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解决。下周上班后，我了解一下再说。”
“你歇息。”来人站起告辞了，“你在公社辛苦……”
他解开自己的黄帆布袋的结绳，把一盒点心放在桌子上。
“甭弄这号事！”侯志峰死死抓住他的手，要把点心盒盒塞进帆布袋里去，“这算做啥？”
“咱是亲戚，我头一次上门。”他说，“咱这儿的风俗，‘空手不进亲戚门’嘛……”
“留就留下。”妻子说，“又不是外人！”
侯志峰松了手，羞得把脸转到一边去。他的女人秀绒，文化不高，体魄壮健，常常显示出比他更能吃苦，挣得队里妇女们的头等工分，又养猪养鸡。就有一样不好，总是收留来人带着的东西，使他对她尊重爱怜的感情里，常常蒙上一层龋龊的阴影。眼窟窿太小咧！
送走客人，两口回到屋里，几乎同时愣住了：娃子一手拿着点心，一手攥着一把十元票子，扬得高高，给爸爸妈妈炫耀自己的发现：“点心盒里……”
“放下。”侯志峰明白了，脸色也变了。
“给我。”秀绒从儿子手里抓过钱，脸色也变了，压低声儿警告儿子，“出去甭胡说。耍去！”
儿子大约感到了这件事具有严重的神秘性儿，悄悄走出门去了。
“多少？”侯志峰问。
“一百。”秀绒答。
“给我。”
“做啥？”
“还给人家嘛！”
“跟得上。”她把钱装进内衣口袋，转身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我去借架车，赶天黑给猪圈拉两车土。你在屋歇着。”
他惶惶不安。这件意料不到的事，破坏了他回到家中的愉快情绪。他在屋里打转转，坐不住也躺不稳，听见街巷里有架车拉过的哐嘡声，他想到土壕里去，和妻子秀绒把话说透。
刚出门，碰见驼背二叔。二叔青筋突暴的胳膊上，挎着大笼，笼里装着整翻稻田时拾下的稻根和水草。
“峰，叔问你一句话。”二叔神秘的样子，“听说……要分地分牛？”
“唔，是实行责任制。”他淡淡地说，心里有点不安然，“咱信公社也准备实行哩！”
“你是懂政策的人。”二叔说，“这是真的？”
“真的。”他说着，心不在焉，“我要去……拉土。”似乎有一股愧对江东父老的隐情……
村子西边的黄土坡根，是整个村子居民取上的黄土壕。秀绒面对土崖，挥动着镢头，她进入中年以后，腰粗了，腿壮了，抡镢挖上的姿式像一个强悍的男人。
他走到土壕里，捞起铁锨，把秀绒挖下的黄土铲起来，装进架子车的木板车厢里。在这里，远离村庄，没有外人，也没有孩子，两口子啥话不能说呢！
“秀绒，那个钱……咱们不能收。”
她挖下一镢，吭哧一声。
“这是贿赂，违纪纪律，我会挨的！”
她又挖下一镢，吭哧一声，不搭话。
侯志峰想，应该给她讲她能听懂的道理：“你爱看戏，好多戏里头，都有个白脸白鼻的奸臣，贪官，遭人痛骂哩！”
她仍然头不转，手不停，继续挖着。
“我是党员，大小算个负责干部，不能自己往自个鼻脸上抹白。又是在本地工作……”
“哼！”秀绒终于停住挖土，转过身，手拄镢把，讥诮地说，“咱村玉玲的阿公，在西安百货公司当经理，你去人家屋看看，吃的啥？穿的啥？一米料子三毛钱，还不跟白拿一样。仙惠男人在县上工作，拉了一车木头，只花了一顿饭钱……你当得好大的官，吓死了！”
“各人是各人的事嘛！”他耐心地给女人解释，“社会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钱呢？应该还给人家。”
“迟了！”秀绒早有准备似地，“我交给出纳了。”
“你……”他急了，瞪起眼。
“欠队里的粮款，赶收麦交不齐，不给分口粮。”秀绒挪揄说，“你脸上搽红也好，抹白也好，我不管！我跟娃娃要吃粮，你挣三十九块五，好多的钱呀！你革命，你清官，你红脸忠臣——你羞你先人！”
“你——”侯志峰气的脸色煞白，把锨往地上一扎，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
“朝这儿扎！”她把胸脯一挺，“跟你过的这种烂穷日子，早够了！”
他狠狠地盯了一眼那张不顾一切的脸，厌恶地急转过身，甩掉铁锨，走出了土壕。
