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婉转地劝她注意衣饰，技巧地从夸赞她以前的淡装入手。她起初不理会，说得次数多了，她发起脾气来，说：“婆婆妈妈的，专门管女人的闲事，怪不得人家说，这样的男人最没出息。”
罗在朋友的面前还要顾面子，但是他们三天两天吵架的消息恐怕还是传扬了出去，因为有一天一个亲戚向他提起王小姐来，仿佛无意中闲谈，说起王小姐还没有再嫁。“其实你为什么不接她回来？”
罗苦笑着摇摇头。当然罗也知道王家虽然恨他薄幸，而且打了这些年的官司，冤仇结得海样深，但是他们究竟希望女儿从一而终，反正总比再嫁强。
只要罗露出口风来，自有热心的亲戚出面代他奔走撮合。
等到风声吹到那范氏太太的耳朵里，一切早已商议妥当。家里的太太虽然哭闹着声称要自杀，王家护送他们小姐回罗家那一天，还是由她出面招待。那天没有请客，就是自己家里几个人，非正式地庆祝了一下。她称王小姐的兄嫂为“大哥”，“嫂子”，谦说饭菜不好：“住得太远，买菜不方便，也雇不到好厨子。房子又小，不够住，不然我早劝他把你们小姐接回来了。当然该回来，总不能一辈子住在娘家。”
王小姐像新娘子一样矜持着，没有开口，她兄嫂却十分客气，极力敷衍。事先王家曾经提出条件，不分大小，也没有称呼，因为王小姐年幼，姊妹相称是她吃亏。只有在背后互相称为“范家的”“王家的”。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罗家的长辈向罗说：“既然把王家的接回来了，你第一个太太为什么不接回来？让人家说你不公平。”
罗也想不出反对的理由。他下乡到她娘家把她接了出来，也搬进湖边那盖满了蔷薇花的小白房子里。
他这两位离了婚的夫人都比他有钱，因为离婚时候拿了他一大笔的赡养费。但是她们从来不肯帮他一个大子，尽管他非常拮据，凭空添出许多负担，需要养活三个女人与她们的佣仆，后来还有她们各人的孩子，孩子的奶妈。他回想自己当初对待她们的情形，觉得也不能十分怪她们。只是“范家的”不断在旁边冷嘲热讽，说她们一点也不顾他的死活，使他不免感到难堪。
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种种非议与嘲笑也都已经冷了下来。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着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
（一九五七年）
留情
留情
他们家十一月里就生了火。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它第一个生命是青绿色的，第二个是暗红的。火盆有炭气，丢了一只红枣到里面，红枣燃烧起来，发出腊八粥的甜香。炭的轻微的爆炸，淅沥淅沥，如同冰屑。
结婚证书是有的，配了框子挂在墙上，上角凸出了玫瑰翅膀的小天使，牵着泥金飘带，下面一湾淡青的水，浮着两只五彩的鸭，中间端楷写着：
一年乙酉正月十一日亥时生淳于敦凤江苏省无锡县人现年三十六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九日申时生……
敦凤站在框子底下，一只腿跪在沙发上，就着光，数绒线的针子。米晶尧搭讪着走去拿外套，说：“我出去一会儿。”
敦凤低着头只顾数，轻轻动着嘴唇。米晶尧大衣穿了一半，又看着她，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半晌，敦凤抬起头来，说：“唔？”
又去看她的绒线，是灰色的，牵牵绊绊许多小白疙瘩。
米先生道，“我去一会儿就来。”话真是难说。如果说“到那边去”，这边那边的！说：“到小沙渡路去，”就等于说小沙渡路有个公馆，这里又有个公馆。从前他提起他那个太太总是说“她”，后来敦凤跟他说明了：“哪作兴这样说的？”
