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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自己也安静地躺在床上。多少年来，他从没体会到如此的平静。他很奇怪，那些积压在心头的怒气都一下子荡然无存，留在他身上的，是这个年轻姑娘的柔情蜜意。
慢慢地，睡意开始袭来，但他仍在琢磨着他在卢尔德，在这张床上的目的，现实，重要的现实又慢慢浮现在眼前。
从眼前柔情蜜意的爱抚中重新回到现实，哪怕是极其短暂的现实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他躺在这张床上，又回想起他的深仇大恨和来此地的目的时，感到十分为难。但他童年和少年在巴斯克度过的岁月，他父亲的被杀、以及那些奴役他的恶棍的画像，又一幅幅地呈现在眼前，重新激起他的义愤，唤起他的仇恨。
想到睡在他身旁的这个可爱的姑娘，他感到有些后悔。他正感觉到的一切同他对她的情意显得格格不入。她，亲爱的人儿，是个对那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深信不疑的人，她狂热虔诚地相信她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的能力。而他，也许应该，同某些叛变行为妥协，而重新陷入某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中。为了解放他的同胞，他必须摧毁这个欺哄他同胞的骗局。但是这次摧毁行动，也会永远摧毁纳塔尔的希望，把她的爱情扼杀殆尽。
然而，他心里明白，此事势在必行。他必须忍受这巨大的损失，甚至对伟大的爱情自己也要负下难偿的情债。
啊，纳塔尔，纳塔尔。当一切完了，我取得成功后，请务必予以理解。
但是，他知道，她对此永远不会理解的。
与此同时，他突然想到，他必须偷偷摸摸地背着人干，因而也许永远干不成。到处都有警察，也许到第八天结束时警戒都不会放松。
假如找不到机会把炸药弄进山洞，那又怎能炸毁它呢？
墓地，他有了一个念头，顿感柳暗花明起来。他想到一个办法，一个明天他可以付诸实施的办法。此法假若奏效，他就有可能成功，一举永远地将这圣母玛利亚赶跑。
第18节
上午八点五十分，卢尔德教会新闻发布局的米歇尔·德玛里奥特步履轻捷地走过山洞前的玫瑰广场，来到了卢尔德医疗中心。紧随其后的是这座城市的最新客人，保罗·克莱因伯格博士和他可靠得力的助手，护士埃丝特·莱文森。
这是克莱因伯格博士第一次亲眼目睹卢尔德这座城市在白天的景象。尽管到处都是宗教题材的雕塑石刻，以及沿途众多的坐在轮椅上和躺在担架上的重病患者，又加上他对这个宗教圣地不无担忧之心情，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不管叫什么名字的游行场地，在夏日阳光下，依然呈现出一派安详的气氛。
在昨天晚些时候，克莱因伯格博士和他的助手乘坐国内航空公司的最后一班飞机，从巴黎飞抵卢尔德。当他们在卢尔德机场走下飞机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新闻发布局的这位女士，驾着她的轿车正在机场等候。在从机场到他们下榻旅馆的短短路途上，克莱因伯格博士由于是从他在巴黎的办公室直接去了奥里机场，又直接飞到了这个位于比利牛斯山脉脚下的乡村城镇，早已是精疲力竭，根本无心再透过车窗观看卢尔德沿途的风光。位于格罗特大街的阿斯托里亚旅馆，早已为他们预定了两间普通单人问。他首先和在纳维尔的妻子爱丽丝通了电话，告诉她和孩子们他已经平安抵达以及让他妻子记下了他要去的地方的电话号码，然后，他立刻上床倒头便睡，一睡就是几个小时，中间没有醒过一次。
此刻，他们走在路上，克莱因伯格注意到他的助手是多么的冷峻孤傲。他非常地了解她。他知道由于她的德国父母都惨死在纳粹毒气室和焚烧炉中，使她成为一个孤儿。所以，她对一切形式的盲动和狂热都极度不安。克莱因伯格在这种环境下倒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因为他的父亲远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从维也纳迁往了巴黎，成为了法国公民。他本人在法国出生，尽管在法国少数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反犹主义思想，克莱因伯格仍感到他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他对卢尔德这个天主教圣地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是他对法国文化的知识却非常渊博，颇有造诣。