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急得在树下团团转，跳一跳，够不着树枝，她拣起一块石头，朝他打去。他一伸手，却从空里把石头抓住了，开心地笑起来。
“你坏！”
“我坏。”
她又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
他笑着说：“甭打了，我拉你上来吧！你自己从树上摘下一颗绿杏儿才好吃哪！”
她扔掉石头，扬起双手。
他一只手抓着树枝，一只手伸下来抓住她的手，她就被提起来，真不知他有多大劲儿啊！她被提起，吊在空中，却不动了，吊得她的胳膊好疼。她乞求地说：“快呀！我的胳膊要断了！”
“叫声哥哥！”他在树上说。
“你——”
“叫吧——叫一声，我就有劲拉你了。”
“哥……”
她一句未出口，自己心里先轰然发热了，眼花了。她在迷昏中被他拉上树权，脚下直打晃，从来也没有爬过树呀！她的脸上燥热难忍，脚下又不稳当，不由得搂住他的肩膀，用一只拳头在他身上砸着。他也张开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一任她打他砸他，发狂似地喊：“啊呀！我即使从树上栽下去摔死，也不遗憾，有人叫我哥哥了！噢哟！我要狂了……”
她坐在树杈上，羞得想哭了：“你……欺负我！”
“我叫你……”他笑着，颤着声，“姐……”
她一扑抱住他，头枕在他的胸脯上，再也说不出话了。
他把一颗杏儿悄悄塞到她手里。
幽暗的光线里，她看看那颗杏儿，绿莹莹的皮儿上，似乎有一层毛茸茸的细绒。她咬了一口，酸得她不由地挤眯了眼睛，合不上嘴巴，牙齿也不敢再咬了，却又舍不得吐掉，那酸味里有一种无可企及的香味的诱惑。
“啊呀！真酸！”
“酸才有味儿。”
“熟了是甜的。”
“熟了倒没绿着时有味。”他说，“成熟了的杏儿，把儿松了，风一吹就落地了，风不吹也要落掉了。成熟是胜利，也是悲哀。”
“谬论！”
“真理！”
她和他争执起来。其实，她早佩服了他无意间说出的话，却故意和他争执，企图引出他的更富于诗意的话来。
他却早不计较自己说过的话是谬论还是真理了。是谬论，她也不会揭发批判；是真理，也不会被谁重视到写进哲学词典，没有任何意义，随口胡诌罢了。他对她说：“我提议——”
她抿着嘴等待着，他要说什么呢？
“看着——”他指着吊在头顶的一嘟噜绿杏儿，说，“最下边这颗，你从那边咬，我从这边咬，看谁咬过谁吧！”
“坏点子真多！”她歪一下头。
“有趣儿！你试试。”他怂恿她，“小时候，我们在山坡上割草，三四个伙伴争着咬一颗杏儿，看谁咬得准……”
她咯咯咯笑着，和他同时站起，用嘴巴去吞咬那颗毛茸茸的绿杏儿。树枝晃着，杏子晃着，谁也咬不着。她开心地笑起来，他也哈哈笑着。
她没咬住绿杏儿，却碰到了他的嘴唇，一刹那间，那双强悍的胳膊搂住了她的肩膀，她也伸出了双手……俩人跌到树下去了。她和他全忘记了是站在树上。
跌下去了，俩人跌落在草地上还搂在一起。
绿叶如盖的杏树下，绵软软的草地上，她和他依偎在一起，感觉到了他嘴唇上的绿杏儿的酸味儿……
她招工回城了。一年多时间里，母亲给她介绍了七八个对象，她一律拒绝结识。母亲终于打听到她在下乡时交下一个男朋友，经过几次劝解，不得结果，父亲终于出面了。
“我们应该尊重莉莉的自主权。”父亲说，“但总得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了解一下情况嘛！”
母亲憋气地斜眼瞅着她，到底憋不住了：“说呀！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个农民。”她说，“你明明知道，还要问！”
“农民又怎么样呢？”父亲严肃地反问，“农民是我们国家的根基。我不反对你嫁给一个农民。”
母亲朝父亲撇着嘴角。
她一愣，瞧一眼爸爸，又低下头，看来只有母亲一个投反对票了，父亲毕竟是领导干部。
“爸爸自小就是农民，放羊的农民。”爸爸颇为动情，“解放后进了城，陕北家乡的农民来到咱家，我总是当上宾招待。我们怎能忘记农民父老！”
这是真的，姜莉多少次亲眼看见过父亲和陕北乡亲在家里畅饮畅谈的场面呀！
“问题不在他是不是农民。”父亲说，“干部，军人，医生，无论干什么的，主要要看这个人如何。你说说，你喜欢的那位青年农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倒慌了神儿。是啊，她和他在一个村子里生活过三四年了，只觉得喜欢他，一天不见他就心烧神乱，却从来没有来得及想过他有什么优点，缺点。他是个什么样儿的人呢？她也说不清白。
