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岬娜宋镉牖疃５牵」苋绱耍∷刀远琳呃斫舛甏木芍泄┐寤故怯邪镏摹＜偃艚夥藕笪倚薷摹冻ひ埂返拇蛩隳芄皇迪郑虼耸橛锌赡鼙涞媚谌荽蟠蠓岣唬适虏ɡ阶忱媸敌跃突岜淞恕�
四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曾有一个反映河南农村变化历史的“三部曲”创作计划：第一部定名为《黄昏》，写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农村迅速崩溃的过程，像风俗画那样写出我的家乡农村生活的变化历史。第二部就是《长夜》，写农村崩溃后农民离开土地，没有生计，不当兵就拉了杆子，而我写的是一支杆子的活动情况。第三部定名为《黎明》，写北伐军进入河南，新旧军阀在河南南阳地区的角逐，农村各种力量的大动荡，大分化，而一部分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如何开始到农民中传布革命火种。由于《长夜》带有自传性质，最容易写，所以我先从《长夜》动笔。但是缺点也在自传性质上，局限了我，不曾写出来那个时代的较广阔的社会生活。
我是一个富于空想、志大才疏的人，这弱点使我一生吃了大亏，在文学创作上不能有多的成就。关于故乡的题材，我还计划以别廷芳这个人物为主人公，以彭锡田为主要配角，写一部长篇小说，定名为《小独裁者》。一九四八年我住在上海郊区，除为《李自成》准备资料外，将《小独裁者》写了大约将近十万字，后来自己不满意，将稿子烧了。一九五一年秋天我由上海回到河南，私怀目的之一是完成《黄昏》、《黎明》的写作宿愿，并将《长夜》改写。但是历史条件变了，宿愿只能任其幻灭。当时领导同志片面地强调写普及作品，认为只有写短小的普及作品如演唱材料才是群众所需要的，时代所需要的，同时经常号召大家都为中心工作而写作，如歌颂农闲积肥等事都成为文学艺术界进行创作的中心任务，不肯写就是不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思想严重。有一位在当时河南文艺界较有威信的领导同志经常批评我不肯写“雪里送炭”的作品，只考虑写大作品，为自己在历史上树碑立传。他的出发点是“爱护我”，所以口气中总带着许多惋惜。因为我“固步自封”，不听忠告，所以口气中也不免有挖苦意味。
我观察了一些文学史上的情况，也反省了自己没有出息的原因，总结出一个简单的认识：一个较有成就的好作家，必须具有进步的思想（就他所处的时代说）；必须关心现实，充满正义感，而又能在困难条件下敢不盲目地追随流俗，人云亦云；必须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对生活的知识愈深广愈好，不应局限于一点，名曰深入生活，实际是孤陋寡闻；必须在写作上不断提高，精益求精，到死方休；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读书，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以上几点，互相关联，相辅相成。我的这点意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决不能公开说出的。五六年到五七年我仅仅流露了一两点类似意见，都“理所当然”地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言论批判，而且终不免被错划为“极右分子”。
一九五三年夏，中南作协分会成立，我被调到中南作协。极左思潮、教条主义、将文艺和政治关系简单化和文艺领导的武断作风，井下两样。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流行病。我前边所提到的那位老朋友同时调到中南，依然担任主要的领导工作。他依然经常批评我不愿意为工农兵写短小作品，还提醒我：“你要知道，写短小的通俗作品也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对于我的文章风格，这位领导朋友也当众向我提出忠告：“目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时代的文艺风格是粗狂。雪垠的毛病是文笔太细，不符合时代要求。不改变这种风格，很难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人物的精神面貌。”我每闻以上各种高论，都是顽固地付之一笑，但望通过我的创作实践来回答这位朋友兼领导的关怀和批评。
亲爱的读者，请想一想，在上述历史气氛和生活环境中，我要实现与现代河南农村生活“三部曲”的宿愿当然只好付之东流。多么可惜！
五
现在我将话头转回到《长夜》这部小说上，谈一谈它和《李自成》的特殊关系。
首先是我运用河南人民语言的问题。我在外地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我熟悉的地方还是故乡。在别处我有过生活，但没有在土壤中扎根。大概世界上多数作家都如此，他们喜欢写他们的故乡，常常利用他们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进行创作。河南的土地和人民哺育过我的童年和少年，在青年时代我又在河南留下了活动的足迹。我熟悉河南的历史、生活、风俗、人情、地理环境、人民的语言。提到河南的群众口语，那真是生动、朴素、丰富多彩。在三十年代，我曾经打算编一部《中原语汇》，如今还保存着许多写在纸片上的资料。我对河南大众口语热情赞赏，而它也提高我对于语言艺术的修养。关于我同河南大众口语的血肉关系，已经反映在我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长夜》和《李自成》等作品中。这情况你们都清楚，我不用多说了。如果我丢掉了故乡的人民口语，我在文学创作上将很难发挥力量。
两年来我看见了不少分析和评论《李自成》第一、二卷的文章，但是关于《李自成》的语言问题，尚缺乏写得比较深入的论文。《长夜》的重新出版，将会提供一点有用的参考材料。读过《李自成》再读读《长夜》，可以看出来我在运用河南大众语方面一脉相承，也可以看出来在语言的美学追求上一脉相承。土匪黑话是特殊语言。《李自成》第一卷中所用的那些黑话，都见于《长夜》。黑话之外的特殊语言，例如《李自成》第一卷中写高夫人率领小股骑兵佯攻灵宝，有一义兵用顺口溜形式“自报家门”那段话，也可以在《长夜》中看见原形。当然，《李自成》在语言的运用上，色彩丰富得多，除以朴素的大众口语为基础外，还有士大夫的语言、江湖语言、诗、词、古文、骈文等等。
