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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是坐上了，又差点被废掉。司马绍长大之后，肖她母亲，有着黄黄的胡须，酷似燕代一带的鲜卑人，荀氏也挺窝囊，不就是鲜卑人嘛，有什么，即便儿子后来做了皇帝，也没捞一个皇后当当，仅封建安君，死后也不过封了个豫章郡君。司马绍文武全才，礼贤下士，雅好文辞。当时的名臣，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与他关系都非常密切，若论起古代圣贤之言，言外之意，即使是王导也辩不过他。又好习武，有鲜卑儿之气，将士倾心，朝野拥戴。他的才干也为他惹了祸，王敦兵入石头城，司马绍登上战车，要率将士与王敦决一死战，太子中庶子温峤拔剑砍断马脖子上的皮套，才算阻止住这位皇太子。王敦甚为忌惮司马绍勇略和得人心，想以不孝的罪名诬陷太子，废除他的太子之位，因此大会百官欲废太子，当然招致反对，王敦对众大臣说：“太子不孝不是我说的，是温太真（温矫的字）说的，温太真是太子中庶子，对太子为人非常熟悉。”可巧，温矫来了，王敦板着脸恐吓他：“皇太子为人怎么样？”温矫回答道：“小人无以测君子！”王敦一听不是那意思，声色俱厉地问道：“皇太子有何德？”温峤沉静地道：“海水不可斗量，太子之德非我可以度量，太子之孝足合礼义！”王敦词屈，废太子之事作罢。
最害人的就是欲望，王敦为东晋王朝确立共天下的统治阶级民主制度原本对高门世族来说是桩好事，保持住皇权与豪门权力的均衡，可王敦自己却破坏了这种平衡。西方民主制度源远流长，起源于古希腊，但中国有史可载的民主制度除去奴隶社会和草原部落民主制之外，最早应该出现于东晋，始自晋元帝司马睿，兴盛于以后的几代皇帝，衰亡于昌明（晋孝武帝年号），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皇帝只是象征，真正掌握国家大权的是豪门士族，他们以各自的代言人轮流秉政，最初是琅琊王氏，盛极而衰天之道也，王敦的强大预示他的衰亡，接王氏而起的是颍川庾氏。
颍川庾氏兴起于魏晋之间，但绝非高门大姓，后世梁朝家庾信在其《哀江南赋》中说他家自周王朝便世代为官并不足信。庾氏在江左政权之青云直上，名列甲族膏腴始自庾亮。晋元帝司马睿还是镇东大将军的时候，为司马绍聘了一门亲，庾亮的妹妹庾文君。司马绍继位后的同年，庾文君被立为皇后，庾亮官拜中书监，司马绍任用庾亮最直接的目的恐怕就是制约王导，摆在司马绍面前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用谁来从军事上制约王敦？统领宿卫六军的领军将军老臣纪瞻为他推荐一个人，郗鉴。
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今山东金乡），以儒雅著名，郗氏并非显达之家，所以曾在赵王司马伦府中为官，他看出司马伦有谋逆之志后称病还乡。晋惠帝反正，郗鉴历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和苟晞都曾拉拢他加入自己的集团，均被郗鉴拒绝。中原大乱，四海烽烟，郗鉴被家乡的人推为首领，率千余家避难于峄山（山东邹城境内），司马睿任命他为兖州刺史。郗鉴在石勒的攻掠之下，固守峄山三年，缺粮甚至挖野鼠吃，终无一人背叛，足见其深得人心，人马发展到数万人，后来与其他各地对抗胡族的流民帅一样，逐渐率部南移至江淮地区。
第十一章 黄须儿 2