他曾从报纸和杂志上一次又一次地读到了有关伯纳德特和圣母显灵以及有关山洞的介绍，而且对卢尔德奇迹般地治愈病重患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克莱因伯格对卢尔德这个圣地的了解，除了零星地读了一些报道外，还来自他曾潜心阅读过的有关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的三本书——一本是有关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本人的，另两本是他撰写的——有关他在1903年作为医学专家访问卢尔德时的情况。克莱因伯格应邀加入了卢尔德国际医学鉴定委员会，这是专门为身患骨癌的伊迪丝·穆尔太太奇迹般康复之事再次鉴定而在巴黎组建的医学委员会。他是在应邀加入之后，才阅读的有关卡雷尔的这三本书。
克莱因伯格表示无法参加这个委员会，因为他早已决定去伦敦出席一个医学会议。但当他一返回巴黎，卢尔德的有关人士便与他联系。卢尔德国际医学委员会的成员倾向于对穆尔太太获得奇迹般康复一事予以肯定，然而，他们需要得到一位骨癌方面的专家认可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克莱因伯格是法国两名最负盛名的恶性肿瘤治疗专家之一。另外一位是克莱因伯格博士所敬仰的莫里斯·杜瓦尔博士。因杜瓦尔博士一直忙于实验研究，无法抽身前来协助。所以，尽管克莱因伯格博士从不愿卷入与宗教有牵连的任何事务，但是还是被卷了进来，成为最后的裁决者。不过，得知亚历克西斯·卡雷尔也曾经到卢尔德调查过此事，他因此对这事便产生了另外的想法。当他还是巴黎大学柯琴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时，就对卡雷尔博士的论着和经历推崇备至。克莱因伯格还记得这位医学专家对卢尔德之事是多么豁达开明，而且在那里还耗费了他许多时问。当他又重新读了卡雷尔博士的书后，更证实了自己在学生时代的看法。确实，伟大的卡雷尔一直严肃认真地对待卢尔德一事。
正因为如此，保罗·克莱因伯格才同意接受卢尔德国际医学委员会的邀请，趋身前往卢尔德，对那位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康复、名叫伊迪丝·穆尔的妇人做出鉴定。
“到了。”这时他听到米歇尔·德玛里奥特小姐说。
他们现在这是到了何地？克莱因伯格停下了脚步，四周打量了一下，自己确定了一下方位。他们正站在玫瑰广场另一面的街沿上，一幢由大石条堆砌而成的宏伟庄严的建筑物的正门前面。正门上方，一个蓝色牌子上写着几个字样：医疗中心/秘书处。
“我领你们进去，”新闻局的这位女士说，“我先给你们介绍医疗中心主任，贝里耶博士，然后，你们再同他谈一谈，”
克莱因伯格和埃丝特跟随着德玛里奥特小姐走了进去，来到了一个宽敞明亮的接待大厅，在大厅的右边有两个门。德玛里奥特小姐朝第二个门努了努嘴，“我先去告诉贝里耶博士的秘书，说你们已经来了。”
说完这位新闻局的小姐就走进了那间办公室，克莱因伯格和埃丝特便耐心等待着。接待大厅的四壁上都装饰着类似医学博物馆里的艺术作品，埃丝特快速扫了一眼这些作品后，便急忙坐在沙发的一个角上，紧闭着嘴唇，低垂着目光，离开这些画像远远的。然而克莱因伯格却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开始围绕着大厅，仔细审视着每一幅画像。
在最近的墙上挂着一个加框的大玻璃柜，柜子顶部刻有德·鲁德尔的名字。走近一点看，玻璃柜的两根男人腿骨的铜塑件清晰可见。一根是胫骨严重断裂的塑像，另一根是完全愈合后的塑像。克莱因伯格看着说明：皮尔·德·鲁德尔，比利时人，1867年从树上跌下，左下腿胫骨折裂，折裂点裂缝最宽达三毫米，诊断结论为无法愈合。德·鲁德尔八年来一直瘸腿，直到后来到卢尔德山洞观看圣母显灵回到比利时后，便很快奇迹般地康复，胫骨折裂处完全愈合。23年后，当他去世后，三名医师对他进行了尸检，发现三毫米宽的裂缝完全闭合。“骨痂长势良好，尽管骨上仍有一条断裂线，但是未有任何缩短的迹象。”德·鲁德尔在1908年被正式宣布为卢尔德的第八例奇迹康复者。
克莱因伯格吸了一下鼻子，无意中瞥见镜框中反射出来的自己对此事的反应，发现自己的反应是吃惊大于怀疑。
