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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诚也要付出代价。由于原原本本地坦率表现她们自己，对掩饰或自制的漫不经心，两个女情人也可能会发生十分激烈的争吵。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受到他们有差别这一事实的威胁：他怜悯她，关心她；他觉得必须以礼貌、宽厚和克制的态度对待她；她则尊重他，有点害怕他，在他面前努力控制自己；每一方都小心翼翼，避免伤害神秘的另一方，对另一方的感觉和反应没有把握。但女人之间相互毫无怜悯可言。她们拼命地相互阻挠。激怒、纠缠和进攻，把对方逼入绝境。男性的沉着冷静，不论是出于漠不关心还是出于自我克制，都是女性争吵妄想突破的屏障，就像旋转的水流想冲破堤坝那样。但在两个女人之间，眼泪与狂怒交替上升，她们想用责备制服对方、想永远不停地“弄个水落石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苛求、责备、妒忌、专横一这一切婚姻生活的瘟疫都在加倍激烈地释放出来。
如果说这类性爱常常是多风波的，那么，说搞这类性爱比搞异性恋更危险也是对的。它们受到社会的谴责，因而它们与社会结合很难会成功。因她的天性、处境或情欲强度而承担男性角色的女人，将会对未能给爱人带来一种正常的、受人尊重的生活，未能与她结婚感到悔恨。她会责备自己使她的朋友染上了有问题的习惯：这就是拉德克利夫·霍尔赋予她的《寂寞之井》的女主人公的情感。这种悔恨表现为一种病态的焦虑，尤其表现为一种令人痛苦的嫉妒。被动的或感受不那么深的性伙伴，在她那方面将确实会承受社会指责的沉重压力。她会认为自己是堕落的、邪恶的、受挫的，对把这一切带给她的女人感到怨恨。在两个女人当中，有一个也可能想要孩子；如果这样，她就要悲痛地准备接受她的不育，或两个人收养一个孩子，或想做母亲一方求助于某个男人；孩子可能会使她们的结合更为稳固，也可能是不和的新根源。
赋予同性恋女人以男性特征的，并不是她们的性生活，相反，它倒把她们束缚在女性世界。这毋宁说是她们因舍弃男人而被迫承担的一整套责任。她们的处境与高级妓女正好相反，高级妓女因生活在男人中间，有时表现出男性气质，如尼侬·德·朗克洛就是这样，但她仍要依靠他们。女性同性恋者周围的独特气氛，来自她们私生活的闺房风气与她们公众生活的男性自由之间的鲜明对比。在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中，她们像男人那样行动。女人把男人撇到一边，依靠自己，于是显得有点与众不同。男人并不真的尊重女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女人——妻子、情妇，或他们为之拉皮条的妓女，相互尊重。没有男性保护，女人在挑衅的、以嘲笑为乐的或怀有敌意的高级等级面前就会无依无靠。作为一种性“变态”，女性同性恋可能会被付之一笑；但若要暗示一种生活方式，就会引起蔑视或愤怒的反对。如果说在女性同性恋者的态度中有许多挑衅和做作，那是因为在她们的处境中她们无法自然地生活：自然意味着无自我意识，不向自己描绘自己的行为；但他人的态度不断地使女性同性恋者注意她自己。
只有在她年老或有相当高的社会威望的支持时，她才可以满不在乎地去走自己的路。
要确切说明，例如，女性同性恋者通常着男装是由于偏好，还是出于自卫的反应，这是困难的。无疑这常是一个自发选择的问题。没有什么比着女装更不自然的了。当然男式服装也不自然，但它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它的目的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主动性。乔治·桑穿的就是男装。蒂德·莫尼埃在她的最后一部书《自我》中，也承认她更喜欢穿长裤。每一个主动的女人，都喜欢穿低跟鞋和质料坚挺的衣服。女人服饰的含义是明显的：这是装璜，而装璜意味着出售。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以前和女性同性恋者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妥协的：由于拒绝将自己变成商品出售，她们爱穿严肃简单的套装，爱戴毡帽。在她们看来，精致低领的礼服是她们所要反对的社会秩序的象征。今天，她们已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所以她们认为这个象征不那么重要了。但它对于女性同性恋者仍然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她仍必须坚持她的权利要求。严肃的服装也可能比较适于她，如果身体特征使她选择了同性恋的话。
