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27岁时，我辞退了那份报纸编辑的工作，着手一项任务，去澄清一个死去了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名声。在麦克阿瑟时代，他被军队判了罪，而且被当作一名叛国者关进了监狱。在他整个一生中，这个战士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件事时，他就离开了人世。我遇到了他，正好是在他临终时的心脏病爆发前。于是我将接下来的7年用以和美国军方、联邦调察局、中央情报局进行斗争。我在国内各州之间来口穿梭，直到最终找到了那些在1955年的军事法庭上控告他的人们。我说服了这些人，让他们出面承认他们是被指挥长官逼迫着来陷害那位来自缅因州的士兵。然后我迫使联邦调查局公布了关于这名战士的秘密紧急报告，报告中错误地把他刻画成了一位共产主义者。我也找到了那位指挥长官，他受到了人们的指责。最后，我迫使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一次公众审问。我之所以做所有这些事情，是因为死去的战士身后留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无辜的。我把他的儿子带到了华盛顿参加那次审问，终于让他看到了关于他父亲的真相。
为了什么呢？当我一路行驶时，我在问自己。我一直相信我的动机是高尚的。后来我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部书，好莱坞立刻就购买了那本书的版权、而且我把钱平均分给了那个战士的妻子。
但是现在我却思考，当我在做这件事时，是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重要价值呢？也许我想证明的事情是我值得过上一种被人称赞的生活和那种舒适的大学职位，正是这种公众成就感占据了我的心灵。当然，我也关心那个战士和他的家属，我确实由衷地关心他们。但是，当我行驶在州际公路上时，我明白了我过去一直是那样一种人：他们谨慎地开辟他们的战场，并且用心算计着这些战斗在最终的时刻对他们本人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都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出来。当我从这种状态下走出来时，我竟然忘记了停车交纳过路费。
我们在雅茅斯镇已经找到了一幢美丽的四面延伸的缅因州农舍，并且租下了它，准备在那里度过日渐临近的夏天。这正是我一直曾经希望的那种房子，尽管它的租价是科伦父母的邻里房子的两倍。当我第一次观察这个地方时，我就觉得它像是那种应该由一个成功者来居住的房子。它临近大海，成功的人们可以在那里把他们的家庭安顿得舒舒服服，并且像模像样地度过夏天，然后他们就会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当我们将车驶入汽车道时，科伦的两个兄弟和他们的父母以及两个姐妹正等在那儿迎接我们。我的一个老朋友住在前面的路上，他带着烤馅饼和啤酒来了，正好可以帮我把行李拉到三楼。当我们走过空荡的房间时，他问我为什么全家又返回了缅因州。
“这里是家乡呀。”我告诉他。
“呀，哈，”他说，“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离开科尔格特大学呢？”
“因为它离大西洋太遥远了。”我说。我的声音在光秃的墙壁和地板之间回荡着。“当我们离家去那里的时候，我们想着我们在那儿呆两年，但是我们却呆了四年，时间太长了。”在第一个小时我就编造出了重返缅因州的理由，这将成为我的常备说法，用以回答人们的有关询问：为什么四年前我和科伦那么满怀希望地前往科尔格特大学，可是现在却离开那里，返回家乡。我在说这个理由时，竟然是那么地经常并且那么地随便，以致于我自己也有点儿相信我不是被人解雇了。
现在我看到，我应当为我们的处境而感到真正的恐惧了。不仅仅是因为，在开头的几个星期内，又有7个我所申请的大学拒绝了我，而是因为这些拒绝信和我只剩下两所大学可以听候回音的现实并没有使我感到比渴望把这些信件瞒过科伦时的心情更急迫。在库房里，有一个老式的本·霍根牌子的高尔夫球袋。每当信寄过来时，我首先看一遍，然后将其叠成一个小方块，把它丢在那个高尔夫球袋的底部。
