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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洛先生被转到206室去了。”珍妮特·科尔伯恩说道。
“为什么？”戴维问。
“他们要粉刷房间，”珍妮特说，“维修部上来通知我们的。我们告诉了住院部，他们让我们把病人转入206室。”
“我认为这欠考虑。”戴维埋怨说。
“这怪不了我们，”珍妮特说，“你找维修部说去吧。”
戴维为病人的情况感到恼怒。他听了珍妮特的建议，下楼去了维修部。他在维修工程办公室的门框上敲了两下。里面的办公桌旁坐着一个与戴维年龄相仿的男人，正埋头看着什么东西。那人身穿皱巴巴的淡绿棉布工作衫和长裤，脸上的胡子可能有两天没刮了。
“什么事？”范·斯莱克从桌上的计划书上抬起头，问道。他的声音平板，脸上毫无表情。
“我的一个病人被换了房间，”戴维说，“我想知道为什么。”
“如果你说的是216室，那里正在粉刷。”范·斯莱克用单一的音调说。
“显然那儿是正在粉刷，”戴维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粉刷。”
“我们有固定的日程安排。”范·斯莱克说。
“我不管什么安排，”戴维说，“我认为不应该使病人感到不便，尤其是重病人，而且住院的都是重病号。”
“你如果有问题，请去找比顿。”范·斯莱克说道，说完便又去看自己的计划书了。
范·斯莱克的傲慢使戴维感到吃惊。他呆呆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范·斯莱克不理睬他，悠然地坐在那里。戴维摇摇头，然后便转身离去。在回病房的路上，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范·斯莱克的提示，决定去找院长谈谈此事。他走进塔洛的新病房，突然又碰上一个新问题：约翰·塔洛的病情加重了。
约翰的上吐下泻开始时曾被控制住了，可此时又复发了。更严重的是，约翰已失去感觉，被叫醒之后，仍然无动于衷。戴维弄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病症，因为自从约翰住院之后，已经做了多次静脉注射，脱水现象已明显消失。
戴维认真为病人做了检查，但对他的临床表现没有找到任何解释，特别是弄不清他为什么会这样萎靡不振。戴维只想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约翰对戴维给他开的安眠药有些过敏。这种安眠药是在病人要求时才可以交予服用的。
戴维急忙回到护理站，从挂钩上取下塔洛的病历。他仔细研究了实验室头天晚上送来的检查资料，想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便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治疗。由于前天同凯利的谈话，他不愿意再请会诊医生，因为他想请的两位，即那位肿瘤医生和传染病医生都不是佛综站的医生。
戴维闭上眼睛，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他觉得自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不幸的是，资料中缺少一份关键的数据：前一天的粪便检查还没有送来。因此，他仍然无法确定自己治疗的疾病究竟是否是因为细菌感染所致。如果是细菌感染，又是什么细菌。好的一面是约翰至今尚未发烧。
戴维又看了一遍病历，他断定原因是给约翰服用了那种必要时才可服用的安眠药。他想到这可能是造成约翰昏睡不醒的原因，便取消了这种药物。他又指示再做一次粪便检查和血样检查。作为最后一项指示，他要求每小时给约翰量一次体温，一旦温度升高，立即通知他。
完成了最后一个预定的活组织检查之后，安吉拉把手术室中的小病理实验室清扫于净，然后去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一上午，她的效率很高，自己心里也很高兴。她设法完全避开了沃德利。但不幸的是，她知道自己最后还是得去见他，并很为他的行为感到担心。尽管她认为自己是个天性乐观的人，但仍然十分担心自己同沃德利的问题并不会自动了结。
回到办公室，安吉拉马上注意到自己同沃德利办公室的连接门半开着。她轻手轻脚走到门边，正欲把门关上。
“安吉拉！”沃德利喊道。安吉拉吓得退后一步。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紧张到了何种程度。“请进来一下，我想让你看一件十分有趣的东西。”