侯志峰没有吃饭就躺下睡了。一双儿女，早已响起匀称的出气声。秀绒坐在脚地小凳上纳鞋底，麻绳穿过布鞋鞋底的咝咝声，令人心烦。如果老婆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人，他将会把钱送还那位农民，轻轻儿批评他几句，也就完了。自己的家里绝不至于弄得这样气氛不协调。
秀绒息了灯，在他身边躺下来。
“你的心太窄，胆太小咧！”她爱怜地说，胸脯贴着他的臂膀，劳动过的粗糙的手掌抚着他的胸脯，给他宽心消气，“这事嘛，你给他娃把‘民办’问题解决了，他敢给人说吗？一个民办教员的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吗？本来没事的小事，你看得比天大！”
心窄吗？即使心怀宽阔到能容纳高山大河，也不能有一块角落藏污纳垢。侯副书记要是在公社党员干部会上，会这样深刻而生动地演讲的。现在，说着这种错话的，是他的老婆，一个农村妇女中的粘浆子，她才不管他是堂堂的人民公社党委的副书记呢！她敢碰撞他，她也爱抚他。急了，她敢开口骂他。他怎么办？他们经人介绍见面时，她怯生生坐在屋子的角落里，羞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村姑娘，生养了两个孩子，当了四口之家的家庭主妇，现在泼辣而蛮不讲理了！她一晌不缺地挣工分，一会儿不闲地忙里忙外，为一分钱和卖菜的人争呀吵呀，丢了一个鸡蛋在街巷叫骂……他给她讲了多少道理，她反倒越来越泼了，“农业社里兴时的是恶人！老好人尽受欺侮！”
唉唉，有什么办法呢！他把她压在自己胸脯上的粗壮的胳膊挪下来，哎嘘一声，作出决定，算了！不必再惹这位惹不起了……
窝窝囊囊地过完了星期天，周一清早，侯志峰出了家门，上班去了。他发觉，他的精神处于一种难以控制的敏感状态中。
“侯书记，起得早！”
“老侯，上班呀！”
……
和他打招呼的人中，有的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有的是临村的乡党。他是当地人，又是当地地方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干部，熟人老友总是以尊重的口气和他说话。他却不敢把眼光在那些热情的脸上久留，只是勉强地装出一副生硬的微笑，支应过去了。那些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贪馋地吞食人民的财富的家伙，居然能够心安理得地奢谈革命和道德，他佩服他们了，那也是一种本领，需要怎样的力量来保持自我的心理平衡呢？
走到公社机关门口，四方水泥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河口公社委员会的白底红漆大字的牌子，心里觉得更愧了。往常，出出进进，似乎不大留神，今天，那牌子上的红字显得特别显眼了。
初夏的清晨，微风吹动泡桐树的绿叶，公社小院里很静，好多门上挂着铁锁，他无疑是早到者。
办公室小乔把一卷夹着公文的卷宗放到桌上，笑笑就走了。
他打开卷宗，看看有什么急件需要立即办理。隔了一个星期日，又是这样厚一摞公文，人民公社包揽多少事情呀！
大清早，院子里就吵闹起来。两个农民，撕扯着走到他的门口，其中一个满脸血污。
“侯书记，你看，他把我打成……”满脸血污的社员在陈诉，“哎呀——”
“你甭给我赖账！”另一个更硬，“他把鼻血抹到脸上，装哩！”
问问原由，不过是分粮中有五斤差错，一场不大的官司。侯志峰说：“先到卫生院去擦洗了血，有伤包扎了，再来说话。”
两个社员出门以后，他又坐下来。五斤小麦，值不到一块钱，打得头破血流。一百块钱，白送来，偷偷夹在点心盒子里。一百块钱能买多少小麦呢？他将怎样出以公正之心去评判这个不大的经济纠纷呢？
卷宗里有一份通报，是县委发出的打印件，地处秦岭山区的岔子公社的一位副社长，参与了盗伐森林的活动，给开除党籍了。通报前面有县委加的按语，要求在各级党员会议上传达，以示警戒。党的纪律是无情的。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投机分子，迟早会被剔除出党的队伍……党委书记者严已经批阅过了，要他在全社党员会上讲读。他是分管党委组织和宣传工作的……
