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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的三个月，类似这样隆重的接待，大概五六天就有一次。在牧区喝酒，羊从宰到弄好可以吃，最快也要一个多钟头，而且是只有羊肉，没有别的菜。之前光是喝酒，需要喝一个半钟头，我们很少有人能坚持到羊肉上桌。后来但凡在城里的饭馆吃饭，我们就拼命点菜。
那时在新疆的一些偏远牧区，民风淳朴到连货币的概念都没有，在善良热情的牧民心里，酒喝好了，拿你当兄弟，能送你一头羊，酒喝得不痛快，就是看不起他。我们在新疆拍片，要想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里就必须要得到当地政府和当地人的配合，否则任何事情都干不了，而让人家配合的唯一途径就是喝酒。在后来三个月的拍摄中，我们对这一点感受特别强烈。无论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还是哪个民族，需要他们帮助和配合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行政命令一说，其他一切全看酒喝得高不高兴，靠这个来衡量你拿不拿他当朋友。所以我们必须喝！到了新疆，再能喝的人，喝倒也只是时间问题。有酒量的，像我们那个导演，能坚持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像我这样的，也就二十分钟吧。在喀纳斯之后，我们很快验证了在新疆喝酒接待的基本原则—不喝醉不结束！
刚开始，我们还总拿明天要工作、身体不好之类来推脱，结果都是“鸡同鸭讲”，人家从头到尾只有执著的两个字：喝掉！很快我就想明白了，于是彻底转变了风格。一上饭桌，酒刚倒上，主人还没敬酒，我就先站起来说：“我先敬你！”一大杯三两多就下去了。五分钟后再这么来一下，不用十分钟我就倒了，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每每这时，主人都竖起大拇指：“巴郎子，亚克西（维吾尔语‘小伙子很好’的意思）！”这就是“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在新疆我算是彻底习惯了大碗喝酒，而且都是烈性酒，一口一大碗。当时真年轻啊！
在新疆喝酒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必须时刻牢记在心的极其重要的原则，叫“两个离不开”。“两个离不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条民族政策，完整的表述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性，相当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疆，你可以忘了自己的名字，但绝不能把“两个离不开”忘了。“两个离不开”在新疆是最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不能挑战的、不可以商量的原则。我在新疆听到“两个离不开”都在酒桌上，此外没在别的任何地方听过。“两个离不开”有着无与伦比的神奇效果，每当民族干部端起酒杯问你知道不知道“两个离不开”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别说了，不管是什么，不管多少，直接喝下去就对了。
“两个离不开”不知道让我吐了多少次，以至于我的自觉性被大大地培养起来，等不到对方说“两个离不开”，我就已经倒下了。在喀纳斯的最后一天，布尔津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托汗请我们吃饭。剧务老杜没什么酒量，已经喝了三两多了，实在喝不下去了，托汗副部长又问老杜“两个离不开”知道不知道？已然喝多了的老杜，又听到了“两个离不开”，终于崩溃了，大叫起来：“什么两个离不开，那是你离不开，我有什么离不开的？！”此话一出，我们一桌人当场傻掉，一瞬间鸦雀无声，掉根针都能听得见。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民族问题、原则问题上，喝多了的老杜冒了这么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当时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头都不敢抬，更不敢看托汗副部长的脸，就只盯着面前自己的盘子看。令人窒息的沉默维持了大概四五秒钟，托汗副部长主动打破僵局：“来来来，他不喝就算了，咱们喝嘛。”我们长出了一口气，那感觉简直像碰到了一位开明君主。
