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 第14部分

由此可见，“前瞻师”虽为美式配备，但为了打小算盘，又美个屁呀！

八月十一日傍晚，部队又行动了：

天黑下雨，我轻装，只穿雨衣戴胶盔，急行于泥泞，转赴马路，在桥边被团长拉了一把，真浑球！军行甚速，间跑步，唱了一段歌以解之。至小新营，东向走人士路中，小休息一会，又在泥中乱走，过仁德、明和、南洲，终抵山上，已累得不成样子，幸周忠明自动代拿雨衣及送水来，稍好。我浑身汗湿，拉出上衣，在冷风中吹吹，吹了一路，反倒凉快。

自山上小休后，再行即渐不支，终落伍，独行山中，夜色甚美，但有一点恐惧，远村灯火，望之极美、极诱人。黑路摸索多时，宜其向往夜间之光明也。自山上“拖死狗”拖到丰德村，在变电所小休息，在新桥上小休息，阿兵哥叫问口令，拖到阵地（甲乙丙）时，人家已防御许久了，至少已半小时，仍一一撑旗杆视察，然后卧于雨衣上方，欲睡时，情况解除。

归来洗浴后，已二时矣。夜行四十六里，我今日行约五十里。

躺在床上，这是多少个小时以来一直向往的、渴望的、不忍睡去，因为要好好享受一下这种难得的休息，现在两腿已非我所有，那是“死人”的，脚上的黑，洗也洗不下去。

军中的艰苦生涯更凝固了我的悍气与斗志，在九月九日早上，我写信给马戈、景新汉，特别指出未来的方向：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与覆巢同下，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我们在釜底，我们希望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本着这点可怜的持身观点，我忍不住骂你们两位不脱“乡愿”之气，你们在血气方刚之年就垂垂“稳健”起来了，就带着老成持重的口吻主张“多少融合一些”（老马）和“何必曰‘绝’”（老景）了！你们也居然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路是那么长，我们随时会倒下，死就死了，又何必“正首丘”呢？青山多得很，到处都可埋我们这副不算重的骨头，在重归尘土的刹那，愿我们都能刻上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这种指向，证之我和好朋友们日后的殊途而不同归，可看出我蓄谋之早、独进之勇，都伏机在我军中受苦之时。我的肉体，虽奔波于日晒雨淋凡夫俗子，但我的精神却独与天地往来，神驰他方，没有人知道我这样肉体与精神交错地生活着，可是我显然日复一日这样生活着。几乎所有的预备军官都在鬼混、“数馒头”、数退伍的日子，可是我却这样充实的利用肉体训练的机会加工给我精神训练，我真的自豪呢！

在十六周的“师教练”以后，我又走回高雄县仁武乡。十月八日记：

二点五十分起床，四时后戴月出发，未几即浑身是汗。过新化天始亮，午在阿莲郊外竹林下吃油饼。睡不着、热、蚊蚁三要命。

五时出发，抵冈山天黑，抵桥头时已累得不堪，昏倦欲眠，或唱或背诗或敲打鼓励阿兵哥们，最后挣扎抵楠梓，很饿很渴。菊生送蛋一枚，边际效用甚大。赴仁武途中月再出——再度见月，十时后抵达，本日行百余里。

十月二十四日起被派参加“三民主义讲习班”，听八股、考八股后，又被派去参加演讲比赛。十一月三日，我写信给王尚义、马宏祥、陈彦增报告趣闻如下：

“三民主义讲习班”被抓公差，参加讲演比赛，本人先讽第一营营长不诚实（此人常打一预官朋友官腔，故乘机讽之），继说师长对“班训”解释之错误，然后军中乐园、打炮、女人大腿、anti论、高跟鞋等全部出笼，众大哄堂，我的营长笑得抬不起头，众大笑后继大骇异，盖彼等当兵以来从未见如此庄严场合竟有如此狂人也。事后中队长（即第一营营长）以“头发蓬乱，仪容不整，没礼貌”反击我，并嘱”勿放肆”。我演说时另一组回头听者有之；骂我神经病者亦有之；誉我者亦多，而我态度之自然，则任何与赛者所不能望项背也。此次最后一名当然又依步校旧例－仍旧由本人获得。

“历史人物评介”比赛又把我推出来，本拟讲武曌或玉环，因为已受好几个笑脸警告，谓在那种神圣场合安可再及于女人？于是我被硬指定讲关公，在十三四分钟的演说里；在副师长瞪眼睛里；在四五百军官大笑欢呼嗟叹声里；在十几次掌声打断的情况里，我以严肃的脸孔；以台大历史系的金牌子；以嬉笑讽刺的口吻，轻而易举的拆穿了关老爷那张偶像的脸，顺便拆穿了花木兰、包龙图、郑成功等人的真面目，下台后副师长赶忙上去一再强调关公是民族英雄，忠肝义胆，阿兵哥们则人人以一种惊奇而忍俊不禁的鬼脸看我，一一位预官说：“我们很久没听你讲演了，你又来了！”另一位说：

“你的演说使三民主义讲习班光芒万丈！使预官班光芒万丈！”有的说：“你把关公根本否定了，在你嘴里，关公一个钱都不值了！”一位少校说：“李敖啊！你真有一套，你的历史背得真有一套！”有的叹我游戏人间；有的欲挽我长谈，与我为友，指导员说：“为了讨好听众，你的效果达到了；为了争取第一，你就失败了。我们内心佩服你，可是场合不同，所以你得了最末一名！”颇有人为我得倒数第一不平者，哀哉！

