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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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无为而无不为”语见《老子》第四十八章。
刀“式”辩
黄棘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２）先生指明杨昌溪（３）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４）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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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２）阿芷即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湖南益阳人，作家。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３）杨昌溪“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４）法捷耶夫（Ａ．Ａ．_＇IXXY，１９０１—１９５６）苏联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三一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倒提
公汗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２）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３）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４）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５），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６）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六月三日。
点句的难
张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２），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３）闹出许多笑话来。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４）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５）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读几本书
邓当世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２）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二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３），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４）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５），中国的白璧德（６），中国的吉尔波丁（７），中国的高尔基（８）……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９）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１０）和莫泊桑（１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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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２）上海《人言》周刊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有胡雁的《谈读书》一文，先引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的话，然后说“看过一本书，是让人跑过一次马，看的书越多，脑子便变成跑马场，处处是别人的马的跑道，……我想，书大可不必读。”按叔本华在《读书和书籍》等文中，反对读书，认为“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主张“由自己思想得来真理”。
（３）象征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而“另一世界”是真的、美的。要求用晦涩难解的语言和形象刺激感官，产生恍惚迷离的神秘联想，形成某种“意象”，即所谓“象征”，借以暗示这种虚幻的“另一世界”。
（４）梅特林（Ｍ．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通译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剧本《青鸟》等。（５）法朗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及《企鹅岛》等。（６）白璧德（Ｉ．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７）吉尔波丁（Ｂ．Z．cJHdGRJ）苏联文艺批评家。著有《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先驱》等。
（８）高尔基（Ｍ．eGHYJS，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饕髌酚谐*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９）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潘家洵译的《易卜生集》，只出两册。
（１０）柴霍甫（Ａ．f．gXhGY，１８６０—１９０４）通译契诃夫，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姊妹》、《樱桃园》等剧本和《变色龙》、《套中人》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当时开明书店曾出版赵景深译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八册。
（１１）莫泊桑（Ｇ．ｄｅ．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１８５０—１８９３）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以及短篇小说《羊脂球》等。当时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册。
读书忌
焉于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２），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３）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４）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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