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联邦调查局女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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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联邦调查局女特工-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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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维奥莱塔死后,你就占有了她的房间。”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她点点头:“我立刻打了电话。很多人都想得到它。”她对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举措感到十分满意。她是胜利者。

“那些是维奥莱塔的孩子?”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别的屋里。我得靠白天照顾小孩赚点钱。以前在圣萨尔瓦多,我在一家大饭店里主管厨活。我有一间漂亮的白房子,丈夫和两个男孩——全都在战争中被杀了。”

“我很抱歉。”

“在这里我没能找到那样的工作。所以只好给有工作的父母照看孩子。”

他们看起来很干净、健康,一个个正在忙于玩着一些早已磨破的玩偶和缺损的积木。我开始觉得有点心酸。这时古特瑞丝夫人站起来,用西班牙语念叨着什么,从角落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制婴儿床上抱起了一个婴儿。

她在一张牌桌上给婴儿换衣服的时候,我站在原处,观察墙头那幅日本印制的火山画,一面开始猜测分析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简简单单的东西:没有吸毒者、没有掮客、没有虐待婴儿、没有惊挛。

古特瑞丝夫人抱着孩子靠在肩上,轻轻地拍打着。“我很高兴见到你。”她说。

“我来只是要告诉你不要再说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是我的堂妹。”

那女人把孩子放回小床,打开一个木质大衣柜的抽屉,取出一本折叠了很多页的小开本黑色《圣经》。她把缠在上面的橡皮筋拿掉,小心地套到自己手腕上以防失落,然后从书里取出一张白色的工作名片,递给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事实。”

卡片上用烫金的黑体字慎微地写着:联邦调查局,安娜·格蕾,特别行动处。下面附有我们维尔希尔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她有一百种途径可以拿到我的名片。”

古特瑞丝夫人用涂成红铜色的指甲指着说:看看那一面。”

翻过来我看到几个字“移民和国籍管理局,北洛杉矶30O大街,213—894—2119”,是我亲手写的。

“当维奥莱塔第一次到这个国家时你把这个给了她。”

“我确实不记得了。”

“是七年前。”

古特瑞丝夫人用手按住她的胃部,一面满意地点着头一面搓揉。

也许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是局里值班的生丁,一个年青的拉丁女人闯进了FBI的摩天大楼。可能她还不会说英语(怀着天真热切的幻想的农村女孩,恭顺的,一头黑发),于是就把美国移民局的情况写给她,关心她,耐心地告诉她该到那儿去试试。那时在我面前横亘着刚到局里所遇到的那种真正的挑战,以至于我不太有心意去听去了解另一个充满困惑的移民唠唠叨叨的西班牙语,所以当她回去的时候,她的心灵早已被那将我们与公众隔开的双层防弹玻璃墙深深挫伤了。

名片在我手里握着就好像我真的这么干过似的。我怀疑它是否就是这样发生的,是否因为我傲慢自大使一个年轻女子选择了这条路并最终导致了那场血光之灾。

名片滑落进我的夹克口袋里:“我们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她有一次告诉我从你父亲那边算她该是你的堂妹。”

“我根本不知道我父亲那边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你。”

古特瑞丝夫人舔湿了手指把书页一阵乱翻。那本《圣经》搁得有一臂远,她斜着头眯逢着眼。

“这是维奥莱塔的母亲,该是你的姨妈吧。”快照上是一位中年妇女,独个儿站在一处简陋的地方,看起来似乎已被四周过度生长的奢华榨蚀光了。她的黑头发未经任何修饰,两眼下方都有一点黑晕,但是她笑得很温和,身上穿着黑白相间的服装,上面撒着黄色的小花点,没穿鞋,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维奥莱塔在这所房子里长大。”

在我看起来,它倒更像是一座未完工的房屋框架,仅有些竹枝、衣服、叶子,没有屋顶和墙。另外的是些维奥莱塔兄弟们的照片——更多所谓的堂兄弟——正在剥玉米;还有一张灰暗模糊拍的是棕榈树上的一只鹦鹉,似乎被水浸过,颜色已经褪了。

我摇摇头。没有任何一张能让我产生点印象。

“警方认为维奥莱塔卷入毒品活动。”

“这不对。”古特瑞丝用她清澈的棕色眼睛直视我。

“他们认为这是她被杀的原因。”

“那些警察都疯了。我了解维奥莱塔,她害怕毒品。她不想让她的孩子们和毒品和黑社会一起长大。这就是为什么她要攒钱回萨尔瓦多。她是个好人。”古特瑞丝夫人一再坚持,眼睛里已装满了泪水。“她爱她的孩子。在我们国家里发生着战争。她重重跋涉到了美国,却在大街上被人打死。”

她拿着烟头搁到水槽流淌着的水里,“嗤”的一声灭了,然后带着一丝怒气把它扔进金属垃圾罐里。

“她在哪儿工作?”