最有趣的，那位第一营营长——神经营长，在十二月十九日还跟我有一段后话：

在操场冷风中写此（日记），值团长及刘蕴富来，相谈甚久。团长言及钱穆及胡适皆为冶史的，又杂谈家世及出路，神经营长笑握我手，左手又握上来，我也握过去，四乎握在一起。他连说我们是三民主义讲习班同学，我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看我好像有点神经病。我心里想：问这话的人心里就有神经病！他劝我入世后小心讲化。

十一月十八日，我又记录了军中的鸡奸问题：

连长夜归来，言跳伞事，并为我抄得屏东军中乐园的史料，甚感其意，其两肩伤痕甚多。聚谈中，副座言及连中鸡奸事件，想不到黄吴照班上只有两人幸免，真骇人听闻者也，充员多秘不敢报。我力主从速解决此类事，不可再姑息。副座以难于启口当面指责，只嘱充员于其巡进时赶紧来报告。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又有机会接近屏东三地门的高山族：

午后突来电话，立即撤往振兴，在日光与尘土的昏黄里，静默地过了这一程。在振兴沟中洗脚，沼中大便，未及晚饭忽有特殊情况，竟得驰赴三地门，路甚直，二又二分之一飞驰，群山在望，右面丛山下层成一形，甚直长，抵堤边后即人市区——所谓市区者，一条土街耳！见到很多高山族，一男人在买烟袋，我和他讲日本话，他笑了，他们多用日本语或部分高山土语交谈，很少会台语的。一店员说在这儿开店要会五种话，即国、日、台、客、高山。高山族女人多又穿裙又穿长黑裤（下开口），好包头，族民皆脏而窝囊，好喝酒、吸烟吃摈榔，男女皆如此，好友则相抱贴脸同饮一杯酒，女郎最惧伊兄，以前一破衣可易一鸡，彼多挑大担柴下山来，卖十元，烟酒槟榔一阵而后返，乐在其中，政府对波有特殊待遇，念书者皆公费。

这一奇遇使我亲眼看到真正台湾人（高山族）不讲“台语”，原来闽南人的“台语”根本是假台湾话。

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写信给妈妈，请支援买个手表。

因我已一年口五个月没有表，极感不便与误事，决心下月（＋二月）买一支Titoni，是最低级的空中霸王表，不算好，但是还可用，约六百五至七百间，我想动用稿费、狐朋狗友的乐捐，及你的一部分美援买它下来，你愿意美援多少？

不援不好意思。

谈到手表，我真好有一写。我在二十岁以前从来没戴过手表，二十岁生日后第二天，爸爸死了，火葬前他的手表留下来，由我戴上，后来遗失了，从此又没有表。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没表极不方便，可是一直没钱买，只好老是向别人间时间，这次由妈妈以下集资买表时，排长生涯已近尾声了。

不过，在尾声日近时，我却有了一次离开台湾本岛的机会，十六师调往澎湖。我在澎湖共住了十天。到了二月一日，五十六师那边忽然传来提前退伍的消息，不久证实二月六日退伍。

有日记如下：

二月五日

……八时后参加排中欢宴，大吃小喝，敬酒送照片一类，排附即席亮出送我之钢笔。散席后我一一嘱别，德武、永亭等皆借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与他们谈至夜深，收拾东西，忠明强送我“川资”，我强拒之，一时后始睡。

二月六日四时三刻凤鸣叫醒我，永亭、德武及陶、郑班长皆来送行。车站候车时，菊生又持早饭来，排附也来，江涛又来送我装饰兔子一对，王字送王八一对（外包以红纸，上写：“不可泄漏天机，至家后再拆！小心放置，不可挤压，王字赠”字样），陈仪贤送珊瑚领带夹一支。早上空气在卡车中享受－那是一种脱羁的自由的空气。在码头领到退伍证，一纸文书，令人无限感慨……

退伍以后，施河写诗送我，其中一首是：

小功一个又一个，还有一个也允诺，幸有李敖小子在，预备军官增颜色。

我想施河真说对了，我的确为预备军官增了颜色，自有预备军官以来，我想从来没有像我这样认真的从这一年半的军人生涯中汲取经验、留下记录，在磨练中加工、在困境中周旋，不消极、不退缩、不屈服、不鬼混，最后得其正果。国民党政府以预备军官制度牢笼人，可是我却能冲决网罗，趁势加强了我日后打击他们的本领与本钱！国民党号召做，‘革命军人”，最后冒出了李敖这种革他们命的军人，可真有趣极了。

在军中一年半时间，我心之所系，在Rosa身上。她是外文系的漂亮女生，我单恋而已。我在军中，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她，她回信说：“你的文笔是美的，颇动人的，读了你这篇抒情散文，我甚佩服你的想象力及羡慕你的灵感。既然写作是你的癖好，替我写一篇散文如何？作何用？恕不奉告，让我提议一个你很感兴趣的题目－红玫瑰。我相信你定能写出令人废寝忘餐之杰作来。”我为她写了，她用“黎思”笔名，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Rosa一直是我军人时代“性幻想”主要对象，当我收到她信的时候，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

5　委蜕纪

委蜕大难，最近高楼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所在，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六月十五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倘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八月十八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捡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

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