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开沟纳潮，将湖水导入储水用的大圆地池以备晒卤之用，于晒时将池中海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专供晒卤用的方池。这些池自七层至十一、二层不等，由高而低，秩序井然。成卤之处在长芦、辽宁盐区叫卤台。退潮之后，海水流经数个方池。层层套晒。经日光蒸发逐渐浓缩为卤，当卤水已形成时。乃放入卤台，并导入成盐的小池，遍撒种盐以促使其结晶，最后将结晶之盐扫起即成。如果滩地距海较远，则掘井汲水晒制。井口直径10米至30米不等，深及地下水，汲井水入池后，晒法同前。由于滩晒方法简单，制成之盐成色又好，所以多数地场区采用此种方法，滩晒之数大约为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强。就质量而言，以滩晒最为坚实、味咸，釜煎次之，板晒最差，制盐成本又以滩晒最为节省，每年春秋两季，如逢天气晴朗，生产相当顺利，场价每斤不过1厘，最多3厘，而其它方式成本较高，从四厘到一分不等。淮南、浙西煎熬成本与辽宁相比，相差数十倍。
范旭东顿了段，说道：“当然了，成本低并不一定利润高，更不代表盐税高，长芦和两淮的盐出名，非因其成本低而是因为那里盐税高。”郑昊笑着解释，“两淮盐税每年达到2300万元左右，长芦也有1100余万，除了这两个，连粤盐盐税也比咱们多，在800万元左右，而辽宁之盐税，不到700万。”
盐政自汉以来虽定专卖制，但唐以后征税制亦相辅而行。但那时私盐并不盛行，其原因在于今时滩晒盐尚未发明，煎盐易于管理。而且直到清初盐税较轻，全同税率划——，贩私利益不大，而罪责极大，无人敢轻易尝试。鸦片战争之后，晒盐方法盛行，沿海到处都可。太平天国之时，时局动荡，官府盐仓被焚毁，灶户与商贩直接交易，税收既然不能在产地向穷苦灶户征收，于是就仿效厘金办法，到一地征一次税，过一卡加一次捐。在这种情况之下，引界愈密，缉私愈严，贩卖私盐获利就愈厚。终清之世多增一文捐税即少销一斤官盐。而引商有包课之责，不得不重斤夹带，掺和泥沙，使外国牛马不食之秽盐强迫人民以重价购买食。害民若此，而国家收入并未见增。特别是清末以来，国家入不敷出，又历经甲午、庚子两笔巨额赔款，盐斤不断加价，成为盐税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长芦盐正课每引0。63两，而加价为4。05两，平均下来，每百斤在一两以上，淮南四岸（两淮地一半），每百斤高达3。25两，两广盐税平均，亦在2。4两左右，而东北各省，因为是祖宗隆兴之地，盐税正额只有区区0。43两，加价也不多，每百斤还不到0。8两，税赋可谓低廉，故而产量虽高，收入却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自然也不出名。
盐税从来都是国家和中央税收，但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纷纷截留，基本不送交中央。所以才有后来袁世凯用盐税做抵押借款的故事。在袁世凯看来，既然中央反正都是收不到款子，还不如抵押出去换取外国借款。只要洋人同意，就不怕各省的官僚不肯，毕竟大多数官员，无论革命党也好，立宪派也好，保守派等，都对洋人退避三舍，若抵押出去，只能乖乖认命交款。
徐天宝又问道：“范先生，你不是说已经生产出了精盐，而且厂房也在盖了，怎么我到这里一看，还是一片盐碱地呢？”
范旭东苦笑道：“我不光做精盐，还主张改革盐制，废除盐引，这让很多盐商恨得我牙根痒痒。要不是看在我各个范源濂在京官，这久大盐场里还有您的股份，早就给打上门来了。现在呢，他们危险工人不许来我们厂上工，不许为我们盖房。所以，厂房迟迟没有动工~！”
徐天宝叹了一口气，“范先生这是何苦呢？我早就请先生来我们东北主持盐务，将来不光是做精盐，我们还要做三酸一碱，还有许许多多化工项目等着你们这些科学家去完成呢！范先生把时间花在和那些顽固的守旧派周旋之中，不觉得可惜吗？”
范旭东低下头，没有说话
一旁他的助手侯德榜说道：“徐巡阅，其实旭东已经后悔了，只是您给了壹佰万元入股，他碍于面子，没拿出成果，不好意思开口啊！”
“嗨~~死要面子活受罪！”徐天宝一把拦住范旭东的肩膀，说道：“东北辽宁也有几百里海疆，哪儿的海水不能晒盐？走，过几天跟我回东北去~~~用地不要钱，用人不要钱，用盐不要钱，总之什么都不要钱~~只要你们能在化工工业中撑起一片属于咱们中国人的天！”
