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快意恩仇录》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何飞鹏
一九九七年五月《李敖回忆录》出版，立刻脐身畅销书排行榜，并盘踞排行榜半年之久；该书被列为一九九七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李敖先生也成为当年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其实，看完三十万字的《李敖回忆录》，你还不认识真正的李敖！
在某一欢宴场合，朋友们谈到李敖，钦敬者有之，好奇者有之，因我曾出版李敖大师之书，每个人皆希望我谈谈李敖。一时之间，我不知如何以对，对李敖先生，我所知仅千万分之一耳，何能妄言！
回家途中，一再思考此一问题，李敖究竟何许人也？从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作为一个出版人，出版李先生的书，已有数本之多，其中且包括自传体的《李敖回忆录》，我能说不了解李敖吗？
但事实就是如此，每次接触李敖先生，都有不同的新发现，最后我终于找到结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就是我的感觉，这一辈子，对李敖先生，这恐怕是永远的感觉！
以前只知道李敖批判蒋家父子，但后来发觉，李先生眼中的恶人之多，举凡政客，无人落榜，而在批判的过程中，李敖无不举证历历，让所有仇家襟若寒蝉。
以前只知道李敖十七岁就与大师胡适往来，后来才知道，几乎我所听过的知识分子，李敖先生都有接触，有的被他批判得体无完肤，在他的笔下，我才知道在世俗的面具之下，这些我过去所尊敬的学者，原来如此不堪！当然也有的受到他的肯定，但数量实在太少，或许我们这一代孤岛寡民，诚如李敖所言：“与汝偕小”下，真正值得认同的入也不多！
以前只知道李敖曾娶名女人胡茵梦为妻，但事后才知道，李敖在上一代的演艺名人中，他也不寂寞，他接触了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名伶女优！
台湾的企业界，或许是李敖较少接触的，但是事后也才知道，原来蔡万霖、辜振甫等台湾财阀大亨，也都与李敖有过一生难忘的经验。
以上这些“事后才知道”，指的是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在出版厂《李敖回忆录》一纸风行之后，后来又陆续知道了李敖先生的许多“丰功伟绩”、精彩故事，总觉一忆不足，而有再忆之必要，这也就是商业周刊出版此书的原因。
如果从写作体例而言，第一本《李敖回忆录》比较像编年体，按照时间序列的先后写作，由家世、童年，而求学、而当兵、而工作、而入狱、而复出，并且预告了前程，算是完整地做了一次告白。
这本《李敖快意思仇录》则比较像纪事体，李敖先生别出心裁的用厂各种纪，有地质年表、有公司名、有节气，充分发挥了创意与想象，极具写实的巧思，大师功力，毕竟不凡。
对我个人而言，快意恩仇一向是梦中的想象，现实中则既不能“快意”、也无力恩仇（对有恩者未必能充分回报，对仇家或无力为之），但是读完此书，快意思仇，跃然纸上，痛快淋漓之至。
记得台湾TVBS周刊创刊时，曾以“活在台湾，做你自己”为宣传口号，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犹恐不及，谁能真正做自己？读完《李敖快意思仇录》，我不能不说，真正能做自己的，惟李先生一人耳。
在前后为李敖先生出版这两本回忆录期间，正值公司所归属的城邦集团合并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版前辈们，一起归属到城邦集团的旗下，公司内不但成员在互相认识了解，而各出版社的组织文化也尚在融合互动，其实对李先生的回忆录并未能充分照顾，但李先生对商周出版，以迄城邦出版的运作状况，垂询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所幸上一本《李敖回忆录》颇受欢迎，忐忑之心，稍能释怀。
李先生的关怀，也算是我“事后才知道”的一部分，其实李敖在媒体中、在笔下，对政客、对伪君子、对帮闲文人，大加挞伐，不假辞色，其实都是在罪证确凿之下所为。而个人在接触李先生的过程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种近乎羞涩的客气，那种对晚辈的谅解，有时实在不能体会这是同一个人。
现在再一次写这篇文章，实不敢以序自称，仅能以一个出版者的心情，说说我对李先生的感觉。平心而论，李敖先生的一生，早已不需我为文奉承，李先生一生治史，史家是相信历史的公论的，但前提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现在这本《李敖快意思仇录》，无疑将留下足够的凭据，李先生或不见容于当世当道，但是未来名山千古，将有定论。
自序
你会说：“我已经看了《李敖回忆录》，怎么又冒出了《李敖快意恩仇录》？我看一本够了哇，不要再看第二本啦！”－当然，你可以不看，随便你，只是告诉你：这一本跟那一本全不重复，这并不因为有两个李敖，而是李敖有两个“老婆”，你看到的正集，只算看到了他的“大老婆”，但看这本，才能看到他的“小老婆”。没有人只正视一个人的“大老婆”而不偷窥他的“小老婆”。所以，你不必犹豫、也别打算省钱，还是快买这本吧。西方谚语说：“好奇之心，使猫送命。”（Curiositykilledthecat．）上帝保佑，你幸亏是人，不是猫。你可以又长寿又好奇，只是再多花三百多块钱而已。
一般拍电影、写小说，凡是又来一集者，大都后不如前，原因在又来一集者，都想在热璫头趁机多捞一票，以致弄得画蛇添足。但《李敖快意思仇录》之作，却不如此，因为根本上不是画蛇问题而是画龙问题。原来前面那本《李敖回忆录》，非画蛇也，乃画龙也。画龙而未点睛何也？俟此书耳！
《李敖回忆录》三十万字，实不足以尽多彩多姿，三十万字中，或欲说还休、或语焉未详、或按下不表、或舍之则藏，未尽之处，势须点睛，要想点睛，则《李敖快意恩仇录》势在必出，商之商周出版公司何飞鹏先生，飞鹏正庆幸出版《李敖回忆录》死里逃生，闻此噩耗，自知无所逃于出版或不出版之间，“伸头挨一刀，不伸头也挨一刀”，乃窃商于趋势大家詹宏志先生。宏志好读书而求甚解，知李敖最深，猜他认为大不了把《李敖回忆录》已捞钞票再赔回去，但李敖不可开罪，于是点睛之议遂决，李敖的“小老婆”遂脱颖而出。颖者，毛也，欲见毛必先有脱裤手续，此书脱裤以显、脱毛而出，可想而知矣！
一九九八年六十三年将弃我而去之日，
李敖写于中国台湾
1 陆根纪
飘洋过海，乃怀陆根，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国入向往的主题思想，它有点封建，但在追远寻根的意义上，却又不无可取，至少有这种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旧，自己发达了，不忘记使祖宗也跟着发达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发达时却为了体面，硬替自己换了祖宗，例如窃国大盗蒋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后，但其手下何应钦却技高一筹，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后，而周武王是周公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来，显然我比你大。其实周武王、周公绝不会跟国民党这两个瘪三沾亲带故，只是他们死后倒霉，被瘪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于我李敖，对祖宗问题却正常得多，不但正常，并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强的味道，因为我把祖宗锁定在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据我家藏的《李氏宗谱》，声言我是苗族之后；接着根据学理，又声言我跟高山族同源。