由于他们的陪同还未重新出现，克莱因伯格继续围着大厅慢慢溜达，仔细观察欣赏着三面墙上挂着的那些加框照片。照片大多数是那些身患绝症来卢尔德寻医求救后获得正式承认的奇迹康复病例的正式记录。最早的一例可追溯到1858年，最后一例是一张墨尔格·波伦的加框照片。由于“大脑血液循环出现了问题，波伦半身偏瘫，双眼视力损伤。”1970年，波伦41岁时，奇迹般完全康复，并于1978年得到正式确认。克莱因伯格知道，从那以后，又出现了更多的康复病例，但是也许是卢尔德医疗中心没有时间一一加以统计罢了。
克莱因伯格这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转过身去。
新闻局的那位小姐正向他走来。“克莱因伯格博士，要稍晚一点贝里耶博士才能同您见面。我刚刚与他通了电话，他说他正在开会，但他保证10…15分钟后一定会到这儿，请您多原谅。”
“没关系。”克莱因伯格说。
“也许您可以先到他私人办公室去等候？我想先带埃丝特小姐到X光室，等你谈完话后可到那儿去找她。那时咱们再分手。”
“谢谢您，德玛里奥特小姐。”
他同意让她领他到贝里耶博士的办公室，看着她离开后，办公室里就剩下了他一人，他放下治疗包，又一次耐心地等待。令他吃惊的是贝里耶博士的办公室又小又简陋，不超过八英尺见方，中间放有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还有两把供客人使用的椅子，除此之外便是塞得满满的书柜。所有的陈设干净整齐，没有一丝脏乱，克莱因伯格注意到这里还有一面镜子，他便走上前站在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衣着是否得体：棕色的头发向后梳着，凹陷的双颊使得微微带钩的小鼻子特别引人注目，双眼睑已经开始松弛发泡。他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还好的是他的下颚还未完全松弛，还是壮年人的单下巴。于是他又理了理领带，挺了挺胸，发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精神了。
他找了把椅子坐下，耐心等待着主人的姗姗来迟。他意识到，刚才在外面的那种悠闲自得的心情已经消失。接待大厅中的那些艺术作品使他心绪不安，这些所谓的奇迹是如此的荒谬愚昧，与他的个性是格格不入的。他不明白像亚历克西斯这样的学者到底是怎样对待此事的。
卡雷尔博士由于屈尊来到这个宣称出现奇迹的宗教中心，并声称亲眼目睹了奇迹发生，曾受到科学界同僚的猛烈抨击。卡雷尔的同事——那些当他还是里昂大学医学院院士时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全都起来反对他，反对他轻信卢尔德奇迹，反对他对正在卢尔德发生的无法做出解释的所谓康复一事给予过于正式的关心。卡雷尔的这些同事还指责他是一个“容易上当的虔诚教徒”。
卡雷尔博士曾在新闻发布会上为自己对所谓奇迹一事的兴趣进行过辩解。“这些令人惊讶的现象虽然同宗教有关，但更具有生物学意义。因此，我认为，任何攻击卢尔德奇迹一事的企图都是不公平的，是妄图阻挡医学研究在其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内取得的进展。”
确实，许多年以后再重新读这些辩解，克莱因伯格能看得出，卡雷尔本人对卢尔德的奇迹也没有完全肯定，为此甚至招致了教会的愤怒。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卡雷尔对卢尔德医疗中心有些龃龉：“检查台上放着念珠，却没有任何的医疗器械”。卡雷尔还对贝里耶博士的前任、曾著书立说大谈其对卢尔德康复进行医学研究的波沙尔甲博士表现出了同样的不满：“他写那些书，好像他是一位牧师，而不是外科医生”。卡雷尔又悲叹道：“他已经完全沉溺于虔诚的冥想中，而不是科学地去观察。他完全回避了有力的分析和精确的推论。”
不过，一位名叫玛丽·巴伊利的法国女孩的突然——奇迹？——康复，使他迅速打消了全部疑虑。他曾当着科学界的同僚，竭力为他所目睹的事进行过辩解：“我们将不讨论信仰问题，虽然这有可能冒犯教徒或非教徒，我们要说的是不管伯纳德特是否患有癔病狂想症，或者仅只是个完全杜撰的神奇姑娘，或还是个疯女人——这些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事实。事实可以用科学调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