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地道,无疑的,是为了想逃走才挖的罗?”
“当然罗,不过这两个犯人运气不佳,法里亚神甫发了一场痫厥病死了。”
“我明白了,那样就把逃走的计划打断了。”
“对死者而言,是如此,”波维里先生答道,“但对那生者却不然。相反的,这个唐太斯却想出了一个加速他逃走的办法。
他一定以为伊夫堡死掉的犯人是象普通人一样埋葬在坟场里的。他把死人搬到他自己的地牢里,自己假装死人钻在他们准备的口袋里,只等埋葬的时间到来。”
“这一着很大胆,敢这样做的人是要有勇气的。”英国人说道。
“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先生,他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幸好结果走他自己的这一个举动倒省得政府再为他操心了。”
“这怎么讲?”
“怎么?您不明白吗?”
“不。”
“伊夫堡是没有坟场的,他们在死者脚上绑一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然后朝海里一扔就算了事了。”
“哦?”英国人应了一声,象是他还不十分明白似的。
“嗯,他们在他的脚上绑上一个三十六磅的铁球,把他扔到海里去了。”
“真的吗?”英国人惊喊道。
“是的,先生,”监狱长继续说道。“您可以想象得到,当那个亡命者发觉他自己笔直地坠入大海的时候,该是多么的吃惊。我倒很想看看他当时地的面部表情。”
“那是很不容易的。”
“没关系,”波维里先生因为已确定他那二十万法郎可以收回,所以答话极其轻松幽默,“没关系,我可以想象得出的。”
他于是大笑起来。
“我也想象得出,”英国人说着也大笑起来。但他的笑是一种英国人式的笑法,是从他的牙齿缝里笑出来的。“那么,”英国人先恢复了他的常态,继续问道,“他淹死了吗?”
“这毫无疑问。”
“那么监狱长倒把凶犯和疯犯同时摆脱掉了?”
“一点不错。”
“对于这件事总有某种官方文件记录吧?”英国人问。
“有的,有的,有死亡证明书。您知道,唐太斯的亲属,假如他还有什么亲属的话,或许会有兴趣想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
“那么现在,假如他有什么遗产的话,他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了。他已经死了,这不会有错吧?”
“噢,是的。他们随时都可来看实际的证据。”
“应该如此,”英国人说,“但话又说回到这些档案上来了。”
“真的,这件事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请原谅。”
“原谅您什么,因为那个故事吗?不,在我听来,真是非常新奇的。”
“是的,真是的。那么,先生,您想看看关于那可怜的神甫的全部文件吗?他倒真是很温和的。”
“是的,务必请您方便一下。”
“请到我的书房里来,我拿给您看。”于是他们走进了波维里先生的书房。这儿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每一种档案都编着号码,每一夹文件都有固定的地方。监狱长请英国人坐在一张圈椅里,把有关伊夫堡的档案和文件放到了他的面前,让他随便地去翻阅,而他自己则去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开始读他的报纸。那英国人很容易就找到了有关法利亚神甫的记录,但监狱长讲给他听的那番话似乎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在阅读了第一类文件以后,他又往后翻,直到他翻到了有关爱德蒙·唐太斯的文件才停下来。他发现一切都原封不动的在那儿,那封告密信,判决书,莫雷尔的请愿书,维尔福先生的按语。他偷偷地折起那封告密书,迅速地把它放进了他的口袋里,读了一遍判决书,发觉里面并没有提到诺瓦蒂埃那个名字,还看了一遍请愿书,上面的日期是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在这封请愿书里,莫雷尔因为听了代理检察官的劝告,所以善意地(因为那时拿破仑还在位)夸大了唐太斯对帝国的功劳,这种功劳,经维尔福的签署证明,当然是铁定的了。于是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这封上呈给拿破仑的请愿书,被维尔福扣留了下来,到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在检察官的手里就变成了一件可怕的攻击他的武器。所以当他在档案里找到这张条子,在他的姓名底下有一个括弧列着他的罪名时,他也就不再显示惊奇了:
——爱德蒙·唐太斯拿破仑党分子,曾负责协助逆贼自厄尔巴岛归来。
应严加看守,小心戒备。
在这几行字下面,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写着:“已阅,无需复议。”他把括弧下的笔迹同莫雷尔的请愿书底下签署的笔迹比较了一下,发现这两种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也就是说,是出于维尔福的手笔。至于罪状底下的那两句按语,英国人懂得大概是某位巡察员大人加上去的,那位大员大概忽然一时对唐太斯的情况发生了兴趣,但由于我们上面所说过的那些记录,所以他虽然颇感兴趣,却也提不出什么异议。
