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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涨价时卖方仍有照预定价格出售之义务，跌价时则买方只放弃定款，不

被强迫购买）的方式预定本人生产之商品，作为一种间接局部的保险，因此更可以

大量投资，冒更大之险，去采用以前未曾采用之生产方式，而涉猎于以前未曾涉猎

的地区使生产成本愈低、利润愈高。本书前已说及，资本主义带有试验与赌博的性

格，而不安于按部就班的平淡经营。买空卖空使这种放宽领域的行动为可能。这中

间可能发生的弊端极多，也可能影响公众的安全。一个为政府监督的商场能使如此

种种经营有秩序地继续下去，无疑的这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

布罗代尔曾说，资本主义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第

一章）。荷兰共和国透过司法和立法，使各种冒险与赌博的行动合理化，当初必迁

就于资本家，否则不可能突破传统道德观念之约束。事实上共和国初成立时，传统

的道德观念并未消失。改革教会仍有不许放高利贷者参加圣餐的情事，各大学也不

发给他们学位，尤特列克特大学神学系更以传单制止之。后来由荷兰省及菲斯兰省

（Friesland）出面申明教堂不能干预银行之事，这些阻拦才告平息。能如此急转直

下，实因荷兰地方小，历史情形特殊；阿姆斯特丹占着商业战略重要的位置，而加

尔文派也始终没有一个机会坚持其立场，才使地方分权政教分离的精神排除众议。

发挥得尽致。因此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之形成，不能忽略这许多因素错综的关系，

也更能体会到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

经济史学家熊彼德说及荷兰共和国成立之前一般利息之高，是基于三个条件：

一是朝代国家向商人强迫借贷而通常有借无还，二是货币市场缺乏组织，三是通货

膨胀的可能性，因为美洲之金银尚在不断的输入，无法扼止。荷兰共和国本身已将

前两个条件消除，第三条件虽没有完全逆转，到17世纪下半期金银的输入已降低。

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利息由12％跌至10％而更跌至6％，有一段时间内更低至4％，

已低于一般新教领袖认为非高利贷的数额。利率既低，以前无利可图的事业此时转

为有利。由于荷兰的利率经常低于英国约2％及3％，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与保险业的

经营，遂得以超过国界，向英国和其他国家发展，而表现一种国际性质。

荷兰共和国此时还有一种较西欧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条件，为造船业之突出。其

标准之商船称“弗罗伊德”（fluyd），它的特点不在设计之复杂，而是简单。通常

船长125英尺，载重300吨，因此与战舰及大型商船分为两途。“弗罗伊德”船长为

其宽之5倍至6倍，船头直截下水，船尾为圆形，没有一般战舰及大型商船之重楼叠

阁，脱离了中世纪以来的设计，开始表现近代船只之直线型。由于桅杆之间距离大，

又节省船员舱房，因此载货多，可节省脚水30％至50％。其他各国商船不仅难望其

项背，即制造技术亦不及荷兰之价廉工精。“弗罗伊德”只用于西欧地区，其他远

洋航船另有其设计。

16世纪末，荷兰船开始航行于远洋，1590年后航行于西印度群岛，1595年进入

远东，也在这同时进入地中海，1601年各国船只进入伦敦的共714艘，英船为207艘，

荷船则有360艘。此时据估计，荷兰共和国共有各式商船2000艘，总吨数在50万吨以

上。其国民经常有20000人捕鱼，20000人参与西葡贸易。这在一个人口只100多万的

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17世纪初期，荷兰共和国实际掌握着瑞典的经济，又因三十年战争，汉撒同盟

