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女儿发怒；她怒不可遏，觉得自已被遗弃了，被误解了。有个法国女人，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丈夫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于是有一天她怒气冲冲地喊道：“整天和外国佬呆在一起，这种生活我可真受够了！”
十分受父亲宠爱的大女儿，时常成为母亲迫害的特殊对象。她让她承担讨厌的家务，要她保持超出她年龄限度的端庄和稳重：她是一个竞争对手，因而将被当做成人对待；她也将不得不牢记，“生活可不是小说，不是安乐窝；你不能随心所欲，你活在世上可不能只图痛快”，等等。母亲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那是为了教训你。”首先她想表明，她现在仍在占上风——因为母亲最大的烦恼是，她无任何优势去反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已经能够把家务做得很好，是个“十足的小妇人”；她甚至很愉快，甚至有好奇心和洞察力，这使得她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成年女人。母亲喜欢单独驾驭她的女性世界；她想成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人物；而现在她却发现自己的地位被这位小助手贬低了，她成了只能发挥一般作用的人们当中的一员。如果她两天不在家，回来后发现屋里乱七八糟，就会严厉责骂自己的女儿；但是如果她发现没有自己时，家里的一切仍是那样地井井有条，她又会十分气愤，十分害怕。她不能容忍女儿真的成了她的替身，对她取而代之。
然而，若是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是一个他入，一个独立的人，她就更加不能容忍。她一向讨厌那些帮助女儿反抗家庭压迫和“影响她的感情”的朋友；她对他们吹毛求疵，借口他们对她有“不良影响”，甚至不许她和他们在一起；任何影响，只要不是来自于她的，都是不良的，但是她对和她同龄的人——教师，小朋友的母亲，尤其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因为小女孩和她们感情甚笃；她说这种感情是荒谬的，或是病态的。有时，孩子的欢乐、冒失、游戏和笑声都足以令她发火。这些若是男孩子所为，都很容易得到原谅，因为他们有男性特权，天生如此；况且她早就放弃了无望的斗争。但是，她的女儿，这另一个女人，为什么应当有她根本不具备的优势呢？她本人陷入“严肃”事务而不能自拔，所以，她嫉妒使女孩子逃避家庭烦恼的所有职业和娱乐；这种逃避暴露了她为之牺牲的所有价值都是虚假的。
孩子的年龄越大，母亲心中的积怨也就越深；她年年见老，但那个年轻的身体却在年年发育，蒸蒸日上；在母亲看来，展现在女儿面前的未来，正是从她那儿夺走的。这就是某些女人对她们女儿的初潮感到气愤的原因：她们嫉妒女儿今后会成为真正的女人。和大龄女人的周而复始、因循守旧的命运相比，这个新手还有无限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引起了母亲的嫉妒和仇恨；由于她本人无法获得这些机会，她常试图减少和取消它们。她让女孩子一直呆在家里，监视她，专横地对待她；她故意让她穿得像个逃犯，不让她有任何闲暇时间。要是女孩子使用了化妆品，要是她“出去了”，她便会顿时火冒三丈；她对生活的全部积怨，现在都转向了这个朝着新的未来跃进的年轻生命。她极力羞辱这个少女，她嘲笑她的冒险，她不停地找岔子。她们之间常常公开宣战。通常年轻的一方会取胜，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她的胜利带有虐待意味。母亲的态度会使她又反抗又懊悔；只要母亲一出现，她就会成为罪犯。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有罪感，将会给她的未来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不管是否愿意，母亲最后都要承认失败；当她的女儿长大成人时，在她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多少有点令双方都不自在的友谊关系。但一方会永远地失望和受挫，另一方则常常会认为她是该诅咒的。
后面我们将转而讨论老年母亲同她年长孩子的关系。但是显然，最初20年孩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上述对这种早期关系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两种流行偏见的危险性和虚伪性。
第一种偏见是，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女人的生活得到报答。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许多母亲是不幸的，怨恨的，不满的。托尔斯泰的妻子就是耐人寻味的一例；她被送上产床超过12次，然而她在日记中写下的却是天下万物的空虚和无用，也包括她自己。她提到过宁静与幸福的时刻，不过那是在她愉快地感到孩子们少不了她的时候，而且她也说到他们是她反对丈夫优越地位的唯一武器；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无聊的生存以意义。她时时感到她做任何一件事都能胜任，但是，除了照料孩子吃、喝、睡，她无任何事可做；本来会带来幸福的事，却令她感到忧伤。她衷心地希望能好好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但同他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又让她感到烦躁和气愤。
母子关系是她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它取决于她同丈夫的关系，取决于她的过去，她的职业，以及她自己；把孩子当成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既是荒谬的，也是一种有害的误解。这也是海伦·多伊奇在前面我多次引用的那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根据自己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经验，考察了母性现象。她赋予这项功能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女人通过它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条件是，它是被自由承担的，被真诚需要的；年轻女人的心理、道德和物质处境，必须使她有可能承受所要付出的努力；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把怀孕推荐为治疗抑郁症或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是在犯罪；这意味着母子两人都将面临不幸。只有十分正常、健康，并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可以胜任做一个“好”母亲。
如我们所见，婚姻不幸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结合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结合了他们的强点——每一方都在向对方要求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感。梦想通过孩子得到充实、温暖和价值，这更属欺骗，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创造出它们；孩子只会给这样的女人带来快活：她能够做到大公无私，渴望别人幸福，她不专注于自我，在追求对她自己生存的超越。的确，孩子是人们可以有根有据地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但是，它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并非是对生存之正当性的现成证明；人们渴求它，必须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利益。
