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时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同型同价，所以无异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
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十二月十二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千元，折合美金，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质，人有绝对的自由。注重畏惧、焦虑等心理感受，声称只，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一九六九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
那年五月十一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刻送到各报；五月十三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大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只是其中之一），人把这些形式和范畴加到感性的素材上去，，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据他们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最精彩的，是他们在一九七0年七月公布了“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回生了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感与恐惧，使他自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向它势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下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一九九六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作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上，美人儿也，虽岁华老上，余妍犹见当年。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决，而她所说的岁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如今对“影敌”的年龄，竞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者己愈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间我：“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一九七0年一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察以假计程车跟踪的，到了七月十八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复，我跟他们来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钏毕业的小蕾留下细部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被自己的一句话Cancel掉了，正后悔着，没想到四天后因他们去了趟日月潭。
十八号早上十点多胖来，告诉我说：“从清晨五点起增了部车，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李分局长如在三个钟头内不撤走部车，我定给他们好看。”“罗警员怎么说呢？”“他说：‘我转，我转。’由今天起移居警总了，他们需要二天时间见习。”“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开车子兜着他们乱转，我己叫小八保养车去了，且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我不喜欢胖跟他们斗，这事已延续了四个多月了，多一部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半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二天呢，可是胖这种人已决定这么做了再说也是白说，只能拼命往好的方面想，二点时他们一定会撤走一部车的，如那时还是二部车再想办法也下迟，就跟胖走小路到菜市，买了些菜回家补魏胖。到了二点，他们一动都不动，胖就决定不让他们知道去一趟台中，后来也把我算了进去，就计划着，怎么样的方式最好，“我先回家提点钱，理好了箱子，等六点钟在侨联宾馆与胖碰头，车子由小八直接开去侨联宾馆，而胖丢开他们去侨联等我。”这就是我们丢了他们离开台北的法子，其中胖花了七十元的计程车钱，包括五十元奖励司机摆脱他们，胖的确是个想得周到的小心人，除了带双使脚舒服的布鞋外，还带了金丝边的眼镜，一箱可口可乐（怕他们在旅馆的水内放毒）。到了三重我多次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