“她给住在圣莫尼卡的一位女士作管家,那位女士欠了她许多钱。”

“欠了许多钱?”

“大概……”古特瑞丝夫人往自己臂部上擂了一拳,抬头望望天花板,“四百美元。维奥莱塔很不高兴。那位女士很卑鄙,解雇了她。”

“为什么?”

“这不是她的错。”古特瑞丝夫人尖声说,“你可以去问那位女士。我有地址。因为维奥莱塔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帮她看着孩子。瞧,这就是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两个孩子冲进房间。小女孩大约五岁,她弟弟三岁。她手牵着他往冰箱走去,试了几次终于打开,伸出手去想拿什么东西。

“我来拿,珂娜若,”古特瑞丝叫道,“你想要什么?”

“冰梅水。”

忽然间,从敞门车库里传来的沸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拉丁音乐一下子充斥了整幢住宅。我拉开灰尘满布的米色玻纤窗帘向外瞅去,两个青年正高声谈笑,有只手拿着一件少数民族的管乐器,一面解开花园的软皮水管一直往车库那边一辆七五年产的道吉车拖过去。他们为了洗那块污渍,看来是要用去中部严重干旱地区半个小时的城市水量。我的脖梗一阵紧张。

“克里斯多巴?特瑞萨?这是塞纳瑞塔·格蕾。你们妈妈和你们的亲戚。”

两个长着杏眼、皮肤金黄的孩子手里捧着塑料杯望着我。他们也许跟我毫无关系。那个女孩眨着眼睛,没有笑容,她穿着粉红的短裤和显得瘦小紧绷的T恤衫,看起来有点像六十年代那场战争的幸存者,男孩子的那条绿色的士兵杂役短裤对他来说显得太大了,折叠了无数次用安全别针扎在腰间,根本没有穿衬衫。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他问。

“你妈妈在天堂。”古特瑞丝夫人说,抚摩着他浓密的黑发,“我告诉过你的。”

但是男孩子重复着这个问题,直接面对我乞求道:“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古特瑞丝夫人的喉头因伤痛发出了一种咯咯声。她把他揽进怀里:“到这儿来,克里斯,想和我跳个舞么?”

她随着那震动的楼层的音乐晃动着臂部。孩子被贴着身体紧紧抱住,咧开嘴,越笑越欢了。

“特瑞萨,跳起来吧!让我们来做merengue。”

女孩没有移动,就在我面前跳了起来,眼睛却不知盯在什么地方。为了近看她,我的膝盖跪了下来,直到我们的双眼对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用手抚摸了她的脸颊。但她匍伏下去,一直爬到婴儿床下,双臂紧紧抱在脸前,倦缩着,脸紧贴着墙壁。

我觉得奇怪,一种模糊的惊疑的预感——这时它带着一种巨大的力量震荡着我的身体:混合着隆隆的音乐声,混合着穿透身体的热浪和一股不成熟、未经证实的恐惧感。慌乱,可是我仍然在拼命抗拒一种冲动:跟着特瑞萨躲到婴儿床底,那黑暗狭小的空间将变得更加狭小,找到那些也许根本不存在、不重要的蛛丝马迹,他们也许就躲在某个看起来并无危险的地方。人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减少痛苦,痛苦就会随之减少,减少到微不足道,最后,消失。

音乐声仍在变大,难以置信地,另一个音阶,古特瑞丝夫人把纸张相片全部收拢,重新夹回《圣经》里。为了抵消音乐声,她相当用力地说:“拿着这个。这是维奥莱塔的。”然后把书塞进我手里。

“即使我拿到那笔钱……也不会给你……”我嚷道。但是古特瑞丝夫人神情恍惚,似乎根本不在听,脚已踏上了楼梯,在她身边的男孩被她的动作和外边的音量吓着了,哭起来。“那钱归孩子们。他们会得到更好的抚养。”

