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无可奈何地穿好衣服。半小时后,一家人乘上沃尔沃汽车朝市内驶去。依照过去的经验,他们将车停放在饭店的停车场内,然后步行去绿地。在教堂旁边停车常常是一种灾难。星期天这里的车辆太多,市里需要派一名警察来维持秩序。
那天上午是韦恩·罗伯逊值班负责交通指挥,他的嘴上衔着一只不锈钢的哨子。
“太巧了,”安吉拉一眼认出了他,冲着戴维说道,“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戴维还没来得及阻止,安吉拉便手中握着匿名字条直奔警长而去。
“请原谅,”安吉拉说,“我有件东西想拿给你看看。昨晚我们睡觉时,这张字条钉在了我们家的大门上。”她递过字条,双手支着两胯,叉着腰,等待他的回答。
罗伯逊吐出用一根细绳系在脖子上的哨子,瞟了一眼字条,然后递回说:“我说它是一个好的建议。我奉劝你接受这个忠告。”
安吉拉暗自好笑。“我并没有问你对这张字条的看法,”她说,“我想请你找出是谁干的。”
“晤,好吧,”他搔着后脑勺缓缓地说,“显而易见它是用1952年生产的史密斯·柯罗纳牌打字机打印的,其中的字母‘O’有点毛病,稍为偏下了一些。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线索了。”
霎时间,安吉拉对罗伯逊的能力的判断有所动摇,但她马上又意识到他是在取笑她。
“我相信你会尽全力的,”安吉拉同样讥讽地说道,“但考虑到你对霍奇斯案件的态度,我估计我们不能期望会有奇迹发生。”
交通开始阻塞起来,汽车的喇叭声及司机的喧叫声混杂一团,罗伯逊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车辆方面。他好不容易疏通了拥挤的车辆,然后对安吉拉说:“你和你的小家庭刚来巴特莱特,你也许应该好好想一下,不要干预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你不要自找麻烦。”
“迄今为止,我只是在你那里遇到了麻烦,”安吉拉说,“我知道你恰巧是对霍奇斯之死不感到难过的人中的一个,我知道你错误地把你妻子的死归咎于霍奇斯。”
罗伯逊停止了指挥交通,转身面对着安吉拉。他那圆胖的面颊红涨得发紫。“你说什么?”他诘问道。
这时戴维悄悄地走到了安吉拉和罗伯逊之间,强行把安吉拉拉开了。在几步之外,他已然偷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他不希望谈话继续发展下去。
安吉拉极力想重申自己的观点,但戴维用力拉了一把她的手臂,低声要她闭上嘴。他拉着她走开一段距离,然后抓住她的肩头说:“你发什么昏,要去嘲弄一个显然神经有毛病的人?我知道你总爱把事情想得太戏剧化,但这是在惹麻烦。”
“他在嘲笑我。”安吉拉不平地埋怨说。
“够了,”戴维制止道,“别太孩子气。”
“他应该保护我们,”安吉拉高声反驳说,“他应该维护法律,但是他对这张威胁性的字条如同对霍奇斯的谋杀案一样,竟丝毫无动于衷。”
“安静些!”戴维说道,“不要吵了,大家都在看你哩。”安吉拉的目光离开了戴维,扫视了一下四周。许多人在教堂门口停住了脚步,正在往他们这边看。
安吉拉从激动的情绪中清醒过来,把字条放入手提包中,整了整衣衫,伸手去拉尼琪。
“走,”她说道,“我们不要误了祈祷。”
艾丽斯·多尔蒂被叫来照看尼琪和卡罗琳,戴维同安吉拉一道开车去了医院。尼琪是在教堂祈祷后碰见卡罗琳的,后来卡罗琳跟随他们一家到铁马酒店吃了饭。
在医院门厅处,戴维和安吉拉遇上了唐纳德·希勒及其岳父母约瑟夫森夫妇。他们在入口处右边的休息凳上坐下来,讨论有关尸体解剖的事宜。
“我丈夫请求你们允许做一次解剖检查,”安吉拉说,“我来这里想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同意,解剖将由我来进行。由于医院和佛蒙特综合医疗站都不会支付这笔费用,我将免费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解剖检查可能会提供一些重要病因线索。”
“你太好了,”唐纳德感激地说,“我们今天早上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听了你的话后,我认为可以进行。”唐纳德看了看约瑟夫森夫妇,他们都点头表示同意。“我想如果对其他病人有益,玛丽·安也会同意的。”
“我想会有好处的。”安吉拉说。
戴维和安吉拉到医院地下室把玛丽·安的尸体从停尸房里取出,抬到楼上的实验室,推进解剖间内。解剖间有好几年没有使用过了,已然变成了一个贮藏室。他们不得不把不锈钢解剖台上的纸盒子移开。
戴维本来计划当助手,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不能适应这种环境。他不习惯于尸体解剖,况且这具尸体仅在昨天还是活生生接受他治疗的病人。
“你为什么不去看你的病人?”安吉拉准备开始时对他说道。
“你一个人能行吗?”戴维问。
安吉拉点点头。“我做完后会寻呼你的,你得帮我把尸体运回楼下。”
“谢谢你,”戴维说道。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身嘱咐说:“记住,别忘了注意有没有未知名的病毒,千万仔细。另外,我想得到一份全面的毒理检查报告。”
“为什么是毒理报告?”安吉拉问。
“我想找出所有的凭据,”戴维说,“就听我的,好吗?”
