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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安德烈说，“我们不久一定能赶上他了。”于是那匹自离开城门以来不曾减缓速度的可怜的马，就继续拚命地往前奔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罗浮。
“当然罗，”安德烈说，“我是追不上我的朋友了，但这样会把你的马累死的，所以我们还是停下来吧。这是三十法郎，我到红马旅馆去住夜，明天再搭便车前去。晚安，朋友。”
于是安德烈把六枚五法郎的银币放到那个人的手里，轻快地跳到路上。那车夫欢天喜地拿了那笔钱，往回走去。安德烈假装向红马旅馆走去；但他只在旅馆门外站了一会儿，等到车轮的声音渐渐走远了，马车的影子渐渐消失的时候，他便立刻上路，急匆匆的步行了六里路程。他休息了一会儿；这就是他说过要去的塞凡尔镇附近了。安德烈这次的休息并不是因为疲倦，而是要仔细想一想，采取一个计划做一个规定。
他不能利用马车，乘马车或租马必须要有护照。他也不能留在瓦兹区，这是法国藏身最困难和防卫最严密的省份之一，象安德烈这样的一位犯罪专家，知道要在这一带隐匿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他在一座土墙旁边坐下来，把他的脸埋在双手里深深地思考了一会。十分钟以后，他抬起头来；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了。他从地下抓起一把碎土，抹在他当时从候见室里取下来穿在晚礼服外的那件外套上，走进塞凡尔镇，用力拍打镇上那间唯一的小客栈的门。“我的朋友，”安德烈说，“我从蒙芳丹来，到森里斯去，我那匹可悲的马折断了腿，摔了我一跤。我必须在今夜到达贡比涅，不然就会使我家里人非常担心。你能租一匹马给我吗？”
一个客栈老板总是有一匹马出租的，但是马的好坏就不敢说了。塞凡尔镇的那位老板赶快把那管马厩的小伙计来，吩咐给他把那匹“追风马”加鞍子；然后他喊醒他那七岁的儿子，吩咐他与这位先生合骑那匹马，到了目的地把马骑回来。
安德烈给那个客栈老板十法郎，当他从口袋里掏钱的时候，他丢下了一张名片。那张名片是他在巴黎咖啡馆认识的一位朋友的，所以安德烈离开以后，客栈老板拾起名片一看，便认为他把他的马租给了家住圣·多米尼克街二十五号的马伦伯爵，因为名片上印着这个名字和地址。追风马并不是一匹跑得很快的马，但它却走得很均匀而不停歇；三个半钟头以后，安德烈走完了到贡比涅的二十七哩路，四点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公共驿车的终点。贡比涅有一家很豪华的旅馆，凡是曾经到过那儿的人大概都记得很清楚。安德烈从巴黎骑马出游的时候常常在那儿停留，当然记得钟瓶旅馆。他一转身，在路灯的光线，看见了那家旅馆的招牌，便掏出他身边所有的零钱，打发走了那个孩子，然后开始去敲门。他想得很仔细：现在还有三四个钟头的时间，最好是能有一次甜蜜的睡眠和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消除自己的疲劳。一个侍者出来开门。
“我的朋友，”安德烈说，“我在圣·波耳斯用了晚餐，希望搭一辆午夜经过的便车，结果象一个傻瓜似地迷了路，在森林里走了四个钟头。给我弄一间面朝院子的精致的小房间，给我送一只冻鸡和一瓶波尔多酒来。”
侍者毫不疑心，安德烈说话的神情从容自若，他的嘴里含着一支雪茄，双手插在套袋里，衣服高雅，下巴光滑，皮靴雪亮，他看来只是一个在外面呆得非常晚的人而已。当侍者为他收拾房间的时候，旅馆老板娘起来了，安德烈拿出他最可爱的微笑，问他是否能住在第三号房间，因为他上次来贡比涅也是住在那个房间里。不巧的是，第三号房间已有一个青年男客和他的妹妹住上了。安德烈很失望的样子，但旅馆老板娘向他保证，现在为他准备的那个第七号房间，里面布置与第三号房间一样，他就又高兴起来了，便一面在壁炉旁边烤暖他的脚，一面与老板娘闲聊尚蒂伊最近赛马的情况，一直等到侍者来告诉他们房间准备就绪。