纪瞻推荐郗鉴是有原因的，渡江以来，中军寡弱，外军相对强大，纪瞻统辖的宿卫六军不敌王敦的军队就是个例子，司马绍不能再用中军去冒险。其余地方的军队，较有实力的有陶侃、祖约，陶侃被王敦排挤到广州去，祖约是祖逖之子，统率的是原祖逖的军队，和朝廷貌合神离，剩下的只有南来的各支流民队伍。流民军雄踞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无军纪，打家劫舍，拦截行旅，筹备给养，关键时候靠得住吗？从前晋元帝司马睿让江南名士纪瞻镇守合肥统率江北的流民军，结果一塌糊涂，入援京师过程中，苏峻等各支流民军观望不至，而纪瞻军一触即溃，原因就是纪瞻根本就指挥不动流民军。
郗鉴的军队是典型的北方流民军，但郗鉴与其他诸如苏峻、刘遐、郭默等流民帅不同，毕竟他以儒雅著称，并非武人，在西晋朝廷做过官，得到过司马越和苟晞的赏识，却又不失名士之风，所以很快司马绍任命他为安西将军、兗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假节，镇守合肥，辖制各路流民部队。
司马绍这一手固然精明，王敦很快看穿了。王敦此时已从武昌移镇姑孰（在今安徽当涂），目的很明确，就近控制朝廷的一举一动，姑孰至京师建康不过二百余里。王敦得知郗鉴镇守合肥的消息后，马上上表朝廷，要求让郗鉴任尚书令，明升暗降，削去他的兵权。司马绍无奈只得召郗鉴入京，郗鉴回京，道经姑孰，被王敦留了很久也不让他回京，王敦的党羽劝他杀掉郗鉴，王敦没有听，最终郗鉴还是回到建康。王敦不杀郗鉴等于放虎归山，可如果打天下全指望暗地下手，这种人是不会拥有胜利的。
王敦明显感受到晋明帝司马绍的压迫，开始策划再次发动政变，意欲另立新君独揽大权，这次密谋却被一个小娃娃无意间获悉。小孩叫王允之，王舒的儿子，那一年不满十岁，王敦是他的堂伯父，王氏家族之中，王允之最像王敦，王敦特喜欢他，带在身边，时常留在自己的帐中睡觉。这一天，王敦先出帐，王允之还未起床，一会儿，钱凤进来，屏退手下的人，谈起叛乱的计划，王敦一点也没想起王之在帐后的床上。王允之当时醒了，听到他们议论的事，小孩聪明，知无活理，于是抠出口水，把头脸和被褥弄脏，假装睡得很熟。猛得王敦想起帐后有人，大惊，这可怎么办，几事不密则成害，不得不除之。掀起帐子一看，王允之一脸唾沫睡得正酣，也就放下心来。后来，小王允之找个机会回到建康，把事情告诉父亲和伯父王导，王导赶紧禀报晋明帝以备不测。
为什么王导这一次坚决站在皇权一边呢？王敦的坐大让他感到一种危机，他发现周围的高门士族对王家充满敌意。王敦不断安插王氏家族的人，王含被委任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彬为江州刺史，加上镇守淮阴的王邃，所有的军事重镇都把在王家手中，王敦移晋祚的野心暴露无遗。王家到底能不能取代司马氏坐天下呢？在王导眼里，绝对不可能，不说叛逆罪大，不说中原胡族虎视眈眈，就论眼下江左的司马王室正统的势力，各家士族豪门，各地的流民帅，江东的吴姓豪门，他们能对王家俯首帖耳吗？王敦无异于火中取栗，胆气极大，成功的把握有多少？失败可是要灭族的。
王敦也想到了，他首先除掉会稽内史（内史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周札，周札，吴地豪门，周处之子，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地人士中无人可以比拟，江东的领袖。王敦上一次起兵清君侧，他曾打开石头城迎接王敦入城，现在王敦把他看做绊脚石，派兵偷袭会稽，杀死周札，王敦此举虽震慑各家豪门，同时也失去支持。
正当紧锣密鼓的策划新的政变之时，王敦突然患病，病势沉重。公元324年五月，他急急忙忙以朝廷的名义，矫诏拜他的义子王应为骠骑大将军，以接替他的职务。王敦无子，王应是他兄长王含的儿子，过继给他。他的智囊钱凤也感觉到王敦快不行了，便问王敦：“现在举旗在即，倘若您有不幸，是否将把身后之事托付王应？”身后之事，自然指事先商议好的军事叛乱计划，王敦摇摇头：“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为。王应年少，岂堪大事！我死之后，莫若释兵散众，归身朝廷，保全门户，上计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下计也。”