我们已经说过,那位监狱长,为了不打扰法利亚神甫的学生的研究工作,自己去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在那儿读《白旗报》。他没有注意到英国人把那封腾格拉尔在瑞瑟夫酒家的凉棚底下所写的,上面兼有马赛邮局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邮戳的告密信折起来放进了他的口袋里。但是必须说明,即使他注意到了,他也会觉得这片纸无足轻重,而他那二十万法郎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英国人这种行为是多么的不规矩,他也不会来反对的。
“谢谢!”英国人“啪”的一声把档案给合上,说道,“我想知道的都已经知道了,现在该由我来履行我的诺言了。只要请您给我一张债务转让证明,上面说明已收到现款,我就把钱付给您。”他站起来,把他的位子让给了波维里先生,后者毫不谦让地坐了下来,急忙写那张对方需要的转让证明,而那英国人则在写字台的对面数钞票。
(第二十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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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凡是几年以前离开马赛而又熟知莫雷尔父子公司的人,要是在现在回来,就会发觉它已大大地变了样,以前从这家兴旺发达的商行里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活跃,舒适和快乐的空气;以前在窗户里看到的那些愉快的面孔,以前在那条长廊里来去匆匆的忙碌的职员;以前堆满在天井里的一包包的货物,以及搬运工们的嬉笑喊叫,这一切现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忧郁沉闷的气氛。在那冷落的长廊和空荡荡的办公厅里,以前总是挤满了无数的职员,现在却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年约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名叫艾曼纽·赫伯特,他爱上了莫雷尔先生的女儿,尽管他的朋友们都竭力劝他辞职离开这里,但他还是留了下来;另外一个是只有一只眼睛的年老的出纳,名叫独眼柯克莱斯[阿克莱斯是古代罗马的一个英雄,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个浑名也是由此而来。]这个绰号是以前老是挤满在这个大蜂窝(现在几乎已空无一人)里的青年人们送给他的,这个绰号已完全代替了他的真名,以致谁要是用真名来喊他,他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
柯克莱斯仍然在莫雷尔先生手下工作,他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奇特的变化。一方面他被提升为出纳员,而同时却又降为一个仆役。可是,他仍是那过去的柯克莱斯,善良,忠诚,不怕麻烦,但在数学问题上却绝不屈服,他在这一点上,会坚决地站起来和全世界抗争,甚至和莫雷尔先生抗争;他还善长于九九乘法表,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不论设什么诡计圈套去考问他,总也难不倒他。在公司日趋窘困的日子,只有他一个人毫不动遥这倒并非出于某种情感,相反的是出于一种坚定的信念。据说一艘命中注定要在海洋里沉没的船,船上的老鼠会预先溜走的,临到那艘船起锚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乘客都逃得精光的,也正是象这样,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这样的职员一个个的离开了办公厅和货仓。柯克莱斯只是眼看着他们离开,对于离开的原因连问也不问。我们已经说过,一切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数学问题。二十年来,他看到所有付款总都是正确地如期付清,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说公司有一天竟会付不出款,似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个磨坊老板不能相信那一向日夜推动他的磨机的河水竟会有一天不流了一样。
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发生过什么事可以动摇柯克莱斯的信仰。上个月的款子是如期付清了的。柯克莱斯查出了一笔有损于莫雷尔十四个苏的错账,当天晚上,他把那十四个铜板交给了莫雷尔先生,后者苦笑了一下,把钱扔进了一只几乎空空如也的抽屉里,说:“谢谢,柯克莱斯,你是出纳人员中的明珠啊!”
