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教育不能得着，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卖主义，做了一国一世的大罪
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至于先生说的，恐怕有人扯起幌子，说，“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
可做父母的孝顺儿子。”这是他自己错了。我的诗是发表我生平第一次做老子的感
想，我并不曾教训人家的儿子！
总之，我只说了我自己承认对儿子无息，至于儿子将来对我作何感想，那是他
自己的事，我不管了。
先生又要我做“我的父母”的诗。我对于这个题目，也曾有诗，载在《每周评
论》第一期和《新潮》第二期里。
原题《我的儿子》
四 交响乐 慈幼的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
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
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这三点都很扼要，只可惜我们中国经不起这三层考察。这三点之中，无论那一
点都可以宣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怎样待孩子？我们怎样待女人？
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闲暇工夫？——凡有夸大狂的人，凡是夸大我们的精神文明的人，
都不可不想想这三件事。
其余两点，现今且不谈，我们来看看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从生产说起。我们到今天还把生小孩看作最污秽的事，把产妇的血污看作最不
净的秽物。血污一冲，神仙也会跌下云头！这大概是野蛮时代遗传下来的迷信。但
这种迷信至今还使绝大多数的人民避忌产小孩的事，所以“接生”的事至今还在绝
无知识的产婆的手里，手术不精，工具不备，消毒的方法全不讲究，救急的医药全
不知道。顺利的生产有时还不免危险，稍有危难的症候便是有百死而无一生。
生下来了，小孩子的卫生又从来不讲究。小孩总是跟着母亲睡，哭时便用奶头
塞住嘴，再哭时便摇他，再哭时便打他。饮食从没有分量，疾病从不知隔离。有病
时只会拜神许愿，求仙方，叫魂，压邪。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靠天，只是侥幸长大，
全不是人事之功。
小孩出痘出花，都没有科学的防卫。供一个“麻姑娘娘”，供一个“花姑娘娘”，
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苦安全过去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这便是“命
中注定”！
普通人家的男孩子固然没有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女孩子便更痛苦了。女孩子到
了四五岁，母亲便把她的脚裹扎起来，小孩疼的号哭叫喊，母亲也是眼泪直滴。但
这是为女儿的终身打算，不可避免的，所以母亲噙着眼泪，忍着心肠，紧紧地扎缚，
密密地缝起，总要使骨头扎断。血肉干枯，变成三四寸的小脚，然后父母才算尽了
责任，女儿才算有了做女人的资格！
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
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
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
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
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
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
死书”。
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
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
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
逃学。逃学的学生，提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
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
这是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
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
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
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
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
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
几十年来，中国小孩子比较的减少了一点痛苦，增加了一点乐趣。但“慈幼”
的运动还只在刚开始的时期，前途的工作正多，前途的希望也正大。我们在这个时
候，一方面固然要宣传慈幼运动的重要，一方面也应该细细计划慈幼事业的问题和
他们的下手方法。中华慈幼协济会的主持人已请了许多专家分任各种问题的专门研
究，我今天也想指出慈幼事业的几个根本问题，供留心这事的人的参考。
我以为慈幼事业在今日有这些问题：一、产科医院和“巡行产科护士”（Visiting
nurses）的提倡。产科医院的设立应该作为每县每市的建设事业的最紧急部分，这
是毫无可疑的。但欧美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下等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
她们总不肯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人设的，她们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所以有
“巡行护士”的法子，每一区区域内有若干护士到人家去访问视察，得到孕妇的好
感，解释她们的怀疑，帮助她们解除困难，指点她们讲究卫生。这是慈幼事业的根
本要着。
二、儿童卫生固然重要，但儿童卫生只是公共卫生的一个部分。提倡公共卫生
即是增进儿童卫生。公共卫生不完备，在蚊子苍蝇成群的空气里，在臭水沟和垃圾
堆的环境里，在浓痰满地病菌飞扬的空气里，而空谈慈幼运动，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三、女子缠足的风气在内地还不曾完全消灭，这也是慈幼运动应该努力的一个
方向。
四、慈幼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养成有现代知识训练的母亲。母亲不能慈幼，或不
知怎样慈幼，则一切慈幼运动都无是处。现在的女子教育似乎很忽略这一方面，故
