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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笔可免税捐款所能解决的问题：
只需5美元便可为全家提供一顿营养丰富的饭食，包括肉类、沙拉、一夸脱牛奶和适量的甜食。
10美元可让我的一个孩子穿上一双亮闪闪的新皮鞋去学校。
25美元可使孩子们得到一份修殿节或圣诞节礼物（由您来决定）。
100美元可使我们这个家庭延迟整整一个月被取消抵押赎回权。
500美元则是友谊长存的最好证明。它将使笔者感激涕零，您的名字将被刻到立在努德尔曼山顶的黄铜荣誉人物匾额上，以纪念您的善举。
正如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博士所说：“有一些人就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理应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我完全赞成这一充满哲学的观点，不必多言，这封信的复印件亦寄给曼德尔博士。
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一觉睡到中午，全然不记得得到一份有工资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滋味，想不起来上闹钟时的心情和付社会保险费的感觉，我向您保证，您日复一日屈尊在那狭小的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在滴水成冰的早晨不得不穿上挺括的白衬衫去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既不会去舞厅，也不会拿您挣来的血汗钱乱挥霍。
让我对您说，如果您将会因为失去自己的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同失去粮仓中之一粟那样感到痛苦的话，就请想一想我的生活是何等水深火热，那也许可以减轻您的痛苦并得到些许慰藉。我每天都睡到中午才醒来，因为我需要这样——我怀疑自己得了嗜睡症或脑炎，也许两种病都有。您初次知道我时我正患每月发作一次的偏头疼症，现在正发展到几乎天天发作。您也许清楚，焦虑能致人于死地。人需要一点小小的胜利以抵消巨大的失败。上帝把他的恩赐搞乱了，给予我的不是强健的体魄与软弱的思想，而是虚弱的身体与坚强的意志。就连我的孩子们也得了蛔虫病。这与软弱的思想有何相干？毫不相干，只能说明我的思想在持续不断的焦虑的压力之下如何地变来变去，这只有您才会相信。
当然，就目前来讲往亚洲捐款最价廉务实。只需6美元便可维持一个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一个月，却不能维持我的汽车正常行驶。不过，一旦有一天我有了钱并出了名（就像面包发霉一样地不可避免）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善行，我将如数奉还每一分钱，还将通过福斯特儿童收养机构收养一个巴西儿童，用邮寄方式提供帮助。
不胜感激。愿上帝赐恩使您附有支票的信早日到来。
“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行政主任
尼尔·霍·努德尔曼
第02节
我捞到这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纯属偶然。办法如此简单，回首过去这几年我不得不惊讶，自己为什么竟全然没有发现它呢？这一策略说白了就是一个字——不。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一切其它花销全免——一旦掌握了这一省钱诀窍，那些花销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一个男人说“不”是在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说“行”时则在实践一个十分昂贵的承诺。这办法简直太简单太聪明了，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不得不努力克制时时出现的想要拥抱自己的强烈愿望。
下午3点钟，利夫手里举着一张纸兴冲冲地从古伯斯威尔小学穿过小树林跑回家来。“我能上滑雪课了！”他喊着把午餐盒扔给了正在门边打瞌睡的狗。“他们还给雪橇呢。瞧！”他说着把那张纸交给了我。每个三年级小学生都从老师那里得到一张这样的纸条。
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这不可信。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我的怀疑没错。
“就30块钱。”
我运用了刚发明的新经济策略：“不”。
“爸，求求你。”利夫说着用手臂围住我的腰，他抬头用热情的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开始软下来。利夫一直在说滑雪的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兴滑雪的国度。所有的孩子都有雪橇。所有的孩子都有昂贵的带靴子和安全栓扣的雪履以及与之配套的运动裤和夹克衫。所有的孩子都有有工作的父亲。
“他们用汽车把你送到登山车前。你就能乘车上山。一直上到山顶！”
“你有雪橇和一整座山呀。告诉我，多少孩子有自己的山呢？啊？不要贪得无厌。”