的力量衰微，英国则因内争而引发内战，荷兰经营之航海业及国际贸易一时世无其

匹。远东运来的治肉香料，仍为大宗。此外瑞典之铜、铁、柏油及沥青，波兰及俄

国之麻及亚麻绳索（均用于造船），挪威之木材，波罗的海各处所产之谷物，全部

西南运。西班牙与葡萄牙经常感到食粮短缺，全赖北方剩余的国家供应，此时又全

赖荷兰的船运解决交通问题，即在独立战争，荷兰共和国与菲力普交战之际，亦未

停止。法国食盐为腌制鱼类之必需品，为北运物产之大宗。法国之酒大批由荷兰人

预先购买，荷兰共和国商人在法国派有长驻经纪，专营此业。此时欧洲的毛织品有

几个生产中心，各有专长的产品也由荷兰商人作中间交换人。此外，德国出产的兵

器推销至远东，英国与法国的食粮不足或过剩时，亦是由荷兰人为之截长补短。至

17世纪，荷兰人已发明一面捕鱼，一面在船上腌制装桶的办法，所以其水产能以较

低廉的价格行销各国，甚至在英国附近水上所捕之鱼行销英伦，此最为英国人指责。

此外经荷船转运的货物尚有皮毛、皮革和钾碱。总之，欧洲经过长时间的人口增加，

城市兴起，产生了一种国际市场物资全面供应的形势。以上所述大都是国家经济及

一般市民之必需品。荷兰人的经营，瑞在“以低廉的价格造船，而将之彻底使用尽

致”（buildShipsCheaplyanddrivethemtodeath）。其能运载不同而又笨重

的货物，而无其他国家能与之竞争，所以前述市场投机的事业，也要有如此下层的

坚韧耐久的工作支持，否则无从有组织的展开一种有秩序的商业经济。

中外学者有时提及，中国北宋期间、明清之际，有商业资本活跃的情形，并提

出一个全国市场的形貌。乍看起来，好像与欧洲的国际市场不相上下。但是仔细比

较以后，则可以指出中国从未产生一个如此各地区各就所长，分工合作到如此程度

的局面。同时荷兰人已经在西欧和北欧有了相当的制海权，中国历史里更无此事例。

至于阿姆斯特丹，10万人口中特权阶级执国家经济各前进部门之牛耳，又通过共和

国之特殊体制，左右其内政与外交的情形，更不是山西商人或徽州商人可以梦想之

事，即本书最粗浅的解释，也可以说明两方有天渊之别。

过去有很多学者强调荷兰商人是靠剥削掠夺殖民地来累积资本。20世纪后一般

的看法则重视历史上的小商人刻苦成家，如莫特里所说的，“渔人和河上的筏夫成

为海上的冒险家和商业的皇子”，以及“穷困的法兰德斯织工变成雄厚的制造家”。

这种情形诚然有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绅商，并非在17世纪初期突然发富。即

如我们列举以上银行、股票市场、造船和国际贸易的展开，也隐约可以推断其后面

必有一段艰难创造的背景。但这也不是说剥削掠夺并未发生，这一点即荷兰本国的

历史家也不隐讳。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资本650万荷币（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60年，