安德烈称赞钟瓶旅馆那些向院子的房间漂亮，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钟瓶旅馆的门口象歌剧院一样，有三重门廊，两旁的廊柱上缠着一些素馨花和铁线莲，看上去是一个最美丽的进口。鸡非常新鲜，酒是陈年老酿，壁炉的火熊熊燃烧，安德烈惊奇地发觉他自己的胃口竟然象未遇意外事故时同样好。吃完后他就上床，而且立刻就进入了梦乡，这本来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的情形，即使他们在满心悔恨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本来认为安德烈应该感到悔恨，但他却不这样认为。
他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计划：他在天亮以前醒来，很快地付清了账单，离开旅馆，进入森林，然后，借口要画画，他花钱受到一个农民的友好接待，给自己弄到一套伐木者的衣服，一把斧头，脱掉身上的狮子皮，打扮成伐木者的装束；然后，他用泥土涂满双手，用一把铅梳弄脏他的头发，用他的一个老同行传授他的方法把他的皮肤染成褐色，白天睡觉，晚上行路，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到有人的地方去买一块面包吃，在森林里穿来穿去，一直到达最近的边境。一旦越过了国界，安德烈便准备把他的钻石换成钱；加上他一直藏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那十张钞票，他还可以有五万里弗左右，这样，他乐观地认为他的状况已并不十分悲惨了。而且，他认为腾格拉尔为了面子，一定会阻止那件丑事的张扬。这些理由，再加上疲倦，竟使安德烈睡得非常香甜。为了要早醒，他不曾关百叶窗，但他小心地闩好房门，并把那柄他永不离身的尖利的小刀放在桌子上。早晨七点钟左右，一缕温暖而又耀眼的阳光照到安德烈的脸上，唤醒了他。凡是条理清晰的头脑里，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和早晨醒来时的第一个念头总是相同的。安德烈还不曾睁开眼睛，他昨晚的念头便浮上他的脑海里来，并且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你睡得太久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到窗口。一个宪兵正在院子里踱步。在一个良心上没有任何内疚的人，宪兵也是世界上最让人心理发怵的东西，那黄蓝白的三色制服，实在是非常值得惊惶的。
“那个宪兵为什么在那儿呢？”安德烈自言自语地说。但立刻，——读者们无疑地也会对他这样说——他又理智地对他自己说，“在一家旅馆里看见一个宪兵是不值得惊奇的。我不要吓慌，赶紧穿好衣服再说吧！”于是那青年人便很快地穿起衣服来；他在巴黎过豪华生活的那几个月中，他的仆人给他脱衣服也没有自己现在穿衣服这样快。“好！”安德烈一面穿衣服，一面说。“等到他离开，我就可以溜了。”安德烈现在已穿上皮靴、打好领结，他一面这样说，一面轻轻地走到窗口，第二次掀起麻纱窗帘。不但第一个宪兵依旧站在那儿，他现在发觉第二个穿黄蓝白三色制服的人站在楼梯脚下，——他下楼唯一的柴梯，——而第三个宪兵则骑着马，手里握着火枪，象一个哨兵似的站在大门口的街上，而钟瓶旅馆又只有这样一个出口。这第三个宪兵的出现肯定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他的前面有一群好奇的闲荡汉，紧紧地阻塞了旅馆的进口。“糟糕！他们找我！”这是安德烈的第一个念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他焦急地向四面观望。他的房间，象这一层楼所有的房间一样，只有一扇通向走廊的门，从那道门出去是谁都看得见的。“我完啦！”这是他的第二个念头。的确，一个象安德烈犯那样罪的人，一次被捕就是等于终生的监禁、审判和处死，——而且毫不被人同情或早晚被处死。他痉挛地把他的头在自己的双手里埋了一会儿，在那一刹那间，他几乎吓得发疯；不久，从那混乱不清的脑子里和杂乱的思想里闪出了一线希望，他变白的嘴唇和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微笑。他向四面一看，在壁炉架上看见了他所搜索的目标；那是笔、墨水和纸。他勉强镇定下来，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蘸，在一张纸上写了下面这几行字：“我没有钱付账，但我并非是一个不忠实的人；我留下这只十倍于房钱饭钱的夹针作抵押品。我在天刚亮时就逃走了，因为这会使我很难堪。”