不知道喝了多少，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屋休息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很梦幻的，就是前苏联电影里西伯利亚式的小木屋，用一根根很粗的整木拼成，还有树皮和青苔。地板缝隙很大，草可以从缝隙里长出来。我跟老杜住在一间屋子，进门脱了衣服就一头栽倒在床上。刚躺下没两分钟，突然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托汗副部长拎着一瓶酒闯了进来，指着老杜问：“你刚才说了什么？再给我说一遍！”我的酒一下被吓醒了，心想算账等不到秋后了。老杜也傻了。托汗副部长继续说：“‘两个离不开’你再说一遍给我听听！”老杜这时也害怕了，赶忙赖账：“我没说什么啊。”托汗副部长不理他，把“两个离不开”的正确版本向他宣读了一遍，就像宣判一样，然后拿过桌上两个很大的搪瓷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工厂发的那种），把两个搪瓷缸都倒满，正好半斤一杯，对老杜说：“你把它喝掉，加强一下记忆，我陪你。”说完死死盯着已经吓傻了的老杜。
当时那架势，老杜都要哭了。我心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好歹也要照应一下啊。于是我满脸堆笑地说：“托汗副部长，您消消气，消消气，老杜喝糊涂了，说胡话了，您别往心里去啊。您看这样行不行，这酒咱们三个分一下吧。”托汗副部长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小子，现在没有你的事嘛，你想喝，我跟他喝完了，再跟你一人一杯，酒嘛，有嘛！”我看是帮不了忙了。说话间，托汗副部长端起大缸子咕嘟咕嘟半斤酒就下去了。这下老杜更是死都躲不过去了，只能硬着头皮把半斤白酒灌了下去，很多酒都洒在衣服上了，然后一头栽倒。豪气干云的托汗副部长看着倒下的老杜，很满意地笑了，临出门前还瞟了我一眼：“你，要不要再跟我来一瓶？”我赶紧摇头连声道“不敢不敢”，然后目送英雄的背影消失在阿尔泰山的茫茫夜色中。
那个晚上，可怜的老杜差不多每隔十分钟就起来吐一次，苦胆都快吐出来了。后半夜，我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老杜不在床上，推开门一看，漫天繁星的苍穹之下，在开满野花的草原上，老杜站在那里，伟人似的叉着腰，仰望星空，然后弯腰狂吐不已，直至天明。从此之后，在饭桌上，只要有人一提“两个离不开”，老杜就立刻捂嘴跑开了。
第十五章异域风情
到喀纳斯的当晚，灌了一肚子酒，连羊肉味都没有闻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第二天一大早拍大红鱼的期待和兴致。我们采访了很多当地人，有小孩、年轻人和白胡子老爷爷，从他们嘴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大红鱼的事，每个人都说得很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见过。有个年轻的哈萨克族牧民说，大红鱼的脑袋跟吉普车的引擎盖一样大，一口就吞下一头牛。老人们又说，大红鱼其实就是龙。每个人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出入很大，都说得神神道道的。
喀纳斯湖和禾木乡的美，是语言难以描绘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喀纳斯湖的很美的图片，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人能够用相机完全记录下它的美丽。当时我曾经很遗憾自己没有相机拍下那样的人间仙境，但今天想起来，我一点儿都不遗憾，因为任何相机和镜头都只能记录下一个局部，一个瞬间，无法表现人置身其中的感受。这也是我十几年来从未写过任何关于新疆之行的文章的原因。因为相对于那一片山水，那一段生活，我觉得任何文字和照片都一样苍白，我想将它完整地保留在我记忆中，无法与人分享。这些年喀纳斯湖成了热门旅游景点，我的感情也十分复杂，旅游的开发意味着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避免的破坏。这些年我喜欢到处旅行，却不想再去喀纳斯了，我生怕破坏了我记忆中的美好。