我的手指摩着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圣经》,封皮破旧干皱。我简直无法再承受下去,就退了的出来。留下小女孩无法形容的悲伤和古特瑞丝夫人关于Nerengue的梦。

第05章

我们有理由相信“JAP匪帮”又出山了。这个匪称是督察官丢勒·卡特尔赠给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的。她打扮得珠光宝气,留着长指甲,保养极好,只不过碰巧喜欢上了在河谷地区干活。她的“汇票”和顾客们的混在一起,总是让出纳员大吃一惊。我们认为,大约有一打的劫匪是供她驱使的。华盛顿储蓄银行和希尔曼橡树贷款银行的是最近的两桩。

唐纳多和我接到211警报,和当地警察几乎同时到达那儿。我们刚刚开始讯问证人,我的无线传呼信号就响了。我打电话回办公室,罗莎琳说丢勒·卡特尔想马上见我。

我回话说,我们正在调查中没法中断。三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完工,但我仍不想立刻回去。我闲话不断,唐纳多只好顾视莞尔。

“到C—1几年后我就会升任主管。我一直想到华盛顿,D.C.去住。”

“华盛顿到夏天是个狗屎城市。”

我们沿着405干道一直往南开,有许许多多汽车,在干涸枯燥的丘陵之间形成两道回反的弯曲的车流。

“比这里更糟?”

唐纳多没有回答。我便不再问,他在“西密”河谷有套房子,是向姻亲借款买来的。天气好的话,到韦斯特伍德只要一个小时;今天晚上他还得掉头回来,再走一遍我们现在走的路,所以他到家已经将是八点或九点钟,他还要花上一个小时和他长子一起做家庭作业。儿子缺乏学习能力,这一直是一个苦恼源。

唐纳多十五年前娶了一个来自“恩锡罗”的女孩,并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刚成为拍档的时候,他们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期,分居了六个月,但唐纳多和我彼此不熟,他并没有向我谈到这点。唐纳多是我们认识的最有道德感的人之一(“我靠礼教生活。”他曾经这么说过,不是开玩笑),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过得不快乐。他拒绝抛弃他的妻子。后来他们合好如初,并且坚信他们的婚姻会像直布罗陀的岩石一样坚固。之后不久,在我们每年的从巴克斯菲尔德到维加斯的竞速比赛上,麦克和罗谢尔双双获胜。每一次你去过他的办公桌,你总会看到他正专注于那张照片,上面两个人大汗淋漓,正亲吻着那座该死的奖杯。

“不要和丢勒·卡特尔上床。”他最终开口,不再怀有那种忧郁的沉默。

“我做过吗?”

“我听到你在电话上都成了‘嗨——我正在办案’小姐。别取笑。卡特尔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得到提升?”

“他想得到高罗威的位子——想成为整个地区办公室的主管。从他的观点来看,——一个来自纽约的天主教徒,别说,得把他掐死。”

“高罗威似乎相当快就得到这样的描述。”

“高罗威自己也是如履薄冰。他已经来这儿八个月了,保持低调,尽量避免出错。卡特尔弄得他紧张。”

“我对丢勒·卡特尔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自信地说,“加利福尼亚第一的案子自个儿就能说明一切。”

唐纳多只是咕哝着。我打开收音机,但是他对“体育网”不感兴趣,就又关上。我平静地观察着车窗外,车子在无穷无尽冗长的干线上奔跑,车车车车……一望无尽。

丢勒·卡特尔在办公室里做卷宗。我终于到了这儿,觉得似乎我应该说点调和性的话,事情才能容易解决些。

“很抱歉花了这么长时间。交通状况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不说我也知道。”

丢勒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带有那边人种喜欢争斗的特征。对于别人来说,一个长期懒散的男孩的腔调可能是具有魅力的——像是揣着金条的牛仔们的回声——但是对于丢勒来说则意味着威胁和不友好,对人类生活毫无认识的枪手。如果他认为你移动缓慢,要滑头等等,很可能他就会花点时间拿支,45指着你的前额。我把他叫作反社会的人。他不喜欢别人。

也没有人喜欢他,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脸毛。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少年人:十五岁的年龄,棉花一样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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