尽管我做了极大的反省，虽然我确实深深地怀疑世界可能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仍然无法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我翻来覆去地考虑那天晚上我的来自纽约市朗克斯区的学生在我的庭院内所讲的那个故事，他和他的好朋友们过去经常把他们的垃圾堆在郊区小村的美丽绿地上。那个学生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而且比任何事情都深刻。正是他那给我讲故事的方式、正是他那脸上露出的满足的表情，好像他要纠正我所持有的一些幻想。
当然，时逢缅因州的夏天，返回家乡确实令人心情舒畅。我爬上了楼梯，在卧室前面看到科伦和所有四个小孩子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全都是那么的美丽和安静，以致于我屏住了自己的呼吸。三个小女孩正在吮吸她们的大拇指，于是我把手指从她们的口中拿了出来。然后，我从床的一角抱起了杰克，因为他尿湿了床单。“杰克宝贝。”当我抱着他来到浴室时，我在他耳边轻声唤着他的名字。我扶着他，让他站在了浴室的前面，而他却像一个小醉鬼似的摇来晃去。我仍然记得，当他从科伦的肚子里生出来时，我为他的生理结构而感到多么的惊讶。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我从未想过再要一个儿子。他出生时有10镑重，肩膀很宽，头上是又密又黑的胎发，而且两颊红润。当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他看上去就像来自爱尔兰小人国政治家会议的会员，在路上顺便停下来到此拜访。但是那却是一个难产。产钳不起作用，同时一个让人心畏的真空吸取机也无法将他吸出来。突然间，医生要求别的人们来帮忙。于是，所有工作人员都到了产房，照看科伦并且鼓励她继续努力。我站在旁边，一无用处，只能对他们的帮助感到心慰。处于痛苦和决定中的科伦，就像天上的月亮，美丽而冷漠。
回到卧室后，我把卡勒放回到她的摇篮中，这样床上就有我躺的位置了。然后我注意到科伦已经细心地把针绣壁画挂了起来，这是她在每次临近分娩时为每个小孩子所做的：深蓝如玉的天空上挂着月亮和星星；白色的海鸥环绕着一艘采虾船。我从不记得自己曾经看到她制作这些壁画；就好像它们是突然出现了。她从哪儿找到那些时间呢？我感到惊奇。
我知道她现在想要使这个陌生的房子在她的孩子们眼中看上去像个家。在我上床以前，我低头看了看她。好吧，我想。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她为榜样。她并未飘浮于过去或者提前进入未来，为了她的孩子们，她只是在这里，在当前。我并不想向前迈上一步，加入到那些悲惨的男人行列中，像他们那样撞击一个中年时期的路障，然后立刻开始寻找某个人来责骂，或者返回过去寻找某些被隐藏起来的真理——当你把这种真理拿到阳光下时，它会更像是一个借口。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工作，我想要做的全部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租来的房子中卸下我们的物品，擦掉我鞋子上的灰尘，找到一条重返过去的航道，然后打开加速器的开关。很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获得一个清静的休假。噢，难道成功不是依赖于此吗？
我快要进入梦乡时，卡勒就开始大声哭了起来。我走到她的摇篮前，这样她就不会吵醒所有的人。在有了婴孩的岁月中，你学会了一种摇晃的方式，从而使他们不再哭泣。这就像过去人们习惯于使用公共线路电话系统，你知道哪个铃声是你的，哪个铃声你可以忽略。这是一个要求安慰的哭声。这种哭声一直被我当做最紧急的，同时也是最容易平息的一种哭声。我就抱着卡勒走下了楼，我的游戏计划是在她的瓶子中装入一些牛奶，喂她吃，然后摇晃她几分钟，再把她轻轻放回摇篮中。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曾经这样做过百次之多，已经熟练得连用脑袋想都不想了，甚至有时睡着觉也会做好这件事。但是当我打开了冰箱门，低头看着卡勒时，我突然间全身心体验到了自己的体重稳定了下来，而且我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坠入了低速运动中。我猜想这是我慢慢枯竭的速度，自从我在25年前开始奔上一条成功生活之路以来，第一次有了这种体验，而且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匆忙地将我的女儿放回到摇篮。相反，我把月亮指给她看，它的浓厚的光芒像流水般涌进了这幢老房子的窗户，而且洒满了草地。我感觉到在我的光脚所踩的松木地板上有着颗颗沙粒，这些沙粒是某个其它的人从沙滩上带回来的。
