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盐- 第10部分

　　妈妈站在他们中间；他们黑黑的影子在墙上，在天花板上的影子，跟电影里魔鬼的影子一样，黑黑地夸张了他们的灵魂。

　　他们把妈妈在月夜里唱的那首歌词抄出来了。有个高瘦的人（安徽人，姓赵，雇农。退伍的义务兵，这人很瘦很高），凶狠地打了妈妈两耳光，还要妈妈交代。这时有个女人（上海社会青年，姓罗，个子比我妈妈高，脸就不怎么好看，说句形容的话，脸上的表情就如棺材板，生有三个女儿；她老公姓龙，江西籍的退伍的义务兵，贫下中农，心肠来得个坏），她抓住我妈妈的头发，要妈妈低头认罪。说我妈妈长得那么漂亮，不是特务婆，谁还会是特务婆。这逻辑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就用过了，也显示了这逻辑的一惯性。

　　妈妈乌黑的头发遮住了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我知道，妈妈那双眼睛里充满愤恨和屈辱，嘴角流出一道暗红的鲜血。

　　虽然那时的灯光很暗，但他们的每一张脸，我都记得。当时，我没敢喊，只是闭上眼睛。这是我记得的第一次抄家，以后这样的事就多了。

　　他们走了，我才知道妈妈在我枕头下放的是两本影集。后来还是给红卫兵小将给抄走了（蓝，男；赵，女）。一九九三年找回一本。

　　1986年9月10日写2004年改

（十五）　往事　　梦（1）（这是1968年初夏的事）
（这是1968年初夏的事）

　　在我幼年时，做过一个梦至今我还未忘记。是我和妈妈散步后不久做的，按理说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孩童的梦本来就是幼稚和荒诞无稽的。可无任它怎么荒唐，我对它的感触太深，现在还能回忆起每一个细节。这个梦我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对谁说过，梦中的景物、人物依旧鲜活在我的记忆里跳动。童年里的哪一轮满月，我对她还保留百般缱绻，那淡淡的哀思中显出一丝生机，一丝苍白的希望，也使我感到是一种缘，过早地读懂了那月光。月光体现出一种的传统美，属于心灵的体验，即是精神上的感情美。这种种悲哀，以及这种悲哀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慰藉，或是一种朦胧的超脱。在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憧憬里，在人生冷漠里，所寄托的情感与那月光交织。就如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只是我当时并不懂，在苦涩中品尝到的幸福就是妈妈的爱。

　　我一想起童年，就会想起这梦。妈妈常常在批斗会上遭到毒打，脸色很不好，她又没有时间亲自去医院看病，这事就落在我和弟弟身上。我和弟弟每星期会去一次职工医院，给妈妈抓中药，就在我们过去寄托的全托幼儿园的那个镇上，来回有三十里。

　　在那时，我们都比较早睡。白日里没有少见渗和血的泪，生命就像四月飞舞的杨絮，随风而去，像是自杀者冤魂的呐喊；在礼堂常有悲伤戚恸的哭声，或是被打的人无奈呐喊。这些都融进我童年的梦里；山里的初夏里还留着春的寒气，月儿弯弯，像蒙古人的战刀，冷冷地闪烁出它锋利的光芒；那北风嗖嗖的风从山谷里呼啸，好像是古战场传出的嘶杀惨叫声，从我们家里的窗缝里钻进来。

　　夜深了，我梦见爸爸坐着一辆大马车回来了。大马车是停在二年前，妈妈送我和弟弟去全托的那块草坪，那是一个丁字路口的斜坡。青青的小草在柔和的阳光下，闪烁着迷人露珠，真美啊！爸爸微笑地从马车上下来，手里还提着一块用稻草绑扎的猪肉。

　　我高兴地向爸爸身边跑去，张开我的双手。突然，爸爸不见了……

　　妈妈把我从睡梦里叫醒了，朦胧地记得在梦中的爸爸。妈妈点起了煤油灯，问我刚才喊什么？我没有把刚才的梦告诉妈妈，只是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为什么不告诉妈妈，把这梦就这么一直放在心里。

　　第二天夜里，妈妈的哮喘病犯了，躺在床上久喘不止。我睁大眼睛，看哪黑洞洞的房顶，回忆昨天晚上梦见的爸爸。他英俊的笑脸，牢牢地印在我的心底，还有他手中提的那串猪肉。我面朝墙，努力地想把那梦做得圆满，却没有再出现。