“好吧,我听你的。”安吉拉同意地说,“现在请出去!”她拿起一把手术刀,挥手示意戴维离去。
戴维关上解剖间的门,然后摘下手术帽,脱去手术衣并取下解剖时戴的面罩。不用参加解剖,他感到一阵轻松,离开实验室转身登上病员所在的楼层。
戴维很想让乔纳森·埃金斯出院,特别是在护士们告诉他病人心脏跳动没有出现异常情况之后。他在走进乔纳森病房之前是这样想的,但进屋之后他发现乔纳森失去了往日的愉快,脸上挂着沮丧的表情。乔纳森说他感觉很不舒服。
想到近来发生的事件,戴维突然感到口干舌燥,一股肾上腺素流过全身。他问乔纳森出了什么问题,却又害怕听到回答。
“全身都不舒服。”乔纳森答道。他的面部呆滞,双目无光,一串口水从嘴角流出。“我开始感到肌肉痉挛,接着是上呕下泻,没有胃口。我只能不停地吞咽。”
“不停地吞咽是什么意思?”戴维担忧地问道。
“我口中充满唾液,”乔纳森说,“我必须不断地咽下去或者吐出来。”
戴维拼命地思索着这些症状属于哪种疾病。他突然想到医学院所讲过的多涎症,那是一种水银中毒后的征兆。
“昨晚你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没有?”戴维问。
“没有。”乔纳森回答说。
“做过静脉注射后感觉怎样?”戴维又问。
“根据你的指示,昨天已经取消了这种治疗。”
戴维惊慌起来。除了多涎症之外,乔纳森的病症使他想起了玛乔里、约翰和玛丽·安在病情恶化和死亡前所经历的情况。
“我出了什么问题?”乔纳森担心地问。他已感觉到了戴维的焦虑。“不严重吧,是吗?”
