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晦日之朝，犹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见；若合于午正，则晦日之晨，犹二日
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见。若阴阳迟速，轨漏加时不同，举其中数率，去日十三度
以上而月见，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尽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为是，一
以为非。又常朔进退，则定朔之晦、二也。或以为变，或以为常。是未通于四三
交质之论也。
综近代诸历，以百万为率齐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数失一分。考《
春秋》才差一刻，而百数年间不足成朓朒之异。施行未几，旋复疏阔，由未知
躔离经朔相求耳。李业兴、甄鸾等欲求天验，辄加减月分，迁革不已，朓朒相
戾，又未知昏明之限与定朔故也。杨伟采《乾象》为迟疾阴阳历，虽知加时后天，
蚀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
何承天欲以盈缩定朔望小余。钱乐之以为：“推交会时刻虽审，而月频三大
二小。日蚀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为：“纪首合朔，大小余
当尽，若每月定之，则纪首位盈，当退一日，便应以故岁之晦为新纪之首。立法
之制，如为不便。”承天乃止。虞广刂曰：“所谓朔在会合，苟躔次既同，何患
于频大也？日月相离，何患于频小也？”《春秋》日蚀不书朔者八，《公羊》曰：
“二日也。”《谷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刘孝孙推
俱得朔日，以丘明为是，乃与刘焯皆议定朔，为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为定
朔，而曰“晦不东见，朔不西朓”，以为昏晦当灭，亦䜣、梵之论。淳风因循《
皇极》，《皇极》密于《麟德》，以朔余乘三千四十，乃一万除之，就全数得千
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强，
是为《四分》余率。
刘洪以古历斗分太强，久当后天，乃先正斗分，而后求朔法，故朔余之母烦
矣。韩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当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后覆求度法，故度余
之母烦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气朔之母合简易之率，而星数不得同元矣。李业
兴、宋景业、甄鸾、张宾欲使六甲之首众术同元，而气朔余分，其细甚矣。《麟
德历》有总法，《开元历》有通法，故积岁如月分之数，而后闰余偕尽。
考汉元光已来史官注记，日蚀有加时者凡三十七事，《麟德历》得五，《开
元历》得二十二。
其四《没灭略例》曰：
古者以中气所盈之日为没，没分偕尽者为灭；《开元历》以中分所盈为没，
朔分所虚为灭。综终岁没分，谓之策余；终岁灭分，谓之用差。皆归于揲易再
扐而后挂也。
其五《卦候议》曰：
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自
后魏始载于历，乃依《易轨》所传，不合经义。今改从古。
其六《卦议》曰：
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
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
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于占灾眚与吉凶善败
之事。至于观阴阳之变，则错乱而不明。自《乾象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
保历》依《易通统轨图》。自八十有二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与
中气偕终，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传。按郎顗所传，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
相次用事，齐历谬矣。又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之候，其说不经，欲附会《纬》
文《七日来复》而已。
夫阳精道消，静而无迹，不过极其正数，至七而通矣。七者，阳之正也，安
在益其小余，令七日而后雷动地中乎？当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
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
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
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涸之气消，坎运
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
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
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
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
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
之应备矣。《易》爻当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节，直全卦之中。齐
历又以节在贞，气在悔，非是。
其七《日度议》曰：
古历，日有常度，天周为岁终，故系星度于节气。其说似是而非，故久而益
差。虞喜觉之，使天为天，岁为岁，乃立差以追其变，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
以为太过，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极》取二家中数为七十五年，盖近之矣。
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为一岁之差。自帝尧演纪之端，在虚一
度。及今开元甲子，却三十六度，而乾策复初矣。日在虚一，则鸟、火、昴、虚
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尧典》。
刘炫依《大明历》四十五年差一度，则冬至在虚、危，而夏至火已过中矣。
梁武帝据虞广刂历，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则唐、虞之际，日在斗、牛间，而冬至
昴尚未中。以为皆承闰后节前，月却使然。而此经终始一岁之事，不容顿有四闰，
故淳风因为之说曰：“若冬至昴中，则夏至秋分星火、星虚，皆在未正之西。若
以夏至火中，秋分虚中，则冬至昴在巳正之东。互有盈缩，不足以为岁差证。”
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虚九度；东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鹑
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总昼夜刻以约周天，命距中星，则春分
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东十八度；夏至之昏，东正在午
西十八度：轨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虚一度，则春分昏张一度中；秋分虚九度中；
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东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后星直午正之西
十二度。四序进退，不逾午正间。而淳风以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岁
差自昴至壁，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日应在东井。井极北，故暑；斗极南，故
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谓岁差者，日与黄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
中，则春分黄道交于虚九，而南至之轨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设在
