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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在南亚美利加洲。同治十一年，秘鲁国玛也西船私在澳门拐华民二百馀人，行抵日本横滨，经日本截留讯办，知会中国派员前往。时通商大臣何璟派补用同知知县陈福勋偕英、美两领事派员前往，旋各运回，并谢日本。
十二年，秘鲁遣使来华议立约。已而秘使葛尔西耶到津谒李鸿章，鸿章诘以虐待华工等事，不允相商。秘使旋以本国新立雇工章程，实无凌虐情事，牒鸿章。鸿章覆牒，谓：“贵国新立雇工章程虽尚公道，但查同治八年、十年间，华民公禀内所称‘苛求、打骂、枷锁、饥寒，虽立合同，而章程虚设，虽曰送回，而限满无归’等语，是即保护华工未能照办之证据也。又来文所载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八月十四日议立搭客船规，不准载大帮之人。查同治十一年，日本国扣留秘鲁玛也西船，载有拐买华民二百三十人之多，据各国领事公同讯问，船主苛酷相待，饮食不继，并有割去辫发、鞭打囚禁等事。又据粤海关税务司报称，‘同治九年，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十三人，同治十年，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此皆系大帮，秘国并不查禁。近又据粤海关税务司报称，‘本年七月间，广东省城黄埔河面有秘鲁船七只前来招工，因其违背通行章程，谕令驱逐出口’。以上各节，是又帆船禁载大帮华人未能照办之证据也。查上年中国通行各国照会内载，凡系无约各国，一概不准设局招工，其船只不准搭载华工出洋。即有约各国，亦不准在澳门招工。均经各国知照在案。秘国向系无约之国，照章不准装载华人出口。乃昨据贵大臣面称，现载往秘鲁华人已有十万馀人，明系违背公法。况华民在秘鲁重受凌虐，曾两次公禀美国钦差转达总理衙门，是以日前叠据英、美、法各大臣述知贵大臣欲来华议约，即经总理衙门王大臣照覆各国，以‘秘鲁向来专以拐贩华工为事，华工受尽痛苦，其相待中国情形与别国不同，必须与伊国说明，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中国，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否则实难办理’等语。想贵大臣必已与闻，无烦赘述。”
旋据函称遵照总署原议，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中国，自可妥商。鸿章订期会议，届时不至，鸿章责之。复请期，鸿章因再约期，至日，秘使偕爱勒谟尔秘妥士来。適同知容闳由美国回津，鸿章令闳与议。秘使将鸿章原函取出，逐条剖辨，谓无苛待情事；又谓中国既令无约之国不准招工，是以本国亟派使前来议约，以后自必照约互相稽查保护。并称华工送回，可于约内声明，除华人在秘鲁设肆寓居，自不原归，无庸送回，其馀工人等合同限满，即令原主送回，分别办理。容闳因言美国向例，无立合同年限雇工之事。华民在金山等处佣工，去留自便，美官不能勉强勒掯。即有先立合同者，若不原当，随时将合同缴销，作为废纸。秘国亦应照办。秘使允商办。鸿章仍以拐去华民为言。秘使怫然，谓即回国。屡议不决。
十三年三月，复与秘使接议，秘使自交所拟条约，鸿章不受。久之，始定查办华工专条，其文曰“现因秘国地方有华民多名，且有称华民有受委屈之处。兹会同商订，先立通商条款，和好往来，庶几彼此同心。由中国派员往秘，将华民情形澈查，并示谕华工，以便周知一切，秘国无不力助，以礼接待。如查得实有受苦华工，合同年限未满，不拘人数多寡，均议由委员知照地方官。雇主倘不承认，即由地方官传案讯断。若华工仍抱不平，立许上告秘国各大员，再为覆查。凡侨寓秘国，无论何国人民，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自秘国核定此项章程之日起，凡华工合同已经期满，若合同内有雇主应出回国船脚之议，该工人有原回国者，即当严令雇主出资送回。又各华工合同若无送回字样，合同已满期，该工人无力自出船资，有原回国者，秘国应将该工人等附华船送回，船资无须工人自备，秘国自行料理”云云。