安吉拉叹口气，不情愿地把门拉开。沃德利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台显微镜，但不是那台教学显微镜。
“快来。”沃德利又喊了一声。他招呼安吉拉走近，并用手拍了拍那台显微镜的顶端。“看看这块载玻片。”
安吉拉小心谨慎的走进房间；在几英尺以外，她犹豫起来。沃德利意识到她的迟疑，推了一下自己的座椅，椅子离开了桌子。安吉拉走近显微镜，弯下身子调整了一下显微镜的镜孔。
她还没来得及往里观看，沃德利突然向前抱住了她的腰部，把她拉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并紧紧把她搂在怀里。
“你跑不了啦！”沃德利叫了一声。
安吉拉尖叫一声，极力想挣脱。这种突如其来的强制接触惊吓了她。她一直担心他那种轻微的拍摸，没想到他会如此粗暴地搂抱她。
“放开我！”安吉拉愤怒地要求道，一面用力掰着他的手指，企图挣脱他的搂抱。
“除非你听我给你讲件事。”沃德利说道，同时格格地笑起来。
安吉拉停止了挣扎。她闭上眼睛，既感到受辱，也感到愤怒。
“这就对了，”沃德利说，“我有好消息。出差的事定了，我甚至已经拿到了机票。我们要去参加11月份在迈阿密召开的病理学会议了。”
安吉拉挣开眼。“太好了，”她用最强烈的讽刺语气说道，“现在该放开我了！”
沃德利放开了她；安吉拉从他的大腿上跳起来。但她正想离开时，他又抓住了她的手腕。“那会很美妙的，”沃德利说，“那里的气候宜人，现在正是迈阿密最好的季节。我们将住在海边，我已在枫丹白露旅馆预订了我们的房问。”
“放手！”安吉拉咬着牙喊道。
“嗨。”沃德利说。他弯过身子，盯住她看。“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如果我吓着你，请你原谅。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他放开了她的手。
安吉拉气极了。她咬着嘴唇，使自己没有爆发出来，然后一口气跑进自己的办公室。她又羞又恨，用力把连接门关上。
她用双手使劲搓着自己的面部，极力控制住自己。由于肾上腺素的涌动，她浑身颤抖着。几分钟以后她才镇定下来，呼吸恢复了正常。接着，她抓起自己的外衣，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至少，沃德利丑恶卑劣的进攻终于促使她采取了行动。
她尽量避开迷濛的雨水，从医院主楼冲向造影中心。来到伸出的屋檐下，她放慢了脚步。进入楼中之后，她径直朝坎特的办公室走去。
因为事先没有打电话，安吉拉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德尔伯特·坎特才接见了她。在等待的过程中，她已经相当平静下来，甚至又开始怀疑起自己是否应该完全责怪沃德利的行为。她觉得自己本该估计到这一步的，本不该表现得这样天真。
“请进，请进。”坎特接见她时和蔼地说。他从自己杂乱无章的桌子旁站起来，陪伴安吉拉走进房问。他移开一把椅子上的一堆放射学杂志，让安吉拉坐下，并递给她一些点心。她客气地谢绝了。他坐在椅子上，两腿交叉，双臂抱胸，问找他有什么事情。
同这位专业人员总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安吉拉感到有些勇气不足。她对坎特及他对女人的态度的不好看法突然涌向脑海。他的脸上露出了假笑，仿佛他已经认定，不论这个女人心里在想什么，那都是无足轻重的琐事。
“这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安吉拉开始说道，“所以请你谅解我。我来这儿是很困难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坎特鼓励她继续讲下去。
“我来找你是因为我受到了沃德利医生的性骚扰。”
坎特将交叉的腿放下，身子前倾。安吉拉增强了一些勇气，至少坎特表示愿意听她讲下去。但她马上又发现了那虚假的笑容。
“这有多长时间了？”坎特问道。
“很可能我来这里以后一直是这样。”安吉拉说。她打算进一步说明，但坎特打断了她。
“很可能？”他扬起眉头问道，“你是说你不能肯定？”
“开始时并不明显，”安吉拉解释说，“最初我只把他的行为看成是一位导师特别的热情，几乎是像父亲般的感情。”接着，她从头叙述了发生的事情，讲述此事怎样开始成为一个界线问题。“他总是借机接近我，似乎是无意识地触摸我，”安吉拉解释说，“他还不断地向我吐露有关个人家庭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那不够恰当。”