只有资本30000镑）。这公司由不同之“厅”（chambers）组成，阿姆斯特丹厅即承

担公司一半的债务。在10年之内，公司只发放一次红利，然其数额为股本之162％。

世纪中期，这公司在东印度积存储币金即达2000万荷币，为当初投资之三倍。原来

东印度公司经过全国议会立案的时候，荷兰尚在战时，这公司被赋予在它武力能克

服的地区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任命，所以公司的海外执行人等于大帝国殖民地的开

拓者，早有立法的根据。

荷兰人独霸远东治肉香料专利权的经过，早经以前的作家一再详细叙述。过去

葡萄牙人首先进入东方，只控制着印度至红海间的水道，使印度洋运来的香料都落

入他们手中（详第二章）。荷兰人的办法是摈弃所有中间人，直接进入产地，故舍

亚洲大陆而进入印尼。在当地的政策，也非常的简单，凡出产香料的主要岛屿，即

以武力占领，不能占领或其他出产较少的地方则将其作物破坏，甚至将其岛上人口

杀戮迁移。荷兰人能较葡萄牙人及英、法人占优势者，端在其资本组织雄厚，如每

三四年即装备能战斗之商船50艘进入此地区，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封锁困住，

或使用武力，在某些场合，不待交涉即开火。1619年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设防

的根据地，禁止他国商人履足香料群岛（spiceislands，西塞蒲斯与新几内亚间的

岛屿），几乎完全垄断了肉豆蔻和丁香的生产，也掌握了胡椒与肉桂的供应，欧洲

香料市场的价格可以一次陡涨二倍半，即是此故。印尼的土人也受他们统制，酋领

被任为摄政阶级（regents），以封建方式受荷兰东印度公司管制。荷兰人控制的生

产以后也延伸到其他物质，如咖啡、靛青、奎宁。土著的供应某时候甚至成为一种

上贡制度。荷属东印度的农业自此世纪后受国际市场支配。

西印度公司组织于1621年，当时与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已失效。西印度公司也以

拦截西、葡越洋的商业，夺取他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如巴西）和贩卖人口为要事。

宋巴特曾指出，此公司在1623到1636年间制造船只800余艘，可是同时期却截得敌船

540艘，其船货价格已两倍于造船时投入的资本。1628年一次截获

西班牙船只上的白银总值荷币800万元。种种的发展使我们只好相信克拉克所说：

“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商业的事体，一半是征服占领，也可以说一半是对缺乏抵抗

能力的土著所加的一种抢劫。”阿姆斯特丹保险公司本身拥有战舰60艘巡游各地，

也只有在这情形下获得确切的解释。

荷兰独立战争期间，很多企业家与技术人员和工匠北移，其影响以纺织业和金

属与机件的制作最为显著。一般来说，提及荷兰共和国的书籍大多会提及莱登的毛

织品。其生产额在1584至1619的35年之内增加了四倍。还有一件脍炙人口的事，则

是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基尔（LouisdeGeer）原来有低地国家南部的背景，17世纪

上半期又在瑞典置有地产，从此掌瑞典矿产之牛耳。又在荷兰替瑞典承造整队的战

舰，全部装配妥当才开往瑞典交货。独立战争之前，低地国家北部之工商业远不如

南部。阿尔瓦征营业税时，曾组织委员会估计各省工业出产品的总价格，这数字至

今独在，从中可以看出迟至1570年，荷兰省及尤特列克特尚不能与法兰德斯及布拉

班特相比。战后形势全殊，原因并不是工业本身条件改进，而是由于政府体制和社

会条件全面支持重商政策。在此种商业的组织系统之下，工业资本也得到特殊待遇

和鼓励。荷兰在17世纪之初的工业制造仍受同业公会过去习惯的束缚，随着时代进

展，这种种束缚才逐渐解除，使我们体会到资本主义之形成，牵涉千头万绪。在荷

兰的历史中，连上述外交海战及殖民地政策，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工厂与工厂

制度实为其果，而非其因。也就是说，物品的分配交换超过其制造，为构成这国家

资本主义体制的导因。

在资本主义展开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之际，荷兰的农业始终只居被动。还好

荷兰共和国的农业、畜牧发展较谷物生产

重要。人口增加商业交往频繁之际，由外输入谷物，使农业无法像其他国家一

样维持经济和社会上的主导地位。这也可以算作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在荷兰落地生根

的一大主因，而且荷兰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继续增进。剩余的商业资本立即投资于农

业。海堤和河堤的修筑、风力抽水机的放置、牲畜的种育、人工培植的草场、精密

的工作和沼泽地排水等等新设施和新技术，也确使乡村受惠，使农业与国家经济最

前进的部门不致脱节。而这国家内部的交通也得水运之利，不致和一般大陆国家一

样产生一国内地与滨海间无可弥补的大距离。

荷兰共和国不设职业警察，由陆军和城市里的自卫队协助维持秩序。城市里的

陪审员（jurors）由市政会推举，乡村间各地区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议会派遣。

所以摄政阶级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权力延伸至乡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也由

同一阶级包办。低地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刑法处分严厉，民法对私人财产的处置详尽

周密。荷兰共和国独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无权复审各市镇裁定的刑事案件，

但有权接受民事上诉。此中更可以看出资本家和私人财产权的力量巩固。

17世纪的通货膨胀，使工资降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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