当我们走出房门，我想：让我降慢速度，这一时刻我要像你妈妈那样和你生活在一起。就在这里，让我告诉你我们是在哪儿，而不是我们正要去哪儿。我们穿过了一块布满重重暗影的地面，暗影在夜风中相互纠结，飘摇不定。我想起了那天晚上，我曾抱着她漫步校园，让她看上面写有我名字的大幅旗帜。当时我没有问自己任何问题，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航海员。然而那个夜晚已经看似属于另外一种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而且不是我的生活了。
我不停地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在这条路上做标志，这样我就会记住在货车场以南10英里之外的遥远的火车的汽笛声，以及当我们经过时我们脚下的那些停止了它们鸣叫的蛐蛐。在汽车道的尽头，一只黄鼠狼跳跃着跑进了高高的草丛中，就像一个老练的小偷消失在一个外套衣架后面一样。卡勒很安静，缩成了一团，紧紧依偎着我。我低下头看她，发现她正冲我笑呢。为什么我就不应该为她而感到惊讶呢？在这里，她那微小的声音说出了她最初的词句，尽管她的脚仍然小得可以在一个茶杯中涮洗。
又走了27步，我们来到了主干公路旁。我们没有横穿过去，相反，我们佯装在公路的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并不欢迎偷渡者。但是从我们站立的地方，可以看到行驶的车灯照亮了河面上停泊的船只。海水沙滩的气味飘过了小山。河面上传来格达达的水泵抽水声，它抽取舱底的污水，然后再将污水洒回河中。我举起卡勒，这样她就可以看到水面上白色的月光。月光照亮了她的尿布和她穿的挖沟者式样的T恤衫，她也闪着光，就像一个穿好了洗礼衣服的婴儿。
后院斜坡陡然而升。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开始急促了。89步上到了顶部。那里的一个羽毛球网像蜘蛛网似的罩住了我们，于是我们像印第安人似的偷偷溜进了树林。在我的脚丫下，我感到了一个蘑菇，然后是藓苔、松叶针、老树叶和干朽的树皮。我用她的脸颊碰了碰半空中垂下来的一支冰冷的树枝。她伸出了手，一下抓住了它，一路上再也没放手。
库房门上的木闩已经被露水打湿了。我抱着她走了进去。周围是陈旧的雪地轮胎、半捆石棉绝缘体、五个生锈的滑车铁箱、一台老式的像蛇皮一样的照像机皮箱子、一个我曾挥动过的棒球球棒、一个呼拉圈、卷起来的布满灰尘的小地毯、三个没有椅面的藤条椅、两扇窗户上爬动的飞蛾、一个正在碰撞玻璃的六月份的小甲虫、一条木匠的工作椅。
一般情况下，我会匆忙地上床，为了第二天的工作而好好睡上一觉，并且我不会注意房顶上箭头指向西南的风向标。我对我的女儿说：在这里，让我告诉你你在哪儿。我开始了，用手指着南边给她看，然后，我说出了在那儿熟睡着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又说出了曾经当了三十年护士的祖母的名字。最后我说出了曾祖母的名字，她是在72年前从爱尔兰横渡大西洋后来到了这里，她也是我女儿生命中最遥远的延伸。再向南转动一个方位后，一个祖父在可以停泊大型油轮的船厂工作。卡勒看上去长得像他，像她妈妈的父亲。他让卡勒妈妈的母亲为他生了个女儿，而后他的女儿又在自己的女儿中再次创造了一个他。在西边和北边是另外一族的兄弟姐妹、叔叔和姑姑们。我说出了每个方位的朋友们。当我说出他们全部的名字时，我一直在原地转动，而她笑得露出了牙。住在亲戚们的中间，我感觉我像是穿过时间又飞了回来，这样我现在又站在了我曾经远离过的人们中间了。我想起了我的姑姑弗兰西斯，她在7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她的父亲，也是我的伯爷沃尔特，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于是在60多年中像抱玩具似的将她从轮椅抱到她的床上，再抱到浴室。她的整个生活都是在他的屋檐下度过的。当他已经是、79岁高龄时，他仍然每天锻炼身体，使他的胳膊和肩膀保持强健，从而能够抱起他的女儿。在他那无尽的痛苦和悲伤中，有些时候他必定会为他们之间的相依为命而感到幸福；而另外一些时候，每当他看着他曾经抱着的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