　　爸爸被抓走后，妈妈一直很为他担心，再加上她自己的身心遭到这无情的打击，病就更加加重了。

　　妈妈病得不轻，要我起来去二公里的卫生院叫肖叔叔（江西萍乡人）来给妈妈看病。这是我第一次，一人在黑夜里走夜路。好像我并没有觉得害怕，路离两边的山很远。

　　这肖医生是从部队下来的，过去常来我们家找爸爸打麻将。听妈妈说他这人胆小，怕死人。个头不太高，戴一副土黄边近视眼镜，为人很正直。他来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开了些药。

　　第二天，他们还强行要妈妈去劳动。这些贫下中农上了台，就开始为所欲为，骄横恣纵。他们不择手段，造谣诬蔑，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妈妈的狐狸精大概就是这时给取的。当然也有妈妈长得美的因素，这时的美也是一种罪孽。现在的人听了，肯定会不禁感到惊讶！

　　晚上，妈妈的病又加重了。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妈妈要我扶她去卫生院。我从床上一溜就起来了（妈妈常这么说我）。可是，妈妈病得太重，根本走不动路。

　　“你去叫肖叔叔来给妈妈看病。”妈妈看我穿衣服说，“妈妈可能这回不行了，妈妈真的不忍心丢下你们，让你们这么小就没有妈妈。”

　　我点了点头就跑去叫医生了。当时，我并不清楚妈妈说的意思，懵头懵脑跑去找肖叔叔，告诉他，我妈妈病得更重了。

　　他慈祥地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说，很快背着医药箱同我一起到我家。他先给我妈妈打了一针，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肖叔叔同这里管事的人吵起来了（这人姓龙，江西丰城人；老婆是上海人，养有三个女儿。前面说哪个抄家，打我妈妈的女人）。肖叔叔要他马上派人把我妈妈送到医院去，那姓龙的不肯。

　　“这会出人命的，做人要讲良心！”肖叔叔说。

　　后来，姓龙的叫了几个“坏分子”（这里面有一个姓卢的，他父亲原来是上海的资本家，江西第一糖厂就是他父亲投资的。他在这里也被打得够呛），用大板车反我妈妈连夜送到职工医院去了。不久，我听说肖叔叔为这句话也挨批了，说他无原则地同情“特务婆”，立场没有站对。

　　妈妈送到医院去了（支气管哮喘）。我和弟弟留在家里，仅有的一床棉被给妈妈带去了。

　　夜深了，我被冻醒，把垫被叠好给弟弟睡。因太冷，我好久也睡不着，就把衣服穿起来睡还是睡不着。因为冷，我躺在床上想自己梦见爸爸的事，也为妈妈的病担心。当时，我总以为这梦是暗示生活的美妙真谛，像那月光有丰饶和美，却不知她也暗示这世界的悲惨。

　　这样，妈妈在医院住了，我在家里照顾着弟弟。有个几天，妈妈的病有所稳定了，托人带口信给我们，我就带弟弟去医院看妈妈，陪妈妈在医院住了近半个月。

　　后来，我听人说梦见猪肉不好（上小学时），觉得妈妈住进医院，是我做的梦引起的。

　　1986年9月26日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六）医院门诊
（这是1968年夏的事）

　　一

　　夏日里的清晨，从云端喷射出的霞光特别美。田野的绿在升起的紫雾，飘逸出一种仙境，能让心陶醉在葡萄酒的芬芳中，完全忘却自我敞开或关闭自己的感情；河边的小树上寄生着一种无根的东西，红红的，或白嫩的，没有叶儿，像小孩子屙出的肥虫。它像滕又不滕，很脆，一碰就断，可又不是草，会开粉红的小花，大约是三四一球，但没的花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却是真实的寄生物。它把小树盖住，缠绕在小枝条上，使小树生出一个个畸形的疙瘩。

　　我不知这东西是美，还是丑陋，但它是寄生在树上。后来，我见到这东西总会停下来，细细看一看，自然就会想起我的童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通向新生活时，永远不会在制造悲剧中充当配角，总能将悲剧演义到巅峰，以求证自己的意志是“神”！就难免会把善恶加以混淆。