东井，差亦如之。若日在东井，犹去极最近，表景最短，则是分、至常居其所。
黄道不迁，日行不退，又安得谓之岁差乎？孝通及淳风以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
昏东壁中，昴在巽维之左，向明之位，非无星也。水星昏正可以为仲之候，何必
援昴于始觌之际，以惑民之视听哉！
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却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岁冬至，应在女十一度。
《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刘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
会也。会，合也。不合则日蚀可知。或以房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
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宁当以日在之宿为文？近代善历者，推仲康时九月合朔，
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与“辑”义同。日月嘉会，而阴阳辑睦，则阳
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阴亦含章示冲，以隐其形。若变而相伤，则不辑矣。房者
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传》“辰在斗柄”、“天策焞
焞”、“降娄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为缪，何独慎疑于房星
哉？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
当是其一，肇位四海，复脩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职，则王命徂征。虞
广刂以为仲康元年，非也。
《国语》单子曰：“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
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韦昭以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氏之初，
秋分后五日，日在氏十三度，龙角尽见，时雨可以毕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
觌，《时训》“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后寒露十日，日在尾八
度而本见，又五日而驷见。故陨霜则蛰虫墐户。郑康成据当时所见，谓天根朝
见，在季秋之末，以《月令》为谬。韦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见乃竭。皆非是。
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见，营室昏中，于是始脩城郭、宫室。故《时儆》
曰：“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理。”《麟德历》霜降后五日，
火伏。小雪后十日，晨见。至大雪而后定星中，日旦南至，冰壮地坼。又非土功
之始也。
《夏历》十二次，立春，日在东壁三度，于《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
《颛顼历》上元甲寅岁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盖重黎
受职于颛顼，九黎乱德，二官咸废，帝尧复其子孙，命掌天地四时，以及虞、夏。
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颛顼》，其实《夏历》也。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
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时直月节
者，皆当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断取
近距，以乙卯岁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为上元。《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
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是也。
秦《颛顼历》元起乙卯，汉《太初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犹以
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阏蒙摄提格之岁，而实非甲寅。
《夏历》章蔀纪首，皆在立春，故其课中星、揆斗建与闰余之所盈缩，皆以
十有二节为损益之中。而《殷》、《周》、《汉历》，章蔀纪首皆直冬至，故其
名察发敛，亦以中气为主。此其异也。
《夏小正》虽颇疏简失传，乃羲、和遗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说，复用夏时，
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为上元，进乖《夏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
《小正》者，皆不与古合。《开元历》推夏时立春，日在营室之末，昏东井二度
中。古历以参右肩为距，方当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悬在下。”
魁枕参首，所以著参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参距星十八度，故曰：“三
月，参则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门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
角距东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门正。昴则见。”五月节，日在舆鬼一度半。
参去日道最远，以浑仪度之，参体始见，其肩股犹在浊中。房星正中。故曰：“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八月，参中则曙”，失传也。辰伏则参见，
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门见”，亦失传也。定星方中，则南门伏，非昏见也。
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岁冬至，应在女六度。
《国语》曰：“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
星在天鼋。”旧说岁在己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岁也。其明年，
武王即位，新历孟春定朔丙辰，于商为二月，故《周书》曰：“维王元祀二月丙
辰朔，武王访于周公。”《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
《家语》以为十二年，盖通成君之岁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
王观兵盟津；十三年，复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为相距四年。
所说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师始起。于岁差日在箕十度，则析木津
也。晨初，月在房四度。于《易》，雷乘乾曰大壮，房、心象焉。心为乾精，而
房，升阳之驷也。房与岁星实相经纬，以属灵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国
语》曰：“月之所在，辰马农祥，我祖后稷之所经纬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
朔，日月会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见，在南斗二十度。其
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师所。凡月朔而未见曰“死魄”，夕而成光则谓之“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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