其次是《长夜》中所写的生活同我写《李自成》有一定关系。我写《李自成》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资料，这是每一个读者的心中都清楚的。但是，许多读者不清楚我有《长夜》的生活经历，对《李自成》中所写的一部分生活不是靠书本，而是靠我自己有感性知识。当然，我的感性知识不限于《长夜》中所写到的，许多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河南家乡所耳闻目睹的生活片断都成了有用的素材。由于《长夜》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从少年到青年时代所知道的许多关于土匪生活的知识都没有写进去。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然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在我写《李自成》时，取自《长夜》中的生活经历不少，另外又用《长夜》以外的生活作补充。
你读完《李自成》之后，倘若你再读读《长夜》，就会看出来《李自成》中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可以在《长夜》中找到影子或原形。当然在《李自成》中是经过重新加工，重新给予艺术生命，而不是重复，照抄。你们将两书可以对读，自会清楚，请恕我节约笔墨，不必自己指出来具体例证。
现在我顺便谈谈《李自成》第一、二卷中所写的杆子问题。
李水沫杆子的活动地方是在唐河和泌阳两县境内，这两县和我的家乡邓县都是属于南阳府。南阳府和商州地方虽不同省，却是相邻，所以风俗、习惯、口语等方而相同者多。有一位陕西读者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后给我来信说，他解放后在商州地区工作几年，没听说商州有杆子。很遗憾，我实在太忙，没有给他回信。他是解放后到了商州地方，当然没有听说杆子。所谓“贼”，结成几十人或上百人大股者叫做杆子；数人或十数人结伙，夜聚明散，不算杆子，在《长夜》中叫做“霸爷”，在我的家乡叫做贼毛子或二道毛子。南阳地区和商州地区在清末有“刀客”，到民国年间快枪日渐普遍，“刀客”一词被淘汰。杆子衰于红枪会兴起之后。红枪会后来又被民团所代替。民团兴起于三十年代之初，后来每县自设司令或总指挥，又发展为割据数县，由一总指挥或总司令统一指挥，成了更大的土皇帝。他们用严刑重法，动辄杀戮，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同时强化保甲组织，使土匪失去了活动余地，盗窃无处藏身。在这种统治下，农民虽受着残酷剥削，却有种田的机会，所以到三十年代初期，杆子衰落，渐渐绝迹了。抗日战争期间，这一带民团的统治继续加强，而且不断征兵，不仅正规军要壮丁，民团也要壮丁，农民小户家的壮丁几乎被抽光了。到了解放初，年轻人很少人知道杆子，更没有人去谈论了。可是我从乾隆年间纂修的《商州志》中，见到了明末和清初都有不少关于“杆贼”的记载，并说明“土贼号曰杆贼”。“土贼”是对“流贼”说的，活动范围不出本地方的叫做“土贼”，杆子正是如此。
最后我想提一下作家气质和作品的关系问题。你们从《长夜》的主人公身上大概可以看出来我在少年时代已经形成的性格特点，这难道和我能理解和塑造《李自成》中某些人物（包括孩儿兵在内）没有重要关系么？这问题，我不用细谈，留待你们思考吧。
亲爱的读者，关于《长夜》与《李自成》的关系问题，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这封信也该结束了。青少年时代的故乡生活和熟悉的故乡语言，对于从事文学创作帮助很大，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现在不妨再重复指出：《长夜》是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作品；《李自成》虽然是历史小说，绝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是陕西人，但是也含着独具的河南乡土色彩。如今已入暮年，我深深遗憾的是：我那些要纵深地反映河南人民生活的愿望都未实现，仅仅留下来这一部四十年代的作品《长夜》！对《长夜》原有改写计划，也力不从心，付之东流。每次想到这事，总不免有许多感慨。
六
《长夜》开始动笔于抗战末期，第一版出版于1947年。虽然时间还在考验《长夜》，但是我自己和广大读者大体上已经得出近于一致的评论了。
先说在国内，近几年曾在报刊上读到有的文章说它是五四以后的长篇小说杰作之一，但没有详细分析。这篇文章是不是严家炎教授写的，日久我记不清了。但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的“姚雪垠辞条”是他主稿，关于《长夜》的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
《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写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严家炎教授是目前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成就很高的专家。他给我的印象是治学态度谨严，掌握的资料丰富，论断精辟。上边引述他对《长夜》的一段评语，我很佩服。我只是感到美中不足的有两点：一是他没有指出来《长夜》与我中年后写作《李自成》有一定的联系，二是《长夜》在语言上很能表现出我的独特成就。
最后，我简单地谈一谈《长夜》在法国的影响和我自己对它的评价，也许可以供读者参考。
1981年1月，《长夜》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立刻在法国的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兴趣。这年10月，我应邀访问法国。到巴黎以后，密特朗总统给我一封亲笔签名的信，对我的访法表示欢迎之意。在巴黎第三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对我作一次录像采访，使我与全法国读者见面。随后我从巴黎去马赛访问，马赛市政府授予我马赛纪念勋章。据当时法国国务委员兼马赛市市长（前几年病故）德菲尔先生说，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