　　有一天，我和弟弟在晒谷场上玩，来了四五个孩子，他们骂我和弟弟是“特务崽”。弟弟不服气地跟他们吵起来，他们仗着人多就打我们。有一个用小石子丢过来，打在弟弟的左眼下。当时，包的时候用的是一种结晶的东西止血，就留下了永恒的疤痕。

　　妈妈见弟弟被他们打这样，流下了辛酸的泪。其实，我们无缘无故地被打，也是常事了，对这种事总会莫名其妙地心痛。妈妈抱着弟弟哭，弟弟那时才只有四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哭得这么伤心。我站在妈妈的身边跟着妈妈哭，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而哭，只是妈妈在哭，我就跟着哭。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妈妈哭的是我们的命运和遭受的摧残，她感到万分悲哀，却十分无助。

　　从这事以后，我们每天跟着妈妈去上班，或者被锁在家里，怕我们再遭“红孩子”的毒打。就是被打了，也没个说理的地方。

　　一天上午，阳光明媚，我们在家锁的时间太长，就跟着妈妈一起去上班。在妈妈上班的菜地里，有几只乌鸦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落在东边的山上，它们的叫声让人感觉凄凉。妈妈常在我面前说，听到乌鸦的叫声，准不会有好事。其实我潜意识地受到些影响，对这乌鸦叫也会留点心，给心灵带来一丝不安。

　　我们在公路边的紫油发电厂后面玩。妈妈在西边的地里劳动，离我们比较远，她时常抬起头来看一看我们，好像她预感有事要发生。

　　路边的草地里有几只漂亮的黑蝴蝶，我们就在追赶它们。大约是十一点钟左右，那群“红孩子”从其它地方玩着回来，见我们就要打。因为上次，他们的父母亲骂过他们。我见到他们来了，赶快要弟弟跑到妈妈身边去。

　　他们见我弟弟跑了，就不想放过我，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是“狐狸精”（因妈妈长得漂亮，他们就说我妈妈是狐狸精）的儿子，“军统特务”的崽子，把我打倒在地上。不知是谁推倒了靠在发电厂墙上的枕木，砸到我的右腿上。

　　枕木压在我的右腿上，当时我并没有感到疼痛，我躺在地上哭喊妈妈。这群“红孩子”吓得跑了。这时，姓赵的老婆把枕木搬掉，我己站不起来了（这里面有她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姓邓和一个女的，也姓赵；是一个上海青年，姓徐的叔叔把我抱到我妈妈身边，他老婆姓仇。在我妈妈病逝前，我妈妈问起我的脚是谁打断的？我告诉了全部的经过。妈妈一直心里怀疑是这姓徐的，打断我的脚。妈妈说她一直没弄懂，我爸爸过去对他不错，又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打断她儿子的脚。）。

　　妈妈抱着我的时候，我都记不得了，等我知道腿痛得不能动时，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我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恨他们，但我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后来，在我二十一岁时，打断我的腿的其中一个，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罪被判了八年徒刑；另外一个在广州被人打成残废，什么也不能做；有一个很早跟随他父亲调走了，情况不知。）我一直在想，这些“红孩子”也太不争气了，也许是天意吧。

（十六）医院门诊（2）
二

　　我的腿被打断的第二天上午，妈妈把我抱上一辆板车上，送我到医院里看。其实，像我们这类人根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命运是什么？突然，从远处传来锣鼓喧天。一般我们听到锣鼓喧天得赶紧躲，这粗犷的喧嚣里大多有侮辱我父母亲的口号，妈妈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一队农村人的送“毛选”的队伍走过。队伍中有三四个人手捧“毛选”四卷，上面用红绸带扎了一朵红花。现在想来，大概哪些人就都是些文盲，捧着这“毛选”表示红心，天下尽有如此滑稽之事。这时的人，大多是内心空虚、矛盾，没有任何道德原则，蔑视人性，冷酷而富于狂热激情，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爱心，甚至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个人意志，以至到后来精神走向崩溃。往日的理想己走火入魔，“旧的自我”在分裂，就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潘晓所感慨的那样，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狭窄。

　　清晨的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露珠在阳光里闪闪发光。闪动着迷人的光彩；妈妈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地用板车拉着我和弟弟，去十五里远的医院。大板车后面跟着一个女的（她老公姓李，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军分区过来的），背着一把日本式的“三八”盖步枪，监视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