“我原想让你出院的,”戴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提问,“可是,你现在觉得这么不舒服,也许我们还是再观察一两天为好。”
“无论你怎么说,”乔纳森说,“我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这个周末是我和妻子的结婚周年纪念。”
戴维思绪混乱,匆忙回到护理站。他不停地告诫自己,这种事不能再次发生,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可能性简直是太小了。
戴维倒在椅子上,从病历架上取下乔纳森的病情记录,仔细地研读起来。他反复查阅每一个细节,包括护土所有的记录。他注意到乔纳森这天上午的体温是华氏100度。这表明他在发烧吗?戴维说不准。这温度处在发烧的边缘。
戴维跑回乔纳森的病房,让他坐在床边,为他听了胸部。肺部声音相当清晰。
返回护理站,戴维用臂肘支在服务台上,双手捂住脸。他要好好想一下。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但他觉得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戴维突然抓起电话。他知道凯利和佛综站会有什么反应,但是顾不上这许多了。他挂通了肿瘤专家米斯里奇医生和传染病专家哈斯尔鲍姆的电话,请他们马上过来。他告诉他们说,他确信他现在的一位病人也患有不久前曾导致三个病人死亡的那种早期病症。
戴维在等候会诊医生到来的当儿,又安排了一系列的检查。乔纳森明天早上一觉醒来也许会感到身体良好,这样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戴维不敢让他的病人冒险走玛乔里、约翰和玛丽·安的老路。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乔纳森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前几次戴维的直觉最后又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传染病专家首先到达,与戴维简单交谈后便进入病房去检查病人。米斯里奇医生接着到来,带来了原先为乔纳森治疗的记录。米斯里奇和戴维逐页仔细查阅了记录。这时,哈斯尔鲍姆医生也检查完了病人,回到护理站与戴维和米斯里奇会合。
三人正要开始研究病情,戴维突然意识到二位同行正朝他的背后望去。戴维立即转过头,看见凯利已走近自己。
“威尔逊医生,”凯利说道,“请到病人休息室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我现在很忙。”戴维说完又回头对着会诊的同行。
“我恐怕一定得同你谈谈。”凯利拍拍戴维的肩膀说。戴维推开他的手;他不喜欢凯利碰他。
“我可以趁机去看看病人。”米斯里奇说着,起身离开护理站。
“我也抓紧时间把会诊报告写出来。”哈斯尔鲍姆说着,从茄克衫口袋中取出钢笔,伸手拿过乔纳森的病历本。
“好吧,”戴维站起来说,“请带路,凯利先生。”
凯利穿过走廊,走进病员休息室。戴维进屋后,凯利把门关上。
“我想你认识医院院长海伦·比顿女士,”凯利介绍说,“医务总管迈克尔·考德威尔先生。”与此同时,他用手指了指坐在长沙发椅上的两个人。
“是的,当然。”戴维说道。他记得在安吉拉的应聘面谈时见过考德威尔,而比顿则是在几次医院召开的集会上见过。戴维伸手与两位握手致意,可两人都没有起身。
凯利坐下,戴维也坐了下来。
戴维焦虑不安地扫视了一眼自己周围的每张面孔。他估计凯利又要找麻烦了,认为这次谈话可能涉及玛丽·安·希勒的尸体解剖问题。他猜测这就是医院的头头坐在这里的原因。他希望不要给安吉拉带来麻烦。
“恕我直言,”凯利首先发话,“你也许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对你处理乔纳森·埃金斯病情的方法作出如此快的反应。”
戴维不由得心内一惊:他刚开始研究乔纳森的症状,这三个人怎么就跑到这里来和他一起讨论起这病人来了呢?
“我们接到了护理利用率协调员的电话,”凯利解释道,“值班护士根据原先的指示先向她报告的。利用率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干预。我以前曾对你说过,你使用了过多的会诊医生,尤其是使用了佛综站以外的医生。”
“以及太多的实验室检查。”比顿补充说。
“还有过多的诊断检查。”考德威尔也说道。
戴维凝视着眼前三位行政管理人员,不相信他们竟然说出上述的话来。三个人都泰然无事地面对着他的目光。他们好像是坐在法庭上的审判官,谈话更如同是在审问。戴维像是一名经济医学的异教徒正在受到审判,而审判官却没有一位是医生。
“我们想提醒你,你正在治疗的病人已经患了转移性前列腺癌。”凯利说道。
“我们认为你的治疗过于奢侈,过于浪费。”比顿补充说。
“我们在前面三位明显无救的病人身上已经使用了太多的资源。”考德威尔跟着说道。
戴维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由于相继出现三位病人的死亡事件,他已经对自己的能力提出了疑问,对眼前这几位行政管理人员的责难他显得有些难以招架。“我所忠于的是我的病人,”戴维温顺地说道,“不是什么组织或机构。”
“我们很欣赏你的人生哲学,”比顿说道,“但这种哲学已经使医疗事业陷入了经济危机。你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我们必须忠于整个病人社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得到所有的东西;在合理使用有限的医疗资源方面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戴维,问题的实质是你对辅助服务的使用大大超过了你同行医生们使用的标准。”凯利对他说道。
谈话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戴维不知说什么为好。“我担心这些特殊的病例是某种不知名的传染性疾病。如果是这种情况,而我们还无法确诊,那将是灾难性的。”
三位行政管理人员互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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