复将通商条约十九款及已订查办专条改定，因致总署，谓：“在秘使之意及各国公论，彼既允定查办资遣华工专条，是秘鲁已予中国以便宜，我亦当照各国和约，允以一律。现订通商十九款，大致亦与西约词意略同。然均经鸿章逐条酌改，如各约篇首所称‘互相较阅，俱属妥当’或‘妥善’字样，转觉不妥，兹将‘俱属妥协’四字删去。各约钦差驻京往来，有彼国而无我国，兹先载明中国钦差。各约领事官无商人不准兼充明文，兹添‘不得委商人代理’。各约游历通商执照，秘使不肯删通商货物字样，兹特添入‘货物应照报单章程办理’。各约多以英、法文为凭，兹改‘彼此各用本国文字，亦可兼看英文’。其馀凡通商、纳税、兵船、商船、控告、词讼各节，均将中国一面叙入。所最要者，招工流弊无穷。澳门贩运已久，华工既在秘国受苦，以前虽允查办，以后若仍开招，害将何所底止？兹会订第六款，上半节照美国续约，云‘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下复添叙‘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等语。嗣后中国但能照约严禁，不独秘鲁不敢违犯，即各国招工之举，亦得援引辨证。又前订查办华工专条，商令派员前往，秘使允即遵照。”
旋派容闳往查办。容闳查办讫，报告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糖寮、鸟粪岛等处虐待情形，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会届换约之期，秘鲁遣使臣爱勒谟尔来华求换约。光绪元年，派巡抚丁日昌为换约大臣。日昌谓：“去年中国所以与秘国立约者，因秘国葛使照会内言秘国设有新章新例，保护华民，尽除弊端。乃立约之后，派员前往秘国确查，始知华工受屈，显与条约内保护优待之例相背。甫经立约，而秘国即种种违约，是不能不加一照会，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秘使闻之，不待辞毕，即怫然去。日昌以秘使无礼，因致总署，请暂缓换约。
四年，秘鲁因澳门停止招工，香港英总督又申严禁，秘鲁乃赴广东省城与美商同孚洋行私立运载华工合同，五年为期，每年得船费洋银十六万圆，设局招诱。粤督闻之，即予查禁。秘使诣天津谒鸿章，拒之。时出使大臣为陈兰彬，虽由美使兼日秘，并未赴秘。七年，以津海关道郑藻如为出使美日秘大臣。十年五月，始由美赴秘，谒总统递国书，开办使署于利马都城，奏派参赞一员代办使事。又于嘉理约海口设领事一员，管理华民事宜，仍禁绝招工，并咨请查拿广州城外私设招工行栈。十二年，郑藻如归，迭以傅云龙、张廕桓、崔国因、杨儒充公使。又增设代理领事十，就秘籍中之廉正者充之，遇事报使署，由参赞区处，公使仍不驻秘。二十一年，秘总统即位，各国均有国书致贺，介由美使请总署代达。二十二年，始颁国书。二十三年六月，驻秘代办李经叙行抵嘉理约，因疫疾盛行恐传染，阻止入口，从秘制也。久之始听入。时公使杨儒赴秘递国书，秘外部先派护卫大臣一员在嘉理约迎伺，随派火车接至利马，又派副外部在车站迎伺。递书日又用宫车迎接。公使递国书，他国均用军装佩剑。中国以秘系民主，沿例用行装，行鞠躬礼，致颂词，秘主答颂如礼。
二十四年，利马华人在香港办货，秘驻港领事照验加戳。向例戳费值百抽一，至是增加，又改用金镑，比前增逾倍。华商以秘违例，请秘外部饬知港领事照向例核收，又籥请于驻秘代办谢希傅。于是照会秘外部，谓：“货单戳费向有定章，值百抽一，又为万国通例。货本用金用银，各国不一，而抽费皆按此为衡。即就利马论，麦面一项由智利贩运者，抽费俱按智洋，洋货各项由英伦贩运者，抽费俱按金钱，载在秘国税则，众所共知。乃同一抽费，于智于英皆就地照抽，独至香港一处忽示歧异，于理不解。或谓香港为英属口岸，应改金镑，则粤商货本亦应升算金钱，方与通商各国一律，应请批示。”秘外部不允批示。旋称港银成色太低，换兑金镑亏损过多。谢希傅告以一律改从金镑，华商亦所甚原。秘外部始允收费按照货本，一律改从金镑。