而且还应当指出，华丽服饰的功效之一，就是满足了触觉的官能享受，但女性同性恋者蔑视天鹅绒和丝绸的吸引力：同桑多一样，她喜欢让朋友穿着它们，或者，她朋友的身体本身可以取代它们。同样，女性同性恋者也常喜欢喝烈性酒，吸烈性烟，讲粗话，从事剧烈运动：她在性冲动中获得了十分温柔的女性甜蜜，为了对比，她喜欢不那么温柔的倾向，所以也可能开始喜欢与男人交往。
但是，这会涉及到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她与男人的往往是含糊的关系。一个对自己的男性魔力十分自信的女人，只会希望男人成为她的朋友和伙伴。但如果女人对认同于男人并不感兴趣，在商业、社会活动或艺术领域不如男人那么努力和成功，则在她身上会很难发现这种自信。吉尔特鲁德·斯泰因在招待朋友时，只与男人交谈，而把与女人谈话的责任交给了艾丽丝·托克拉斯但十分男性化的女性同性恋者，对女人会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她瞧不起她们，但和她们在一起时，她无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产生自卑情绪。她害怕她们觉得她既是一个有缺陷的女人，又是一个不健全的男人。这使她故意自视清高，或像斯特克尔所谈到的易装癖那样，在她们面前表现出虐待狂的攻击性。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我们所见，大多数女性同性恋者都在默默地逃避男人：她们和性冷淡的女人一样，有一种怨恨、胆怯和自尊的感觉；她们并不真的觉得自己可以和男人相匹敌；她们除了女性的怨恨，还有男性的自卑情结；男人是竞争对手，他们更有条件引诱、占有和保存他们的猎物；她们憎恨男人使女人受到的“玷污”。她们也愤怒地看到男人拥有社会优势，觉得他们是强者：无力与对手交战，知道他一拳就能把你击倒，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
这种复杂的故意，是迫使某些女性同性恋者惹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她们聚在一起，组织只许女性参加的俱乐部，以证明她们不但在性的方面，就是在社交方面也不需要男人。从这一点很容易堕入夸夸其谈和源于不真诚的各种装腔作势。女性同性恋者先是假装是一个男人，后来甚至做女性同性恋者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游戏；男式服装最初是伪装，后来变成了制服；而女人在逃避男性压迫的借口下，变成了她所扮演角色的奴隶；她不希望受女人处境的束缚，却在受同性恋者处境的束缚，没有什么比这群解放了的女人给人的心胸狭窄、残缺不全的印象再坏的了。我们还应当看到，许多女人宣称自己是同性恋者，只是为了迎合利己的需要：
她们搞同性恋，只是因为逐渐认识到它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诱惑力，她们甚至希望诱惑可能喜欢“坏女人”的男人。这些喧嚣的狂热分子（她们显然是女性同性恋者当中最引人注意的）
使公众舆论本来就认为是邪恶和装腔作势的东西，更加名誉扫地。
实际上，同性恋既不是一种厄运，也不是被有意纵情享受的一种变态，它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它既是被激发的，又是自由采纳的。使主体与这一选择有关的各种因素——生理状况。心理背景与社会环境，没有一种是决定性的，尽管这些因素对解释它都有帮助。除了别的之外，同性恋还是一种方法，女人用它来解决她的一般处境，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提出的问题。和人的所有行为一样，同性恋是导致虚假、失衡、受挫、谎言，还是相反，会带来有益的体验，这要取决于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方式——是不真诚的、懒惰的和虚伪的，还是明朗的、慷慨的和自由的。
第16章 结了婚的人
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现在仍然如此，大多数女人，有的就要结婚，有的已经结婚，有的打算结婚，也有的因没有结婚而苦恼。对独身女人的解释与界定与婚姻有关，不论她是受挫的、反抗的，还是对婚姻制度满不在乎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婚姻分析来进行这种研究。