拍摄之余，我天天跟当地的牧民待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感觉到饿了或者渴了，只要看见毡房，掀帘子就可以进去，不需要认识主人，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多数毡房里，男人一般都不在，都放牧去了，只剩女人在家。随便到一户人家，不用客套，只要说要吃东西或者要喝奶茶等，女主人都会端上来。还有一点儿好处是，在牧民家吃饭不用喝酒，喝酒是很高级、很隆重的待遇，得是很正式的场合才会有。所以，在轻松的气氛下，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让我印象深刻。
哈萨克族牧民的家里有一种看上去很诱人的油炸面团—包尔扎克。它有桃子那么大，外边一圈看上去像油炸过的，里边其实跟生的差不多，一口咬下去又生又硬，很不好吃。苏北海教授告诉我们，当年成吉思汗的部队远征时吃的就是这种叫包尔扎克的干粮。苏教授说，哈萨克牧民用油炸包尔扎克一年也就两三次，因为山里温差大，东西放不坏，所以当地人总是一炸就一大袋，然后拿它招待客人—今天有人来了，一倒倒一地毯，吃不完就收起来，过段时间，又来客人了，还是倒一毯子，接着吃。
除了包尔扎克，还有奶茶。喝之前，导演小声地提醒我们：“没喝过酥油的，最好不要在奶茶里面加那东西。”但我们还是觉得新奇，所以主人第一次问要不要加酥油时，多数人欣然答应。只见女主人拎上来一个木桶，上面盖了一层纱布，揭开纱布后我们一看，酥油居然是黑的，正纳闷不已，女主人手一挥，一群苍蝇轰的一声飞了起来，下面才是黄灿灿的酥油。接下来女主人挨个儿往我们的奶茶里一勺一勺加酥油，我们心里直发憷。后来才知道，在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地方，苍蝇的功能基本和蜜蜂一样，就是传播花粉，不像我们这里的苍蝇那么脏。
牧民家的手抓羊肉真是别提有多好了。我这一辈子除了在新疆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羊肉了。他们的手抓羊肉做法很简单，没有任何调料，就是清水里一把盐，但就是异常好吃，非常奇怪，每一顿手抓羊肉我们都吃得狼吞虎咽的。我还在一个牧民家里吃过生羊肝。那个牧民兄弟把羊宰了之后，从靴子里拔出刀（新疆的民族朋友几乎每人都带着一把英吉沙小刀，哈萨克语叫“皮恰克”），单独切下羊肝，然后在一口柴火烧得噼啪作响的大锅里，把羊肝烫一下就拿出来，很豪爽地切成两半，叉一块给我，自己一块。那种情况下我实在不好意思推辞，眼睁睁地看着血糊糊的羊肝伸到了我面前，我只能小心翼翼地问：“我要那块小的可以吗？”然后在他的注视之下，把那块生羊肝吃了下去。吃完了估计牙齿上都是血，我立马转头去找老杜要了两片治拉肚子的药。
贾娜尔。
在北疆的阿尔泰山拍摄民族歌舞的时候，我认识了布尔津县文工团一个叫贾娜尔的姑娘。她是团里的舞蹈演员，那几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有一天黄昏时分，我吃完晚饭从毡房里出来，贾娜尔问我骑过马没有，我说没有。她说，带你去骑马吧。哈萨克族牧民家的马很高大，马背都快有我人那么高了。见我有些发憷，贾娜尔说，不怕，我带着你骑。她挑了一匹很健壮的马，把我推上马背后，她轻盈地翻身上马，坐在我背后，拉着缰绳一抖，马就在草原上飞跑起来。
我放眼望去，夏天的阿尔泰山开满了鲜花，凉凉的空气中满是青草、泥土和鲜花糅合在一起的味道，这时天空的云彩被晚霞染上了万道金光。贾娜尔骑着马带着我在山坡上来回飞奔，马跨过一条小溪时溅起冰凉的水花，弄湿了我们的衣服，我听到她在我身后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一个星期后回到布尔津县，当地领导宴请我们的时候，贾娜尔坐在我边上，那一顿我喝了一斤白酒，吐了。晚上我和录音师杜晓华送贾娜尔回家，我竟然在她的床上睡着了。酒醒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坐在我对面，贾娜尔在给我梳头（那会儿我是有头发的），杜晓华也喝多了，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临走时贾娜尔的爸爸送了我们几块没有加工过的宝石（新疆产宝石），等我们一路踉跄地回到招待所，第二天却怎么都找不到那几块石头了。
算起来现在贾娜尔至少也是三十五六岁的妇人了。她肯定不会记得我的名字，但她却是我在新疆那三个月中唯一记得名字的少数民族姑娘。
死生帕米尔。
完成了在北疆的拍摄，我们一路向南疆进发。在帕米尔高原上，我经历了我平淡人生中少有的惨烈和悲壮的一段。
到了南疆的时候，我们的拍摄任务已经完成一半了，我的酒量也突飞猛进。那时大概是我喝酒的巅峰状态，六七两酒下去跟玩儿一样，稍微豪迈些就是一斤，酒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