必须卸下这个精神负担！唯一挽回的办法，就是立即还清那一百块钱。既不能让老婆知道，也不要给组织说了。组织上倘若一宣传，却可能引起家庭的矛盾。家庭矛盾闹得他早已疲倦了。他不怕她，无非是他比她更顾及影响，想得更多些罢了。算了，只要自己良心上能过去就行了！
急急赶到汪水寨村口，侯志峰跳下自行车。他至今不知道妻子的妹妹家的门中叔叔的名字。民办教师是有目共睹的一个职业，他打问出来，民办教师的父亲叫汪生俊。
汪生俊正在院里的猪圈旁抛土垫圈，扔下锨，笑嘻嘻地让他坐到屋里。
“你所反映的问题，我负责去调查解决。”侯志峰坐下，把汪生俊硬塞到手里的纸烟接住，又搁在桌上，他不会抽烟，“问题是会得到合理解决的，你放心。”
“没掺得一点假，你尽管调查。”汪生俊说。
“这个——钱，”侯志峰从内衣口袋掏出十张十元票，放到桌子上，这是他刚刚借来的，“点点你的钱数。”
“这——唉！”汪生俊慌忙抓起钱，又塞回他的手里，连他的手一齐抓紧不放，“你这人——”
“放开手！”侯志峰生气了，恼怒了。他讨厌那张巴结的笑脸，即使他反映的问题属实，他也令他讨厌了！他给他的家庭平添了麻烦，害得他活活儿受了两天煎熬。“你再不听劝，我就把这钱交到县上去！”
汪生俊的手松了，起先是愣神，后是吃惊，随之就尴尬绝望了。
“我走了。”侯志峰站起身。
浑身轻松自如了，心儿又稳稳实实地落到实处，正常地有节奏地搏动着。他扬起头，走出汪水寨的村巷，行走在乡野间的黄土路上，高原上的初夏时节，梯田里卷迭着一层层绿浪，点缀着几株桃树和杏树的墨绿色的帐篷，落日前的一瞬，正呈现出一派绚烂的色彩。他踏着自行车，朝中心小学的方向驰去。
实在料想不到，汪生俊本人就是大队支书的近门哥哥，他的儿子原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凭借的就是支书哥哥的权力。他的儿子不仅没有体音美方面的特长，连一二年级学生也组织不到一起。他在十年动乱中读完小学和初中，严格地说，他本人现在应该坐到四年级教室里去重新学习。
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归还一百元欠款的债务了。
每月开资以后，他照例把二十元钱交给秀绒，由她去安排家庭的吃穿用度，留下十九元五角。要是每月节约出十块，需得十个月。要是咬咬牙，每月节约下十五元呢，七个月就做到了。公社的伙食是很便宜的，一周吃一次肉，平时一天花一毛钱菜金，他毫不踌躇地把每周一次的一顿肉食缩减了。
困难的是由他参加的会议太多了，每周几乎都要进一二次县城，路费是一个很难避免的开销。人下了狠心，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他在会前赶到县城，端直走进牛羊肉煮馍馆，站在只有一只拳头大的售票窗口前，递进五毛票儿，说：“要小份。”小份三毛，烧饼一毛五，四毛五分钱就可以饱餐一顿了。国家财经纪律给干部规定，在本县出差，凭发票每天补助四毛伙食费，他只需在销五分钱，这是早就预算好了的。
接过售票员从窗口塞出来的票卷儿，他不急走，在屁股后面拥挤着的买票者前头，仍然认真地说：
“给一张发票。”
他吃得很满意，然后走进县委礼堂坐下，取出笔记本，拧开水笔，把县委关于某项工作的安排意见详细记录下来。他不羡慕任何衣着上比他阔绰的同行，也不参与议论市场上新添了什么文明家俱和时装。他按自己三十九元五角的生活水准生活着。他坐在会场里的靠背连椅上，端端正正，既不傲慢，也不畏缩。工资收入低微，穿着袖肘上和屁股上都纳着补丁的中年的党的工作者，精神上并不比任何在坐的同志低下或空虚，收入的多少，吃穿的优劣，并不决定人存在的价值。
他的水笔在日记本的细格上移动，记录着县委领导的指示，什么还帐借债的事，早已逃匿的无影无踪啰。
春去秋来，他已经攒下七十多元钱了，恰好上级给公社干部增加了一项下乡补助费，办公室小乔一次给他送来三十块，说是累计前半年的总数。他喜出望外，立即凑够一百元，一举还清了债务。窝在心里的那一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