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不知道怎样养育孩子。上月西湖博览会的卫生馆有一间房
子墙上陈列许多产科卫生的图画，和传染病的图画。我看见一些女学生进来参观，
她们见了这种图画往往掩面飞跑而过。这是很可惜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固然是要养
成能独立的“人”，同时也不能不养成做妻做母的知识。从前昏谬的圣贤说，“未
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现在我们正要个个女子先学养子，学教子，学怎样保卫儿
童的卫生，然后谈恋爱，择伴侣。故慈幼运动应该注重：（甲）女学的扩充，（乙）
女子教育的改善。
五、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这是慈幼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则。
向来的学堂完全违背儿童心理，只教儿童念死书，下死劲。近年的小学全用国语教
课，减少课堂工作，增加游戏运动，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我知道各地至今还有许多
小学校不肯用国语课本，或用国语课本而另加古文课本；甚至于强迫儿童在小学二
三年级作文言文，这是明明违背民国十一年以来的新学制，并且根本不合儿童生理
和心理。慈幼的意义是改善儿童的待遇，提高儿童的幸福。这种不合儿童生理和心
理的学校，便是慈幼运动的大仇敌，因为他们的行为便是虐待儿童，增加学校生活
的苦痛。他们所以敢于如此，只因为社会上许多报纸和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都还是
用死文字做的，一般父兄恐怕儿女不懂古文将来谋生困难，故一些学校便迎合这种
父兄心理，加添文言课本，强迫作文言文。故慈幼运动者在这个时候一面应该调查
各地小学课程，禁止小学校用文言课本或用文言作文，一面还应该为减少儿童痛苦
起见，努力提倡国语运动，请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把一切法令公文改成国语，使顽固
的父兄教员无所藉口。这是慈幼运动在今日最应该做而又最容易做的事业。
四 交响乐 不要怕社会报复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书，当时匆匆未及即时作答，现闻成都报纸因先生的
女儿辟更女士的事竟攻击先生，我觉得我此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先生。春间辟
更因留学的事来见我，我觉得她少年有志，冒险远来胆识都不愧为名父之女，故很
敬重她。他临行时，我给他几封介绍信，都很带有期望她的意思。后来忽然听见她
和潘力山君结婚之事，我心里着实失望。我所以失望，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恋爱关
系，——那另是一个问题，——我最失望的是辟更一腔志气不曾做到分毫，便自己
甘心做一个人的妻子；将来家庭的担负，儿女的牵挂，都可以葬送她的前途。后来
任叔永回国，告诉我她过卜克利见辟更时的情形，果然辟更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
主妇了。……
先生对于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间纷纷的议论定已使先生心里不快。先
生二十年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
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乡间有
人出来提倡毁寺观庙宇，改为学堂；过了几年，那人得暴病死了，乡下人都拍手称
快，大家造出谣言，说那人是被菩萨捉去地狱里受罪去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
不能预料我们的儿女的将来，正如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房子不被“天火”烧，我们
的“灵魂”不被菩萨“捉去地狱里受罪”。
况且我们既主张使儿女自由自动，我们便不能妄想一生过老太爷的太平日子。
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自由有时可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
张自由。“因噎废食”一句套语，此时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时或发现于我们
自己的家里，但我们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对于自由起怀疑的心。我们还要
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
从前英国的高德温（Godwin）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自由恋爱，后来他的女儿
爱了诗人雪莱（Shelley），跟他跑了。社会的守旧党遂借此攻击他老人家，但高
德温的价值并不因此减损。当时那班借刀报复的人，现在谁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
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书给先生，固是我从前不曾预料到
的，但此时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对不起先生了。
原题《寄吴又陵先生书》
四 交响乐 没有胃口与信心浅薄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最普遍的死症，医书上还没有名字，我姑且叫他做“没有胃
口”。无论什么好东西，到了我们嘴里，舌头一舔，刚觉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
作呕了。胃口不好，什么美味都只能“浅尝而止”，终不能下咽，所以我们天天皱
起眉头，做出苦样子来，说：没有好东西吃！这个病症，看上去很平常，其实是死
症。
前些年，大家都承认中国需要科学；然而科学还没有进口，早就听见一班妄人
高唱“科学破产”了；不久又听见一班妄人高唱“打倒科学”了。前些年，大家又
都承认中国需要民主宪政；然而宪政还没有人门，国会只召集过一个，早就听见一
班“学者”高唱“议会政治破产”“民主宪政是资本主义的副产物”了。
更奇怪的是今日大家对于教育的不信任。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听见人说这类
的话：“普鲁士战胜法兰西，不在战场上而在小学校里。”“英国的国旗从日出处
飘到日人处，其原因要在英国学堂的足球场上去寻找。”那时的中国人真迷信教育
的万能！山东有一个乞丐武训，他终身讨饭，积下钱来就去办小学堂；他开了好几
个小学堂，当时全国人都知道“义丐武训”的大名。这个故事，最可以表示那个时
代的人对于教育的狂热。民国初元，范源濂等人极力提倡师范教育，他们的见解虽
然太偏重“普及”而忽略了“提高”的方面，然而他们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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