宣统元年五月，秘工党仇视驻秘利马华人暴动，秘政府特颁苛例，令进口华人每名须有英金五百镑呈验，始得入口。时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赴秘与交涉，先谒总统递国书，即照会秘外部，谓秘所设苛例，违反两国所立条约。旋复见秘总统辨论，请废止饬谕。总统不允。已复由秘外部覆文。秘外部大臣玻立士谓廷芳，请先妥议限制中国工人出口来秘善法，附入条约。廷芳答以章程不应附入条约。玻立士又欲使秘领事有察验华官所给护照是否合例之权，及到秘时，仍由地方官查验，方准登岸。廷芳驳之，执不允。廷芳阅草案，又请加“寓智利、厄瓜多、巴拿马等处华商欲来秘者，可由代理中国领事等官发给护照，以为入境凭据”等语，玻立士允诺。时留秘华人多吸食鸦片，廷芳请秘赞助设法限制，秘总统许之。旋复定议，廷芳与秘外部立废除苛例证明书九条：一，中国允自限工人来秘；二至六，定非作工之华人往秘护照办法；七，定非作工者概不限制；八，定免请护照者之资格；九，发照验照祗须缴费五圆。并停止秘国五月十四号颁发饬谕之效力。时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号。署押盖印。
巴西国，南亚美利加洲共和民主新国也。光绪六年，始遣使臣喀拉多来天津，请议立和约。总署请饬南北洋大臣就近商办。旋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议约。六月一日，喀使抵天津，照会鸿章请立约，并拟先送约稿呈阅。遂订期接议，研商至再始定约。鸿章因上奏，言：“此次巴西议约，数易其稿。嗣以秘鲁条约为底本，删去招工各条，并参用别国条约，定为十六款。其关系中国权利者，皆力为辩论，变通酌定。如第一款‘两国人彼此皆可前往侨居’句下，添入‘须由本人自原’一语，即寓禁阻设法招致之弊。第三款‘设立领事官，必须奉到驻扎之国批准文凭，方得视事，如办事不合，可将批准文凭追回’，本系西国通例。其立法之善有二：一则其人或非平素公正，或与我国向不浃洽，我皆可以不准；一则通商口岸或系新设，人情未安，不欲领事骤至，我亦可以不准。至办事不合，追回文凭，是予夺之权我亦得而操之。第四款游历执照一节，洋人游历各处，多有由领事自填执照，送请关道用印，几若内地往来，全凭领事作主。今改为‘领事照会关道，请领印照’，可稍助地方官之权。第五款遵守专章一节，即是德国新约第一款之义。查‘均霑’二字，利在洋人，害在中土，设法防弊，实为要图。特声明嗣后如有优待他国利益，彼此须将互相酬报之专条或互订之专章，一体遵守，方准同霑优待他国之利益，似较周妥。第六款本拟照德国新约，酌用漏报捏报办法。惟巴约系仿秘鲁约本，并无通商详细章程。若仅添漏报捏报一层，转恐挂一漏万。今定为‘两国商人商船，凡在此国通商口岸，即应遵从此国与各国原议续议通行商务章程办理’。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款，皆指问案之事。查西国案件，俱由地方官讯断，领事不得干预。惟中西法律悬殊，各国不能听地方官审办，于是领事遂有其权。此次定为‘被告所属之官员专司讯断，各依本国律例定罪’。盖被告多系华民，前因会审掣肘，受亏不少。兹由被告所属之官讯断，当可持平办理。又第十一款内‘将来另议中西交涉公律，巴西亦应照办’一节，虽公律骤难定议，究为洋务紧要关键，特倡其说，以作权舆。以上各节，皆按照各国约章酌议变通，期归妥善。至洋药一项，虽非巴西出产，惟中土受害滋深。今议令巴使知会巴国外部查酌，禁止巴商贩卖，先由巴使另备照会存案，臣亦给予照覆。”约既订，遂于八月初一日会同画押钤印。明年三月，喀拉多忽诣李鸿章，谓接本国电报，复请商改。于是增删巴西原约共十七款，前约正副本作废。八年四月，换约于上海。八月，巴西赠鸿章宝星，旋答之。
宣统元年，巴西使臣贝雷拉请与中国立公断专约。先是巴使诣外务部，援照保和会公约，请与中国商订一公断条约，并呈所拟洋文约稿。遂派外务部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