我们不得不佩服王敦的远见卓识，政变瞬息万变，一旦失利自己的生命、家人的生命，族人的生命全部完蛋，不仅仅要有非凡的才干，还要有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大事不是常人所能承担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实现的。王敦曾经评价过王应，称其子“其神候似欲可。”什么意思呢？看他的神态好像还可心。但是发动武装政变绝不能让一个看上去还可以的人去干，王敦针对人和局势提出上中下三策：“解散兵众，归顺朝廷，以保全宗族门户，这是上策，皇帝时刻担心兵变，一旦你主动投降，加上朝廷中王导的势力，肯定会既往不咎。中计是拥兵自重，形成割据之势，自己不出头，各家各派又不止我们一家，只要做到该进奉的进奉，皇帝一时也拿我们没办法。下策呢？乘我还活着，集中兵力打下建康，寄希望于侥幸取胜。”王敦集团对三计做出怎样的取舍？钱凤对其党羽说：“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第十一章 黄须儿 3
若换成王应肯定会采取王敦之上计，王应年轻本无野心，且有一定的见识，王敦失败之后，王应准备去投江州刺史王彬，王彬和荆州刺史王舒都是王氏家族的人，他的父亲王含反对说，“大将军王敦以往与江州王彬的关系那么不合，你怎么想到那儿去？”王应说：“就是因为关系不好到那里最合适。王彬在大将军强盛的时候，敢于坚持不同立场，这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现在看到他人遭受困厄，也必定会有恻隐之心。荆州的王舒循规蹈矩，哪能超出常规行事呢！”王含不听，于是两人逃奔荆州。王舒派军队相迎，将王含、王应父子沉入江中溺死。王彬听说王应要来，秘密准备小船等候。王应不至，王彬深以为恨。
可惜的是，现在大权操在钱凤手里，钱凤吴地庶族，本非豪门，如果归身朝廷，他的野心就不能实现，因此他坚决支持王敦的下策。从古到今，凡献上中下三策的计谋大多失败了，为什么呢？干大事，只能有两种结果，成功与失败，要百分之一百的争取胜利，有上策为什么要献中策呢？有中策为什么要献下策呢？其一说明献计的人拿不准，其二给人主以错误的判断，认为还有选择的余地，实不知中策和下策都是极危险的。王敦为什么提出三策呢？他心有不甘，自己处心积虑，费尽千辛万苦开创的大业一朝散尽，心痛惋惜，与其说他让钱凤等人心存侥幸，倒不如说他自己心存侥幸，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夙志，告成大功！悠悠千古事，成败一念间，如果王敦就此收手，他仍然不失成为东晋开国的重臣，受万人仰慕。一念之差，使他身上深深地刻上两个耻辱的字眼“叛贼！”而后世桓温在他坟间亦轻轻读出两个字“可人”。
王敦重病缠身之时，又接连发生对他不利的事情，他府中的左司马温矫叛变，温矫是司马绍极为倚重的一位大臣，继位后封他做中书令，王敦不欲贤臣在皇帝身侧，遂将其调入府中任左司马，温矫假意和钱凤交好，温矫素有藻鉴之名，就是说他善于品评人物，后世桓温刚一出生，温矫便赞他为英物，使桓温名声大振。钱凤也有意仰仗温矫出名，温矫逢人便赞“钱世仪（钱凤的字）精神满腹。”钱凤大悦，两人交好。
恰逢丹阳尹的职位空缺，温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