于是他从领结上除下别针，放在那张纸上。等这一切办完以后，他不让房门继续紧闭，走过去拔开门闩，甚至把门拉成半开半掩的样子，象是他已离开房间，忘记关门似的；他抹掉地板上的足迹，熟练地溜进壁炉烟囱，开始顺着空烟囱往上爬；烟囱是他逃走的唯一机会了。与此同时，安德烈所注意到的那第一个宪兵已跟着警察局的执事官走上楼来，第二个宪兵仍守着楼梯，第三个宪兵仍守在大门口。
安德烈这次受追捕，背景是这样的：天一亮，紧急急报发向四面八方；各区的地方当局几乎立刻就以最大的努力来捕捉谋杀卡德鲁斯的凶手。贡比涅是一个警卫森严的市镇，有众多地方行政官吏、宪兵和警察；所以急报一到，他们便立即开始活动，而钟瓶旅馆是镇上的第一家大旅馆，他们自然要先到这来调查。而且，据在钟瓶旅馆隔壁市政府门口站岗的哨兵的报告，知道当天晚上那家旅馆住了几个旅客。那个在早晨六点钟下班的哨兵甚至还记得，正当他在四点零几分上班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和一个小孩子合骑着一匹马到来。
那个青年在打发了那孩子骑马走以后，就去敲钟瓶旅馆的门，旅馆开门让他进去，然后又关上门。于是疑点便落到了那个这样夜深出门的青年人身上。
那个青年不是别人，就是安德烈。所以，警察局的执事官和那宪兵——他是团长——便朝安德烈的房间走来。他们发觉房门半开半掩。“噢，噢！”宪兵团长说，他是一个老狐狸，对罪犯的这套把戏称得上是见多识广，“开着门可是一个坏兆头！我情愿发现门关得紧紧的。”的确，桌子上的那张小纸条和夹针证实，或者不妨说，应验了他那句话的正确性。我们说应验，是因为那位宪兵团长经验丰富，决不肯只见到一件证据就深信不疑。他四面张望，翻一翻床，掀动帐帏，打开柜门，最后，在壁炉前面站停下来。安德烈曾小心不在炉灰里留下脚迹，但这是一个出口，而在那种情形下，每一个出口都需要严格检查，宪兵团长派人去拿一些麦杆来，把它塞满壁炉，然后点着火。火毕毕剥剥地烧起来，一股浓黑的烟柱沿着烟囱往上窜；但烟囱里却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有犯人掉下来。事实上：那宪兵虽很有经验，但自小就与社会作战的安德烈，其经验却也同样丰富；他早就预料到有这一场火攻，所以已爬到屋顶上，蜷缩在烟囱旁边。他现在认为自己已得救，因为他听到那宪兵团长大声对那两个宪兵喊道：“他不在这里啦！”但他小心地探出头看一下，他发觉宪兵在听到这个宣布以后非但没有退走，反而显得更警惕了。现在轮到他来向四周观望了。他的右边是市政府，一座十六世纪的大厦。任何人都可以从楼顶的窗口望下来，仔细察看下面屋顶上的每一个角落；而安德烈看见随时会有一个宪兵的头颅从那些窗口里探出来。要是一旦被发觉，他知道他就完了，因为屋顶上的一场追逐是不能幸免的；所以他决定下去，但不是从他上来时的烟囱下去，而是从通到另一个房间的烟囱下去。他四面环顾，找到一个不冒烟的烟囱，爬到那儿以后，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到那烟囱口里了。在这同时，市政府楼顶的一扇小窗猛烈地被推开，宪兵团长的头露了出来。他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停留了一会儿，象是那座建筑物上的石雕装饰品一样，然后，就听得一声失望的长叹，他就不见了。那镇定和庄严得象代表法律一样的宪兵团长穿过人群，并不理会落到他身上来的种种询问的目光，重新走入钟瓶旅馆。
“怎么样？”那两个宪兵问。
“嗯，孩子们，”团长说，“那逃犯一定是今天一早就逃走了。但我们将派人到通维莱科特雷和诺永的路上去追赶他，并且加紧搜索森林，我们一定能捉到他。”
这位可敬的官员刚才用宪兵团长所特有的一阵那种抑扬顿挫的腔调说完这番话，就听得一声长长的惊叫，伴随着猛烈的铃声，传到旅馆的院子里。
“啊，那是什么声音？”宪兵团长喊道。
“似乎是有一位旅客等得不耐烦了，”老板说。“哪一个房间拉铃？”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