“他家啥成份？”母亲急了。
“贫农。”她说。
“是党员不是？”
“不是。”
“那么总该是个团员吧？”
“也……不是。”
“你看看！连个团都入不上，肯定是个落后分子。”母亲很得意，“你怎么能与这号人拉扯呢？”
“他写过申请，团支部老是怀疑他。”她说，“怀疑他想里通外国。”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呢？”父亲问。
“他喜欢研究国际关系。”她似乎才找到了话题，可以谈他的独特长处了，“甭看他是个农村青年，才二十出头，他到处搜集资料，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以及民族风俗都研究了……”
“他研究这些干什么呢？”父亲惊奇了。
“他说他将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准备出任驻国外的外交官。”她说，“他正偷偷跟一个中学老师学英语……”
母亲早已忍俊不禁，大笑起来，胖胖的身体笑得颤抖着，掏出手帕擦眼泪。她不能忍受母亲的轻蔑的笑声，看看父亲，父亲冷漠地扭过头去，她看不清他的脸，就急忙解释说：“他对非洲最有兴趣，如果能出任到非洲某个国家，他将来要写一部研究黑人的书……”
“神经病！”母亲挥着胳膊，没有耐心再听下去，“绝对是个神经病！”
“什么‘神经病’！”她顶了妈妈一句，“我觉得他……”
“起码可以看出他不成熟。”爸爸的语气虽不严厉，却是肯定无疑的，“莉莉，甭计较你妈妈的话，她说得不准确。我看呢？咱们既不嫌弃他是农民，也不要想高攀未来的大使。我觉得关键是他不成熟，二十几岁的人了，有点想入非非吧？我想看见你找一个更稳当更成熟的对象。”
“我只是说他的兴趣和爱好。我压根儿也没指望他当什么外交人员。”莉莉说，“我就是要跟他这个纯粹的农民。”
“你呀……你也更不成熟。”父亲站起来，摇摇头，走出门去了。
随后……她听从了父亲的指导，与父亲的战友介绍来的一个青年结识了，这就是她现在的孩子的爸爸。
他是个医生，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给她做饭，洗衣，做一切家务中的琐屑的事，从来不厌其烦，而且根本无需她开口。他从来也没有和她争论过什么问题，更谈不到吵架拌嘴了。即使她偶然火了，他即刻就默然了，过一会儿又来嘘寒问暖。他从来也不说长道短，出门上班，进门做饭，他从来也不谈及医院里的任何是非，更不会像那个不成熟的乡村青年张口东南亚时局，闭口非洲大陆的干旱问题。她和他组成的这个小家庭，经济富裕，关系平静和谐，却也有点寂寞，甚至乏味。她从来也没有过欣喜若狂的一阵儿，也没有过心儿震颤的一刻，杏树上的那种疯狂的追逐和如痴如醉的依恋，再也没有重现过。近年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她发觉自己也变化了，变得既不会任性，也不会撒娇了，甚至说话也细声慢气的了……她也成熟了？
他说过，杏子成熟了，把儿也就松了，风一吹就落下来了，风不吹也要落下来。倒是那未成熟的毛茸茸的酸杏儿，那酸得使人不敢合牙而又不忍吐掉的味儿啊！留在心中，永难忘怀，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嘴角就会有酸水泌出来。
他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头一年，就考进了国际关系学院，而今确实做着驻某国大使馆的秘书工作。妈妈卑视为“绝对的神经病”人，现在正在重要的岗位上，为祖国服务。她既没有心思和妈妈赌什么输赢，也不是遗憾自己丢掉了这样一个体面的丈夫。她现在更多地想着的，是父亲所谓的神秘的成熟的含义。
她刚才在电视里看见他在舷梯上回过头来的一笑，笑得自负，笑得顽皮，还是那一股火辣辣的进攻的精神，却依然看不出任何成熟的标志。
他大约永远都是个不会成熟的人？
她却成熟了，不可挽回地成熟了！