“旭东！难道巡阅使盛意拳拳，你就别在固执了！”王小徐也劝道
“惭愧啊惭愧！”范旭东终于点头了，“我们收拾一下，带上些实验设备就跟巡阅使回东北！”
徐天宝看了看那些简陋的仪器设备，摇了摇头，说道：“统统不要了，我给你们买最新最好的德国货、英国货、美国货！到了东北，每人先发一套小洋楼，月薪不少于100元，你们只要带上家人一起来就成。”
说走就走谈何容易，范旭东、吴蕴初他们的家人还都住在塘沽附近的镇上，于是由范旭东带队，浩浩荡荡一行人离了盐厂就往镇上来。走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他们看到一片晒盐场地，就像棋格一样相连着。
“咦，那是个什么东西在蠕动呢？”徐天宝指了指远处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许是只狗吧，我们这儿不会有狼的。”范旭东说
“不对，是个人！”药元福取出随身的望远镜看了看
众人大吃一惊，赶紧跑过去，看清了，不由得吃了一吓——那真是个人，一个老人，身体的上半下半就像折断的弓重叠。无情的盐工的苦难岁月，犹如沉重的巨石压弯了老人的腰。
范旭东走近，看到老人脸皮像干树皮，手指如干树枝，白发白胡须就像白花花盐碱地，不由眼角涌出泪花。老人艰难地扭过身体，满腹疑惑的望着徐天宝和范旭东，嘴唇动了动，但是没发出声音，似是在问，你们是谁？来这儿做啥？
“老大爷，我们走累了，讨碗水，行吗？”徐天宝问道
弯腰老人挪动身体，一屁股坐到海滩上，又用手一指地上一把破泥壶。药元福过去抢起泥壶，想要递给徐天宝，可马上犯难了。那泥壶的确是脏，黑泥巴挂在壶嘴上，黑手指印印在壶把上，没有碗，只能嘴对嘴地喝。
徐天宝嘿嘿一笑，举起泥壶嘴对嘴，咕咚咕咚就是两大口。
弯腰老人笑了，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读书人嘛！”
徐天宝问道：“老人家，你是被雇来晒滩的吗？”
“是啊。俺是山东来的。正月十五上滩，春晒120天，秋晒60天，快满滩了。又要没活儿干了。”老人答道
范旭东问道：“你的主人有几付盐滩啊？”
“不多。俺的主人是哥五个分家分到了两付五工滩。”老人答道
徐天宝诧异道：“五工滩？什么叫五工滩？”
范旭东抢着回答说：“用五个长工，就叫五工滩啊。”
徐天宝接着问，“两付五工滩，每年能产盐多少？”
弯腰老人闷头计算一下说：“五千多包大盐吧。”大盐就是粗盐，是做精盐的原料
弯腰老人再不想说话，拿过泥壶贪婪地嘬了几口，直嘬得腮帮一鼓一鼓的，然后嘴头朝手心一蹭，哼唱着“头等灶户当灶首，甘为盐官当走狗；末等灶户卖盐滩，新债老债还是还不完”去忙活计了。
徐天宝和范旭东等人继续沿着海滩走，弯腰老人的身影变态地离不开众人的脑海。
239袁段离心
话说就在徐天宝等人为弯腰老人伤感之时，北京的袁世凯心里也不痛快。当年铁板一块的北洋却在呈现离心离德的局面，自打被清廷发配到洹水钓鱼之后，北洋众将就逐渐各成体系，别说多年不亲自掌兵的袁世凯无法像当年那样如臂使指，就连掌管陆军部的段祺瑞都感觉难以驾驭。如今袁世凯只是凭借着无人能及的威望勉强维持北洋表面上的统一。
之前的“北京兵变”一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等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知道老爹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便背着袁世凯策划了这场兵变。不过，袁克定的计划是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攻进皇宫，将小皇帝溥仪赶走后效法宋太祖“陈桥兵变”，给袁世凯来个“黄袍加身”。可笑的是，袁克定的计划没有通知禁卫军，结果禁卫军不知就里，拼死抵抗，袁克定的军队竟然攻不进去，这帮丘八老爷恼羞成怒之下，最后反演变成一场抢掠商家的浩劫。对于这事，袁世凯当时的表现也颇为惊慌，似乎事前确实不知，不过这也算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当时正愁找不到推脱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呢。
虽然这次兵变的结果让袁世凯很满意，可其中的两件事让他多少有些憋闷。第一是曹锟居然会听袁克定的话，瞒着自己演了这么一出，这不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吗？第二是第三镇也是北洋精锐了，居然连皇宫里那些禁卫军都打不过，这不是丢自己的人吗？
