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汉灵帝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的力量，平定各地区的反抗，采纳了太常刘焉的建议，设立州一级的行政长官州牧，一改郡县两级的行政体制。出任州牧者，多为朝廷重臣，掌握州中财、政、军大权，“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东汉朝廷本想通过镇压黄巾起义，以加强中央的统治，但当黄巾起义的风暴过后，统治者惊奇地发现，欲恢复原来的秩序已根本不可能了。各地方豪强势力拥兵自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武装军阀集团。在中央朝廷，士大夫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地方豪强在中央的政治代表。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少帝即位。在此期间，外戚何进企图在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下除掉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士大夫集团中的实力派袁绍又将宦官斩尽杀绝。随后地方军阀董卓进入京城，掌握朝政。关东的实力派又以###国贼董卓的名义扩展自己势力。至汉献帝（189—220年在位）初年，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大的武装割据集团：
公孙度占据了辽东（今辽宁西部）。
公孙瓒占据了幽州（今河北北部）。
袁绍占据了冀、青、并三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了江淮地区。
曹操占据了兖州（今山东西南、河南中东部）。
刘表占据了荆州（今湖北、湖南）。
陶谦占据了徐州（今山东东南及江苏北部）。
孙策占据了江东地区（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刘璋占据了益州（今四川及贵州、云南、甘肃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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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出世（4）
张鲁占据了汉中（今陕西南部）。
马腾、韩遂占据了关陇地区（今陕西西部、甘肃、宁夏及青海北部）。
以上的格局表明，由中央朝廷统一号令全国的大一统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中央集权土崩瓦解的时期，一个地方实力派争夺地盘的时期，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期。
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诸葛亮是不幸的。
但从另一角度看，诸葛亮又是幸运的。因为这又是一个政治舞台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为实现国家统一、人民生活安定，从而出现的龙争虎斗各显英雄本色的时代，一个呼唤英雄、需要英才的时代。
如果说，诸葛亮家乡丰厚的文化土壤是他成长的地利，家庭的良好教育和影响是人和，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成长的天时。
天时、地利、人和，终于使诸葛亮成为三国时期人才群星中最灿烂、最耀眼的一颗。
名相成长的摇篮（1）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诸葛亮兄弟姊妹一行从水路到达荆州的首府襄阳。
碧绿的汉水，在船舷边激起欢腾的浪花，笑迎着远道而来的一叶小舟。青青的岘岭，敞开他宽广的胸怀，拥抱着风尘仆仆的他乡游子。
数年来，辗转流离的诸葛亮，见到的多是刀光剑影、饿殍流民，听到的多是杀声呐喊、呻吟叹息。进入荆州，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荆州治所襄阳被称为“水陆之冲”，“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这里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陆路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南阳，可至京都洛阳；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达广、交二州，这是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要通道。从水路来说，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流经襄阳、樊城，成为陕、鄂间的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沿沔水南下可达夏口，沿长江东下可直达扬州，溯长江西上可通梁、益二州。关于襄阳的水路交通，东汉时的大文学家蔡邕曾写过一篇《汉津赋》，在描写汉水（即沔水）流经襄阳时的情景说：“过曼山以左回，游襄阳而南萦。于是游目骋观，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
这里有富饶的土地。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写道：“建安十三年（208），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后人曾对文中的“隐赈”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隐赈当作殷赈。薛综《西京赋》注云：殷赈谓富饶也。”
这里没有连年不断的兵燹，没有你争我夺的攻伐，没有断壁残垣的墟邑，没有尸横遍野的惨状。
平和，安宁，富庶，这是诸葛亮进入荆州所留下的第一印象。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里也曾有过像这里一样的宁静。然而，残酷的战乱使得他们一家不得不分散流离。如今，远在家乡的哥哥和继母不知怎样了？他又想到了天下苍生。这几年的流离辗转，他看到了许多血和泪，许多拼和杀，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人世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人生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艰辛？苍生啊，什么时候会有像这里一样的安宁生活？