关于我是苗族之后，已获大陆学术界的认同，从苗学研究的书刊上，已经一再把我作为样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龙伯亚著的《苗族史·苗族远祖量尤》等书已开苗族与蚩尤历史的先河；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龙伯亚写序、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更是光扬此道不绝。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离开气而能够独立存在。，在贵州大学执教的田玉隆（苗族）还托台湾的黄彼萝、杨尔琳教授间接转苗蚩之书来，认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缘我在大陆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页上，早题反诗如下：
落落何人报大仇？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我以我血荐蚩尤。
大陆本来是一片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天下的，忽然台湾传来荐轩辕死对头的妙诗，自然足为少数民族及被压迫民族张目。而在海峡这边，我也没闲着，我排斥了高山族绝对南来的说法，而采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论的新说。在台湾大学教过我考古人类学导论的凌纯声教授，曾综合日本学者金关丈夫、国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见解，益以己说，发表《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论文。他的结论是：高山族“在古代与原来广义的苗族为同一民族，居于中国大陆长江以南，……远在纪元以前，……移居台湾，海上早有往来，自秦皇汉武三次迁沿海越民于内地，彻底实行海禁以后，台湾孤悬海外，乃与大陆隔绝”。凌纯声此说，是本诸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教授的发现。乌居龙藏在一九0三年到中国西南各省调查苗族，发现高山族中的曹族与布农族，与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说。凌纯声研究苗族多年，到台湾后，“入山工作，所至之处，见土著之民情风俗，与大陆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日地重游之感。”这一印证，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是云南乌撒。五百年来，我的祖先由苗族一变为山东人，再变为东北人，变得与我们苗族老乡高山族愈分愈远，相逢如不相识。如今我东渡台湾，重来认同，大家自属真台湾人无疑。那些假台湾人想搞小圈子吗？那我就告诉你，台湾是属于苗族的，而不属于汉族的，你们这些来自闽粤的假货，不管来了几代或十几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头，都他妈的差得远哪！
我这苗蚩之后，远祖由云南迁山东、祖父由山东迁东北、爸爸由东北迁北京，最后迁到台湾，我们这一支，除了大姊、二姊外，最后全都落籍台湾了。
我在十三岁一九四八年离开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时大姊、二姊留在北京。大姊大我六岁，正念大一；二姊大我五岁，正念高三。这一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四年！一九九二年我请她们来台湾，那时我已五十六岁，大姊、二姊已经六十一、六十岁了。三年后一九九五年，二姊再来台湾，我请她书面回忆吾家旧事，不期她心灵手敏，凭她的好记忆，一写就是六万字。杜甫诗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在台湾因“世乱”迄今未能“生还”大陆，但二姊却能生临台湾，为我写下这六万字，正可补充我回忆的不足，部分段落虽不全然写的是我，但那一时代背景、家庭背景，却正是我族类，正可衬出我在其中。二姊的六万字最惊人的，是她那细腻的记忆。这种细腻，纵使跟你的记忆不合，你也难以驳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旧说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七至九点，但二姊却独持异议。二姊回忆：
从头谈起，我首先就怀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妈妈健在，当然轮不到我说大话，是非招骂不可的。可我又拗不过自己想将话说出来，因为从小我就有一个疑团，以为我们姊妹的生日都是阴历二十几，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几，因而他们两个才是男孩。我一直记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这个问题上，我哪里敢跟妈妈争，但又无法解释自己的概念是哪里来的。可惜算命瞎子部只会胡诌，但凡有个真能掐会算的证明一下：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时生的男丁，到底哪一个命中注定有两次牢狱之灾，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照二姊回忆，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两种说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四月。如二姊记忆属实，则市井报刊描写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盘，我反而是“白羊座”的。
我是不信什么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谬说，亦一快事。
我虽生在哈尔滨，但籍贯上却是吉林省扶余县。扶余老宅我没去过，但二姊去过：
在我四岁前后，妈妈曾带着大姊和我回过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门槛上拍照，包括两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为我们住在哈尔滨，相比之下，我们的穿着打扮没有其他人那么土气。至少证明我们那时家境还不错。据说人怕母也生过很多孩子，有一段时问她和奶奶婆媳二人争着生，只是大们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数死于四六疯，最后很理想地剩下一儿一女。
那个时代医药不发达，几乎每家都有生儿夭折比例，而妈妈一人生八个，至今人人健在，确属少见；而六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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