最后便自己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大儿子袁克定眼高手低，目中无人，在自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便有人称袁克定为曹丕，而他还有一个二弟名叫袁克文，因一向好诗酒青楼，温文儒雅，而被人称为曹植。据说，某次兄弟俩因为琐事吵了起来，袁克文竟对他大哥说：“你要做曹丕，竟不许我做曹植？”这事后来让袁世凯知道了，老头子怒气冲冲地把两人找去臭骂一顿，说：“怪不得外面有人骂我是曹操，原来是你们兄弟俩在自比曹丕、曹植，真是岂有此理！”
要说起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袁世凯在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也供职于农工商部，但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初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作为父亲的袁世凯看了十分痛心，便于次年送他到德国继续治疗。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十分重视，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当时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于是趁着宴会的时候在袁克定耳边吹风：“中国现在搞的*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
不仅如此，威廉二世在袁克定回国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袁世凯，信中的大概意思也是中德亲善提携并劝告袁世凯称帝云云。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胸闷。
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在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发现他的北洋军已经暮气沉沉，而且派系林立，自己掌控起来也已不再得心应手。从上次“北京兵变”中，袁世凯已经感觉到，原来他手下的那些将领们，现在已经大都各有山头，指挥不易。
于是，袁世凯在掌握政权之后便着手重建自己的军队，而这时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方震提出编练“模范团”以重整军威，袁世凯便采纳了这个意见。所谓“模范团”，就是从各师中抽调各级军官分别充当军官和士兵，建制为团，训练半年后派到各师充当军官，以改造优化军队中的军官结构。
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打算让云南来京的蔡锷（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才生，辛亥革命时任云南都督）担任“模范团”团长，但这一提议因遭到北洋系将领的反对而作罢。袁克定在听说此事后，便也想学习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的经历，于是他就向老头子提出由他来担任“模范团”团长。袁世凯开始觉得不妥，袁克定便说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皇族在国内只能担任军职，不得干涉内政，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办法。
袁世凯到觉有这个办法有可取之处，于是找来徐世昌、杨士琦、杨度等人前来商议，一众谋士对建立模范团一事都表示同意。只是在团长人选上，袁世凯试探性地问道：“华浦要睡到中午才起床，芝泉也经常不到衙署办公，王士珍年纪又大，北洋暮气已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