于是他难得提起来的时候，只得用个秃头的句子。现在他说：
“病得不轻呢。我得看看去。”敦凤短短说了一声：“你去呀。”
听她那口音，米先生倒又不便走了，手扶着窗台往外看去，自言自语道：“不知下雨不下？”敦凤像是有点不耐烦，把绒线卷卷，向花布袋里一塞，要走出去的样子。才开了门，米先生却又拦着她，解释道：“不是的——这些年了……病得很厉害的，又没人管事，好像我总不能不——”敦凤急了，道：
“跟我说这些个！让人听见了算什么呢？”张妈在半开门的浴室里洗衣裳。张妈是他家的旧人，知道底细的，待会儿还当她拉着他不许他回去看他太太的病，岂不是笑话！
敦凤立在门口，叫了声“张妈！”吩咐道：“今晚上都不在家吃饭，两样素菜不用留了，豆腐你把它放在阳台上冻着，火盆上头盖着点灰给它焐着，啊！”她和佣人说话，有一种特殊的沉淀的声调，很苍老，脾气很坏似的，却又有点腻搭搭，像个权威的鸨母。她那没有下颏的下颏仰得高高的，滴粉搓酥的圆胖脸饱饱地往下坠着，搭拉着眼皮，希腊型的正直端丽的鼻子往上一抬，更显得那细小的鼻孔的高贵。敦凤出身极有根底，上海数一数二有历史的大商家，十六岁出嫁，二十三岁上死了丈夫，守了十多年的寡方才嫁了米先生。现在很快乐，但也不过分，因为总是经过了那一番的了。她摸摸头发，头发前面塞了棉花团，垫得高高的，脑后做成一个一个整洁的小横卷子，和她脑子里的思想一样地有条有理。她拿皮包，拿网袋，披上大衣。包在一层层衣服里的她的白胖的身体，实哚哚地像个清水粽子。旗袍做得很大方，并不太小，不知为什么，里面总像是鼓绷绷，衬里穿了钢条小紧身似的。
米先生跟过来问道：“你也要出去么？”敦凤道：“我到舅母家去了，反正你的饭也不见得回来吃了，省得家里还要弄饭。今天本来也没有我吃的菜，一个砂锅，一个鱼冻子，都是特为给你做的。”米先生回到客室里，立在书桌前面，高高一叠子紫檀面的碑帖，他把它齐了一齐，青玉印色盒子，冰纹笔筒，水盂，钥匙子，碰上去都是冷的；阴天，更显得家里的窗明几净。
郭凤再出来，他还在那里挪挪这个，摸摸那个，腰只能略略弯着，因为穿了僵硬的大衣，而且年纪大了，肚子在中间碍事。敦凤淡淡问道：“咦？你还没走？”他笑了一笑，也不回答。她挽了皮包网袋出门，他也跟了出来。她只当不看见，快步走到对街去，又怕他在后面气喘吁吁追赶，她虽然和他生着气，也不愿使他露出老态，因此有意地拣有汽车经过的时候才过街，耽搁了一会。
走了好一截子路，才知道天在下雨。一点点小雨，就像是天气的寒丝丝，全然不觉得是雨。敦凤怕她的皮领子给打潮了，待要把大衣脱下来，手里又有太多的累赘。米先生把她的皮包网袋，装绒线的镶花麻布袋一一接了过来，问道：
“怎么？要脱大衣？”又道：“别冻着了，叫部三轮车罢。”等他叫了部双人的车，郭凤方才说道：“你同我又不顺路！”米先生道：“我跟你一块儿去。”敦凤在她那松肥的黑皮领子里回过头来，似笑非笑瞟了他一眼。她从小跟着她父亲的老姨太太长大，结了婚又生活在夫家的姨太太群中，不知不觉养成了老法长三堂子那一路的娇媚。
两人坐一部车，平平驶入住宅区的一条马路。路边缺进去一块空地，乌黑的沙砾，杂着棕绿的草皮，一座棕黑的小洋房，泛了色的淡蓝漆的百叶窗，悄悄的，在雨中，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极显著的外国的感觉。米先生不由得想起从前他留学的时候。他再回过头去，沙砾地上蹲着一只黑狗，卷着小小的耳朵。润湿的黑毛微微卷曲，身子向前探着，非常注意地，也不知它是听着什么还是看着什么。米先生想起老式留声机的狗商标，开了话匣子跳舞，西洋女人圆领口里腾起的体温与气味。又想起他第一个小孩的玩具中的一只寸许高的绿玻璃小狗，也是这样蹲着，眼里嵌着两粒红圈小水钻。想起那半透明暗绿玻璃的小狗，牙齿就发酸，也许他逗着孩子玩，啃过它，也许他阻止孩子放到嘴里去啃，自己嘴里，由于同情，也发冷发酸——记不清了。他第一个孩子是在外国生的，他太太是个女同学，广东人。从前那时候，外国的中国女学生是非常难得的，遇见了，很快地就发生感情，结婚了。太太脾气一直是神经质的，后来更暴躁，自己的儿女一个个都同她吵翻了，幸而他们都到内地读书去了，少了些冲突。这些年来他很少同她在一起，就连过去要好的时候，日子也过得仓促糊涂，只记得一趟趟的吵架，没什么值得纪念的快乐的回忆，然而还是那些年青痛苦，仓皇的岁月，真正触到了他的心，使他现在想起来，飞灰似的霏微的雨与冬天都走到他眼睛里面去，眼睛鼻子里有涕泪的酸楚。