诸葛亮对荆州的感受无疑是美好的，他对荆州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此时的荆州，正值它历史上一个极度辉煌的时期。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在黄巾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政权已无力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朝廷便采纳了刘焉的建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从此，开了州任权重的头。当时，任荆州刺史的是一个名叫王睿的人。这个王睿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但与下属孙坚、曹寅的关系很紧张，又无政治才能，这决定了王睿不可能在荆州刺史任上坐得很久。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一场蕴酿许久的兵变终于在荆州发生了。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曹寅听说王睿要杀掉自己，便先下手为强，以朝廷按行使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列举王睿罪状的檄文，送到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太守孙坚手里，要求孙坚接到檄文后收斩王睿。这正好给孙坚诛除王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孙坚接到檄文后，立即带领兵马杀奔州治，表面上却装做兵士劳苦，以求“赏资”为名。当王睿发现孙坚也在求赏兵众之中时，立即觉得事情不妙，他惊奇地问：“众兵士前来求赏，孙府君为何也在其中？”孙坚答：“我奉使者檄书前来诛君。”王睿知道自己再无生存的可能，便饮金而死。
接替王睿任荆州刺史的，是在荆州长达十九年的刘表。
刘表字景升，是汉朝皇室后裔。东汉末期，他与士人一起纵横谈论，成为党人领袖之一。党锢之祸起，刘表终日东躲西藏，逃避了朝廷的缉拿。直到党锢之禁解除后，他才敢抛头露面，被大将军何进提拔为属官。刘表初到荆州时，这里并不十分安定。当时，袁术已占领南阳，屯兵鲁阳县（治今河南鲁山）。扼守荆州、豫州交通要道的鲁阳关，就在鲁阳的西南。袁术屯兵鲁阳，无异于扼住了荆、豫间的咽喉。在荆州内部，长沙太守苏代、华容（治今湖北监利北）县长贝羽各自“阻兵作乱”。更为严重的是，州内的一些宗族首领也纷纷聚族起事，不服州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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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成长的摇篮（2）
与曹操、孙权、刘备等人相比，刘表没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雄才大略，但他安定、治理一方，在当时却是成就斐然。他单人匹马进入宜城县（治今湖北宜城南），立即延请荆州大族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大事。他们之间的一次对话，很能体现刘表治理荆州的方针策略。
刘表问：“如今州内强宗乱贼势力甚盛，不依附州郡者甚多。如果袁术利用这种形势图谋荆州，那么祸患就会立刻来临。我想在州中招集兵马，又怕招集不起来，你们可有良策？”蒯良说：“众人不附，是因为当政者仁政不足。众人虽附而不能治理，则是因为当政者义举不多。如果能实行仁义之道，那么百姓的归附就会像高处下来的流水，谁也无法阻拦，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而谋求用兵呢？”刘表没有立即表示赞成或反对，而是把目光移向蒯越，问：“先生之见如何？”
蒯越回答说：“治理太平之世当以仁义为首，治理乱世则应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于得人与否。袁术勇而无断，苏代、贝羽乃一介武夫，不足忧虑。而强宗豪族的首领们贪暴作乱，是我们荆州的大患。这些人中有一些与我素有交往，如果许给他们好处，他们一定会率众前来，对这些人，无道者诛之，可用者抚之。州中之人，多有乐存之心，他们听说您的盛德，必定襁负而至。到那时，您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即使前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蒯良、蒯越的一番话，说得刘表愁云顿消，眉开眼笑，他高兴地呼着二人的字说：“子柔（指蒯良）之言，雍季之论也；异度（指蒯越）之计，臼犯之谋也。”刘表这句话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雍季和臼犯。此二人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从刘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刘表平定荆州的第一步，就是让蒯越派人招诱桀骜不驯的宗族首领，至者五十五人。刘表将他们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部众收编。接着又派蒯越、庞季二人前往襄阳，劝说占据那里的张虎、陈生投降。不久，刘表将州治从汉寿（治今湖南常德东北）迁到襄阳。各地闻刘表威名，纷纷归附，江南四郡很快安定。至此，长沙、零陵（治今湖南零陵）、桂阳（治今湖南郴县）、江夏（治今湖北新州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章陵（治今湖北枣阳南）等郡基本平定。
初平二年（191），袁术果然派孙坚进击荆州。刘表派部将黄祖迎战，双方在樊城（今湖北襄樊）、邓县（治今湖北襄樊西北）一带展开战斗。孙坚击败黄祖，进围襄阳。刘表又派黄祖夜袭孙坚，再次被孙坚打败。黄祖败走岘山，孙坚乘胜追击。夜色中，埋伏在竹林中的黄祖士兵用箭射杀孙坚，结果黄祖军转败为胜。自从这次战斗以后，袁术领教了荆州的厉害，不敢对荆州轻举妄动。荆州的北境得到了巩固。
荆州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刘表便实行一系列所谓仁义之举，以获取荆州的进一步稳定。
刘表主要实行了以下几个仁义之举。
允许桓阶为孙坚发丧。桓阶是长沙临湘人，孙坚任长沙郡太守时，曾举其为孝廉。孙坚死后，桓阶冒险到刘表处请求为孙坚治丧。孙坚是刘表的敌人，为敌人治丧本应不为所容，但刘表认为桓阶不忘旧恩，符合义的道德规范，便慨然应允。
以仁义降服张绣。张绣是张济的族侄。张济顿兵弘农（治今河南灵宝东北）时，因少粮，带兵南下荆州，在进攻穰城（治今河南邓县）时被流矢射死。属官们纷纷向刘表祝贺胜利，而刘表却说：“张济前来，是因为困顿。而主人待之无礼，致使双方交战。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只接受众人的吊唁，不接受祝贺。”统领张济余众的张绣听说后很感动，便依附了刘表，为荆州藩卫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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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成长的摇篮（3）
结好当地的大族名人。汉宣帝末年，襄阳至宜城几十里间，“有卿、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甚盛，敕号太山庙道为冠盖里”。至东汉时，就豪强势力而言，襄阳仍是仅次于汉开国皇帝刘秀家乡的地方。东汉末，襄阳地区较著名的豪族有庞、黄、蔡、蒯、马、习、杨等多家，刘表任荆州刺史后，便积极与当地的大族名人结好。蒯氏兄弟帮助刘表立足荆州已见前述。此外，他还与蔡家联姻，娶蔡瑁之姊蔡氏为妻。襄阳人庞德公是当地的大名士，一直隐居于岘山之南，刘表多次延请不成，便亲自前去拜请。汉献帝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反叛刘表，而煽动这次反叛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长沙人桓阶。桓阶的父亲桓胜，“著名南方”，可见桓氏在当地也是名族。刘表在坚决镇压了张羡的反叛后，对桓阶却显得格外宽容。他不但征召桓阶为从事祭洒，还要把妻妹蔡氏嫁给他，与他结成连襟。
刘表仁义之举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结好大族名人，还碰了一些人的软钉子。这些人之所以不与刘表合作，是看透了刘表不是力图保全天下，而是自保荆州。在他们看来，刘表的自保并不比他们的自保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