴拉扯的手，捶砸着倒在地上的土地爷的泥坯身躯，口里骂着：“我不行善了！善人善行尽吃亏！我也做恶呀！我也学歪人的样儿呀！哪怕死了下地狱，活着再甭受恶气！”

老汉把土地爷砸得粉碎，扔了镢头，又奔进厦屋，从兔笼里抓出两只长毛白兔，走到院庭里，往砖石台阶上猛磕两下，活蹦乱跳的兔子顿时耷拉下脑袋，在地上蹬着后腿。

老伴惊慌地喊：“你疯了？”

老汉强硬地答：“我没疯！”

“今晌午吃兔肉！”善民老汉动手剥皮，双手已染得鲜血淋淋，“咱不能当兔子，当兔子太软绵了，我要吃兔，狼才吃兔。人都怕狼，我也学狼呀！”

“疯了疯了！”老伴又气又急，“我看你八成是疯了！”

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口，一位警官走进屋来，笑说：“姚大叔，听人说，你养兔不吃兔，也不杀生，今日倒开杀戒了！”

善民老汉头一甩：“我学手哩！”

警官要他上车，到派出所去一趟，却不说做什么。善民老汉洗了洗手，就上车走了。

走进一间房子，警官打着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可以抽烟，也可以喝茶，只是不要说话，说是让他等一等，所长一会儿要和他说话，现在需得等一等。

善民老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摸出烟袋来，一边吸烟，一边打量这间房子。房子很小，用一道黄布隔成两半，可以看见那一半的苇席顶棚。稍坐一阵儿，就见那边房子有人在说话，他听得十分真切。

“你说一遍，你俩老熊学兔子蹦吧！让哥儿们开开心！”

“你俩老熊学兔子蹦吧！让哥儿们……”

善民老汉还没听完，脑子里“嗡”地一响，呼地蹦了起来，手里攥着烟袋，骂了一句：“好个狗日的！”就一把拉开黄布帐子，奔到房子那边。

一位警官坐在椅子上，一个小伙站在房子中间。善民老汉走到小伙面前，死死盯着那小子的眼睛，白仁多而黑仁少，就是那个发号施令让他光屁股学兔子蹦的家伙！他一巴掌扇过去，那小子打个趔趄，又站直了。那位警官忙拉住他的胳膊，问：“大叔，口音听准了？”

“听准了！”

“模样子能辨认出来不？”

“我辨得出他的眼睛！白仁多黑仁少，狠毒的坏种全是这一号眼睛！”

善民老汉使劲挣脱警官拉他的手，却挣不脱，急得气喘吁吁，双脚跳弹……警官劝：“姚大叔，你只要把人认准，有法律收拾他，你可不能动手打！”说着便把他拉出门去，推上吉普车，送他回家。他问警官，这贼是哪里人？谁家老子就养下这样一个孽种？警官说，这贼是姚店村西边韩寨子的，他爸叫韩豆腐，磨了一辈子豆腐。善民老汉张大嘴巴，“噢噢”了半天，大为惊诧：“啊呀呀！韩豆腐跟我一样，也是顺民百姓，善得跟菩萨一般样儿，怎么养下这号东西？”警官笑着说：“他爸善良不等于儿子都善良，这问题嘛……复杂啰！”

他又问警官，另外三个贼抓住了吗？

警官告诉他，这一伙贼共有八个人，这次全抓起来了，只有一个外逃，正在追捕。

老汉大兴感叹：“那东西穿得也不错，脸上红堂堂的，不像是没钱花没饭吃喀！”

警官说：“根本不是！”

善民老汉不说话了，抽起旱烟，心里纳闷，吃得好又穿得阔，怎么还做贼抢人呢？并非是饥寒才生盗贼，并非是得温饱而能修礼义吧？

吉普车在秋天的原野上奔驰……

1987。2于白鹿园

蚕儿

蚕儿

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疙瘩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籽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

“六一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籽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叮……”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窜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

“哐”地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坐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籽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

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险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

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