女人处境中的经济演变，在不断动摇着婚姻制度：它正在变成两个独立人的自愿的、自由的结合。缔约双方的义务，既是个人的也是相互的。通好对双方都是违约行为；离婚可由双方在同等条件下达成。女人不再局限于生殖功能，它基本上失去了自然的奴役特性，开始被看做自愿承担的一种功能；而且，它也不再与生产劳动发生矛盾，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母亲孕期休假的工资要由国家或雇主来担负。在苏联，婚姻有一段时间是基于夫妻绝对自由的个人契约，但似乎它现在是国家强加于他们双方的义务。这些趋势，哪一种将在明天的世界普遍流行，要取决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但男性对女人的监护制度，不管怎样都会消失。不过，从女权主义观点来看，我们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过渡时期。女性人口只有一部分参加生产活动，而且，就是她们也是残留古老形式和陈腐价值的这个社会的成员。现代婚姻只能根据过去来认识，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不朽的趋势。
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一向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男女两性是彼此必需的，但这种必需从未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相互性的地位。如我们所见，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等级，平等地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看做生产者，他的生存之正当性被他为群体做的工作所证实。我们已看到束缚女人的生殖与家务的角色是没有保障她获得同等尊严的原因。男性当然需要她；在某些群体，不能料理自己生活的单身男人，变成了流浪汉；在农业社会，农民需要和女人一起劳动；而把某种繁琐的事务推给女伴去处理，对大多数男人是有益的；男人希望过一种有规律的性生活，并能有后代，而国家也需要他为它的不朽做出贡献。但是男人并不直接诉诸于女人本人，使每一个成员作为丈夫和父亲实现自我的，是男人的群体。女人是作为奴隶或仆人结合于父亲与兄弟所支配的家庭的，她总是由某些男性作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在原始社会，父系部族、氏族几乎把女人当做一种物：她被列入两个群体同意交换的物品中。当婚姻在其演变过程中以契约形式出现时，这种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善。如果女人有嫁妆或有一份继承权，她似乎就可以有公民地位，可以做一个人，但嫁妆和继承权仍使她受她的家庭的奴役。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婚约是由岳父和女婿，而不是由妻子和丈夫订立的，于是只有寡妇才享有经济独立地位。少女的自由选择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而独身（且不说它带有神圣性质的少数情况），使她降到寄生者和贱民的地位。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也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一理由。有两个原因使她必须结婚。
第一个原因是她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如在斯巴达和某种程度上在纳粹统治下那样，由国家直接监护女人，只要求她做母亲，这种情况绝无仅有。但是，即使在不知道父亲生殖作用的原始社会，也要求女人有丈夫，所以必须结婚的第二个原因是，女人也有责任满足男性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社会加在女人身上的这些义务，被看做是她给予配偶的一种服务：
作为报答，他应当给她送礼，娶她，或供养她。社会通过他这个中介，偿还了它移交给他的那个女人的债务。妻子由于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赢得的权利，表现在男性必须承担的义务中。
他不能够随意破坏婚约，只有经过社会当局的决定，他才可以遗弃妻子或与她离婚。即使那时，丈夫有时也要付给她一笔补偿金：这种做法，甚至在博乔里斯法老（Bocchoris）统治时的埃及就已风行，在今天的美国则被称为赡养费。一夫多妻制一向程度不同地被公开容忍：
男人可以同奴隶、婢妾、情妇和妓女睡觉，但他必须尊重合法妻子的某些特权。如果她受到虐待或侮辱，她有权（这是被或多或少明确保障的）回到娘家，自己提出分居或离婚。
所以，婚姻对双方都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利益。但是在男女两性的处境中并不存在对称性。对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