米先生定一定神，把金边眼镜往上托一托，人身子也在衬衫里略略转侧一下，外面冷，更觉里面的温暖清洁。微雨的天气像个棕黑的大狗，毛毵毵，湿哜哜，冰冷的黑鼻尖凑到人脸上来嗅个不了。敦凤停下车子来买了一包糖炒栗子，打开皮包付钱，暂时把栗子交给米先生拿着。滚烫的纸口袋，在他手里热得恍恍惚惚。隔着一层层衣服，他能够觉得她的肩膀；隔着他大衣上的肩垫，她大衣上的肩垫，那是他现在的女人，温柔，上等的，早两年也是个美人。这一次他并没有冒冒失失冲到婚姻里去，却是预先打听好，计划好的，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抵补以往的不顺心。可是……他微笑着把一袋栗子递给她，她倒出两颗剥来吃；映着黑油油的马路，棕色的树，她的脸是红红，板板的，眉眼都是浮面的，不打扮也像是描眉画眼。米先生微笑望着她。他对从前的女人，是对打对骂，对她，却是有时候要说“对不起”，有时候要说“谢谢你”，也只是“谢谢你，对不起”而已。
郭凤丢掉栗子壳，拍拍手，重新戴上手套。和自己的男人挨着肩膀，觉得很平安。街上有人撩起袍子对着墙撒尿——也不怕冷的！三轮车驰过邮政局，邮政局对过有一家人家，灰色的老式洋房，阳台上挂一只大鹦哥，凄厉地呱呱叫着，每次经过，总使她想起她那一个婆家。本来她想指给米先生看的，刚赶着今天跟他小小地闹别扭，就没叫他看。她抬头望，年老的灰白色的鹦哥在架子上蹒跚来去，这次却没有叫喊；阳台栏杆上搁着两盆红瘪的菊花，有个老妈子伛偻着在那里关玻璃门。
从婆家到米先生这里，中间是有无数的波折。郭凤是个有情有义，有情有节的女人，做一件衣服也会让没良心的裁缝给当掉，经过许多悲欢离合，何况是她的结婚？她把一袋栗子收到网袋里去。纸口袋是报纸糊的。她想起前天不知从哪里包了东西来的一张华北的报纸，上面有个电影广告，影片名叫《一代婚潮》，她看了立刻想到她自己。她的结婚经过她告诉这人是这样，告诉那人是那样，现在她自己回想起来立时三刻也有点搅不清楚，就微笑叹息，说：“说起来话长嗳。”
就连后来事情已经定规了，她一个做了瘪三的小叔子还来敲诈，要去告诉米先生，她丈夫是害梅毒死的。当然是瞎说。不过仔细查考起来，他家的少爷们，哪一个没打过六零六。后来还是她舅母出面调停，花钱买了个安静。她亲戚极多，现在除了舅舅家，都很少来往了。娘家兄弟们都是老姨太太生的，米先生同他们一直也没有会过亲，因为他前头的太太还在，不大好称呼。敦凤呢，在他们面前摆阔罢，怕他们借钱，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呢。又不愿对他们诉苦，怕他们见笑。当初替她做媒很出力的几个亲戚，时刻在她面前居功，尤其是她表嫂杨太太，疯疯傻傻的，更使她不能忍耐。杨太太的婆婆便是敦凤的舅母，这些人里，就只这舅母这表兄还可以谈谈。敦凤也是闷得没奈何，不然也不会常到杨家去。
杨家住的是中上等的弄堂房子。杨太太坐在饭厅里打麻将，天黑得早，下午三点钟已经开了电灯。一张包铜边的皮面方桌，还是多年前的东西。杨家一直是新派，在杨太太的公公手里就作兴念英文，进学堂。杨太太的丈夫刚从外国回来的时候，那更是激烈。太太刚生了孩子，他逼着她吃水果，开窗户睡觉，为这个还得罪了丈母娘。杨太太被鼓励成了活泼的主妇，她的客厅很有点沙龙的意味，也像法国太太似的有人送花送糖，捧得她娇滴滴的。也有许多老爷，得空便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