丈夫心平气和地走过来，坐下了。儿子也完成了作业，在小竹椅上坐下了，晚上有电视连续剧《陈真》，爷儿俩最快活的时间到来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端起茶杯，准备去备课。当她坐在桌前案头的时候，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思维来，眼前总有那么一嘟噜毛茸茸的酸杏儿……
1985。5草成
11。小改于西安
夜之随想曲
夜之随想曲
我陪他坐在小河边。
新月初上，沙滩上洒着一层迷蒙的月光。一条条柔软的柳枝从头顶上垂吊下来，悠悠摆动，拂抚着我和他的脸和赤裸的肩膀。
“空气多好啊！”他用手撩着水，撩起的水珠落进河水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般的声音。他扬起头，深深呼出一口气，陶醉了的声音里流露出毫不隐讳的妒羡心情，“在享受清新的空气财富方面，乡下人比城里人富有得多了！”
我很自豪。我生活在乡下，总愿意听到别人赞美乡村，尤其是城里人对乡村的赞誉之辞，总使我听来很有一种自豪的滋味。
“这水多好啊！”他像一位诗人，赞美了空气、又赞美河水、赞美月色，激动得声音发颤了，“月亮，迷迷蒙蒙的河川，太好了！”
尽管这一切我已司空见惯，此刻心里受到他的感染，愈加自豪了——我们的乡村！
“呃！”他感叹着，遗憾地摇摇花白的头，“我那小孙女，长到八岁了，没有见过河水，没有摸过沙子。每到星期日，总要我领他去公园，那些假山假湖，她一进去，就没命地跑啊蹦啊！我看着真难受！被人踏得光溜溜的假山，沤得发黑的一潭臭水……哪有这大自然的河水的美景呢？我的孙女要是到这沙滩里来，该乐死了哩！”
“那你把孙女领来呀！让孩子在乡下玩玩多好！”我热烈地邀请。
“我前日来时，孙女就要跟我来，我也想带她。”他说，“她奶奶给整好了衣服，她妈妈给装好了吃食，奶粉、白糖、蛋糕、巧克力，嗬呀，装下一大包，真够我背的。结果呢？我引着孙女要下楼了，她妈妈突然说，要是孩子病了可怎么办？乡村人没有讲卫生习惯，孩子是很难适应的。我下乡来头一个星期，就闹肚子，我也就……”
想让孩子到乡下来吸收新鲜空气，却惧怕乡下卫生条件差而闹病，这个矛盾无法统一。我嗯了一声，相邀的热情顿然冷却了。
“孩子抵抗力差呀！”他解释说。
我点点头，这是对的。
“城里的孩子真可怜！”他敲着膝头，叹惋的口气，“吃不上任何新鲜的东西。牛奶呢？订不上，奶粉呢？加工过了，哪有鲜奶好嘛！苹果糠了！西红柿烂了！连面粉也是囤积了多年的小麦磨下的陈货！我在房东家里，看见女当家每天早晚给孙子挤羊奶，多新鲜！西红柿从地里摘下来就吃，维生素一点也不损失……我不由得想到我的那个小孙女，真可怜！啥好东西也吃不上……”
我想点头搭讪一下，却仅仅是一种心里念头。脖颈竟然不听支配，没有点一下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我和他住在一个叫做前庄的村子里，对农民搞路线教育，他是组长，我是组员。半个多月的相处，我大体得知，他是地区的一位中层领导干部，“四八式”干部，“文革”中结合得很早。他下乡抓点来了。住在我们公社。我有幸陪他住在前村，原是以为荣幸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直接接触的最大的一位领导。我的三十九元的工资，只抵得他的工资的零头的一半。想想吧，他要比我的资格高出多远！
我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农民老婆，双亲虽然健在，都是生产队的半劳。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工值是四角，我从来也不敢用三十九元工资去孝敬父母，孩子更不在经济许可之内了。我想尽了一切可能节约的途径省下每一个镍币，再到渭北的富裕地区去买包谷。我们队里的粮食总是欠缺，我能保证一家老少填饱肚子，就自以为是最大的尊老爱幼了。
他——我的组长，现在在美妙的夏夜的大自然的怀抱里，为他的小孙女不能呼吸新鲜空气，不能尝新鲜水果，不能喝到鲜奶而深深惋惜。我顿然悟出一条人生的哲理：人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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