斯特克尔说得好：
孩子不能替代人们失意的爱情，不能替代人们在生活中破灭的理想，他们不只是填补空虚生存的材料。孩子代表一种责任，一种机会。孩子是自由之爱树上长出的最高贵的花朵……他们不是玩物，也不是满足父母需要的或实现他们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代表义务；他们应当被抚养成人，成为幸福的人。
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一种道德选择；这意味着一种约定，一种要兑现的承诺。怀孕是在履行一项庄严的义务；如果母亲后来逃避了这个义务，她就是在对一种生存。一个独立的人犯罪；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把这种约定强加于她。和夫妻关系一样，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也应当是自愿的。说怀孕对女人是一项特殊成就，居其他一切成就之首，这也不对；人们在谈到女人时常说，她之所以轻浮，或好色，或是同性恋者，是“因为她没有孩子”；照此看来，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以及她追求的价值，都是为了替代孩子。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含糊和无法确定的：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女人之所以想要孩子，是因为她缺少爱情，缺少职业，缺少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在这种伪自然主义之下，隐藏着一种社会的和人为的道德观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只有广告价值。
第二个错误偏见直接隐含于第一个，它认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肯定是幸福的。的确，既然有关母爱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也就无所谓“非自然的母亲”；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坏母亲存在。精神分析学宣布的一个事实是，孩子面临的危险，可能在于本身属于“正常的”父母。成年人的情绪、魔念和神经症，皆源于他们早年的家庭生活；本身固经常争吵和悲剧性场面而处于冲突之中的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个坏朋友。由于早年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很深的精神创伤，他们接近自己的孩子是通过情结和受挫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不幸的链条会无限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一受虐狂心理给女儿造成了有罪感，这种有罪感又将表现为女儿对自己孩子的施虐一受虐行为，这种情况会如此反复，代代相传。
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许女人参加任何公务活动，把她排除在男性职业之外，断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都是无能的，然后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有许多女人，习俗和传统不允许她们受教育，不允许她们有文化，不允许她们有责任，不允许她们从事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尽管如此，却又毫不迟疑地把婴儿放在她们怀中，就和在生活伊始，为了补偿她们较之小男孩的劣等性，把布娃娃送给她们一样。她们如今可以和有血有肉的玩具一起玩了。
为了抵御滥用特权的诱惑，女人非得要么幸福之极，要么做个圣人。孟德斯鸠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他说，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脱她身为女人的过去，取得对她的处境毫无用途的感情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男人也是如此，他在工作中比在家中表现得更平衡，更有理性；他以数学的精确性认真筹划自己的业务，但是当他在家和妻子呆在一起时，当他“放松”时，他就会变得没有逻辑性、说谎和任性。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同样是“放松”的。而她的放松更加危险，因为她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丈夫的侵害，孩子却不可以这样保护自己不受她的侵害。从孩子角度来看，假如母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专横地通过子女去实现自我的女人，那么这将是十分理想的；让孩子呆在父母身边的机会比现在少得多，让孩子在别的孩子中间，在同他有着非个人的单纯关系的那些成年人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学习和娱乐，这同样是十分理想的。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成宝贝，他也不可能代表母亲的视野极限。
他不可能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了他的肉体，她哺育了他，她照顾了他。但是她只可能创造出一种只有身为独立者的孩子本人才可以超越的处境；即使她把赌注押在他的未来上，她在空间和时间的超越也仍要依靠代理人，这就是说，她仍注定是依附的。不但她的儿子会忘思负义，而且他的失败将证明她的所有希望都是不真实的：这就如同在婚姻或爱情当中，当唯一靠得住的做法是自由地承担她本人的义务时，她却要让别人去证明她生存的正当性。
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劣等性源于她从一开始就受重复性生活的局限，而男人为了过一种他认为比非本意地沿袭纯粹生存更为重要的生活，则炮制出种种理由；让女人受母性的束缚，将会使这种处境永远地维持下去。她今天要求参与很时兴的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人类想不断地通过超越，通过向新的目标、新的成就的运动，找到对自身生存正当性的证明；
除非生命有意义，否则她不可能同意生出生命；如果没有在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牺牲品，还是相反，生出自由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在一个组织得当的社会，孩子将基本上由社会机构来管理，母亲将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对女人将不完全是与职业不相容的。相反，有工作的女人——农民，化学家，或作家，将会轻而易举地度过孕期，因为她对自己并不十分在意；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的将最多，向孩子索取的将最少；她若在努力和斗争中掌握了人的真正价值的意义，将最能恰如其分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如果说今天女人基本上无法把让她离开家几小时并让她精疲力竭的职业，同孩子的最佳利益协调起来，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职业至今仍基本上是奴隶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人作出努力为在家外的孩子提供照料、保护和教育。就社会方面来说，这是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