柯克莱斯回去以后十分快乐,因为莫雷尔先生本身就是马赛忠厚者中的明珠,他这样夸奖他,比送给他一份五十艾居的礼还要使他高兴。但自从月底以来,莫雷尔先生曾度过了许多焦虑的日子。为了应付月底会奉为“教父”,故名。主要代表有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他曾倾尽了他所有的财源。他深怕自己的窘况会在马赛传扬开去,所以到布揆耳的集市,把他妻子和女儿的珠宝卖了,还卖了他的一部分金银器皿。这样,公司的名誉才能依旧维持着。但他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
借款吧,由于社会上所传的那些消息,已借不到了。要偿付波维里先生这个月十五日到期的十万法郎和下个月十五日到期的十万,莫雷尔先生除了等待法老号回来,实在没有别的希望了。他知道法老号已启航了,那是他从一艘和它同时起锚的帆船上听来的,而那艘船却早已到港了。那艘船象法老号一样,也是从加尔各答开来的,但它早在两星期前就到达了,而法老号却至今杳无音讯。
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那位高级职员在见过波维里先生的第二天去拜访莫雷尔先生的时候,这几天情况便是如此。
接待他的是艾曼纽。这个青年人,每当他看到来人是个新面孔就要吃惊,因为每一个新面孔就是一个闻风来询问公司老板的新债主为了使他的雇主避免受这次会见的痛苦,他就问来客有何贵干。这位陌生人说,他同艾曼纽没什么可说的消灭异化劳动必须废除私有财产,“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他的事需和莫雷尔先生亲自面谈。艾曼纽叹了一口气,就把柯克莱斯叫了来。柯克莱斯来了,以后,青年吩咐把来客带到莫雷尔先生的房间里去。柯克莱斯走在前面,来客跟在他的后面。在楼梯上,他们遇见了一位十六七岁的美丽的姑娘,她目光焦虑地望着眼前这位陌生人。
“莫雷尔先生在办公室里吗,尤莉小姐?”出纳员问。
“是的,我想在吧,至少,”年轻姑娘犹豫不决地说。“你可以去看看,柯克莱斯,要是我父亲在那儿,就给这位先生通报一声。”
“我是无需通报的,小姐,”英国人答道。“我的名字莫雷尔先生并不熟悉,这位可敬的先生只要通报说罗马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首席代表求见就行了,那家银行和你父亲是有来往的。”
青年姑娘的脸色苍白起来,她继续下楼,而陌生客和柯克莱斯则继续上楼去了。她走进了艾曼纽所在的那间办公室,而柯克莱斯则用他身上所带的一把钥匙打开了第二重楼梯拐角上的一扇门,引导那陌生客到了一间会客室里,又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去后即把门关上了,让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首席代表独自等候了一会儿,然后回身出来,请他进去。英国人走进房间发现莫雷尔正坐在一张桌子前面,翻阅着几本极大的账簿,里面都是他的债务。一看到来客,莫雷尔先生就合上了他的账簿,站起身来,指着一个座位请来客坐下。当他看到来客坐下以后,自己才坐回到他原来椅子上。十四年的光阴已改变了这位可敬的商人的容貌,他,在本书开头的时候是三十六岁,现在已五十岁了。他的头发已变得花白了,时光和忧愁已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而他的目光,一度曾是那样的坚定和敏锐,现在却是踌躇而彷徨,象是他怕被迫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念头或一个人身上似的。英国人用一种好奇而显然还带着关怀的神气望着他。“先生,”莫雷尔说,他的不安因这种审问似的目光而变得加剧了,“您想跟我谈谈吗?”
“是的,先生,您明白我是从哪儿来的吧?”
“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我的出纳员是这样告诉我的。”
“他说的不错。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本月份得在法国付出三四十万法郎的款子,知道您严守信用,所以把凡是有您签字的期票都收买了过来,叫我负责来按期收款,以便动用。”莫雷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满挂着汗珠的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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