“你所说的这些表现都可以认为是在友谊的范围之内，也是一个导师的职责。”坎特说道。
“我同意你的看法，”安吉拉说，“所以我没有阻止它的继续。问题是后来有了发展。”
“你是说有了变化？”坎特问道。
“肯定是这样，”安吉拉说，“就在最近。”她接着讲述了把手放在大腿上的事，尽管她讲述时感到特别地不自在；她提到用手摸她的背和突然称她“亲爱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看不出‘亲爱的’一词有什么不妥，”坎特说，“我在造影中心对姑娘们都是这样称呼的。”
安吉拉只能用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揣测着这个中心的女人对他的这种行为会有什么反应。她显然找错了地方，找错了人。她开始认识到自己决不可能从一个对女人的看法比沃德利更古怪的医生那里听到什么公正的意见。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自己应该把已经开始的话说完。因此，她描述了刚刚才发生的事情：沃德利拉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宣布他们要去迈阿密出差开会。
“对这一切我不知道说什么为好，”她说完后坎特说道，“沃德利医生是否暗示过你的工作取决于他的性好感？”
安吉拉不禁内心叫苦，她担心坎特对性骚扰的理解只限于最公开的情况。“没有，”她说，“沃德利医生没有说过那类话，但我觉得他那不必要的亲热特别烦人。它已超过了友谊或职业关系的界线，甚至超过了相互尊重的界线。这使我很难工作。”
“也许你有些过分了。沃德利是一个很富于表现的人，你自己也说过他很热情。”当坎特看到安吉拉脸上的表情时，又补充说：“好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安吉拉站起身；她勉强地为耽误了他的时间而感谢了他。
“没关系，”坎特说，同时伸了伸腰背，“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年轻的女士。同时，我答应你同沃德利医生谈谈，一有机会马上就谈。”
对他最后的允诺，安吉拉点点头，走出了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她不禁感到自己去找坎特的行动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会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整个下午，戴维一有机会就跑过去检查约翰·塔洛的病情。但遗憾的是，约翰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同时，自从戴维肯定他的静脉注射已经控制住他上吐下泻所造成的液体流失之后，他的病情也没有进一步恶化。傍晚时，戴维最后一次进病房去查看，希望约翰的神志状态至少能有所改进，但仍没有。约翰仍像上午时一样精神恍惚，甚至有所加重。受到询问时，他仍只能说出自己名字，只知道自己在住院；至于现在是哪年哪月，他一点印象也没有。
戴维回到护理站，看了一遍他手头的实验室报告和诊断结果，大多数情况都正常。那天的验血结果表明约翰的白血球又有所减少，但根据约翰的白血病史，戴维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初步的粪便检查也出来了，病理细菌属于阴性。
“如果塔洛先生的体温升高或他的肠胃病有恶化的症状，请打电话给我。”他向护士交代过后便离开了护理站。
戴维在医院大厅碰上了安吉拉，他们一同朝汽车跑去。天气越来越坏，不仅继续下着雨，也变得更冷了。
在回家的路上，安吉拉告诉了戴维有关她同沃德利刚发生的事情，以及坎特对她抱怨的反应。
戴维摇了摇头。“我对沃德利不抱希望，他是个混蛋。但我对坎特还是抱有希望的，特别是他是专业人员负责人。即使他无动于衷，但他是懂得法律的，知道医院的责任。你难道认为在过去10年间国家对性骚扰方面的立法对他没有影响，难道他会对此视而不见吗？”
安吉拉耸了耸肩。“我不想再为这事伤脑筋了。这一天你过得怎么样？还在考虑玛乔里的死吗？”
“我没有时间去仔细想它，”戴维说，“我让约翰·塔洛住进了医院，他的情况使我很担心。”
“出了什么事？”
“病情没有好转，我搞不清什么原因，”戴维说，“正是这种情况使我担心。他变得麻木不仁，很像玛乔里的情况。他有严重的肠胃功能性疾病，为此我让他住了院，但情况越来越糟。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