我看见孩子的目光暗淡了。
“你瞧，”我说着把他像提小孩子一样提了起来，他的确还很小。“30块可是一大笔钱哩。我要是有的话一定会给你，哪怕滑雪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
“你过去常滑雪。”利夫说。他试图打开一个突破口。
“我过去经常做的事情很多，”我指了指他的头，“听着，现在光景不太好。”我艰难地解释说，可是利夫让我吃了一惊——这个一向执拗的孩子什么也不再说，一下子跑进地下室去了。
“过去这一年他光说滑雪了。”维维卡搓着一小撮盐无限怜悯地解释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个大废物。让我怎么办？说行，这里有30块钱？”
维维卡耸耸肩叹了口气。我恨不得大地裂开个口子把我吞下去，就在我要责怪苍天不公的时候，从地下室传来了可怕的喧闹声。“听，”孩子们的动静使我破例地笑了，心中甚感欣慰。“他已经忘了。孩子的记性就是短暂。主啊，要是孩子们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买什么，要这有这，要那有那，那该多好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像阿尔奇·邦克①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①阿尔奇·邦克：美国电视剧系列片中人物，属工人阶级。
后来，出于好奇我沿着狭窄的台阶走进地下室。我发现利夫正在干活，他正忙着往拣来的一长木条上钉松紧带。天使般可爱的小毛头马格努斯，十分认真的一年级小学生，正搬着比他还大的榔头帮他哥哥胡乱地敲钉子呢。
“利夫在做雪橇。”马格努斯高兴地喳喳说。
“我做一副雪橇。”利夫正试图用一根弯了的钉子把一条很不结实的胶皮钉到木条上。“你能把它钉进去吗？”
“你看，这根松紧带太细捆不住你的脚，就算能捆住，用平板也是没法滑雪的。前头这儿应该向上翘起，不然会戳进雪里。”我解释说，此时一股悲凉的感觉浸透我全身，他想得到雪橇的决心如此之大，简直快成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了，就跟我一样。聪明的经济策略？狗屁！我居然对娃娃们讲这一通大道理就好像他们是劳累过度的30岁的汉子。突然想去商店拿。可是雨衣怎么藏得下一副雪橇和两根滑雪杖呢？我遵照利夫的指令把胶皮钉牢。
“不对，钉这儿。”他像什么都懂似地坚持说。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行。”我这样说是让他对失败有个思想准备。他心急火燎地穿上那件袖子已撕破的滑雪衫，带上不相配的手套，蹬上无跟的靴子。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好像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都是因为我照顾不周造成的。
“利夫要滑雪啦！”马格努斯尖声喊起来。他手脚朝天躺在地上赖着不起，等人把他拉起来。
我跟在这对兴高采烈的兄弟后面冲出屋门朝小树林奔去。树冠被积雪压得沉甸甸的，清新而冰凉的空气刺激着鼻子。利夫站在房前小山顶上，两手往雪里摸着松紧带。
“喂，让我帮你一下。”我向利夫建议说，同时亲切地把他的双脚在松松的胶皮带下放好。“别抓得太紧。”我试图提醒他说。马格努斯从我肩膀后边探头看着，他可爱的小脸蛋冻得通红，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
“举我一下，”利夫说着吊住我的袖子，他的两只脚勉强放好了位置。“好啦。开始。推我一把。”他命令道。
“你一下子就会栽下去。”
“推我一把！”
我把他提起来使他的两条木板平放在雪面上，开始。他向前滑动。他竟然向前滑了起来，而且保持在雪面上，我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松手之后他仍然继续向下滑行，两只脚在他发明的新玩艺儿里直发抖，嘴巴张得大大的。滑行速度在加快。下滑。下滑。他在雪面上一路向坡下滑去，后面留下两条平行的轨迹，与用北美大齿杨做的专业雪橇留下的一模一样。
“他滑成了！他滑成了！”马格努斯又是蹦又是跳。
“他滑成了！”维维卡靠着厨房的窗口喊道，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快瞧！”我在瞧。我当然在瞧。两眼噙满泪水。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让泪水掉下来。利夫从滑雪板上栽了过去。脸朝前倒在地上，他大声地笑起来。
“你看！”他高兴地欢呼雀跃着拣起他的雪橇，断了的松紧带在上面耷拉着。“它能用！”
“当然能用！”我声音嘶哑地说。孩子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我急匆匆地跑进屋里去要给我自己也做一副那玩艺儿。还有松紧带吗？
早上6点钟利夫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他要问我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想知道发明什么东西才能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仍然陶醉于美国梦。而我做过的唯一美国梦则是梦遗。
我对他说他应试一试发明一种像激光一样的射线，这种射线可以破坏有生命物体的分子结构，使之只剩下一股粉尘或是一小撮泥浆。
“谁会买呀？”他问我，被长得过长的金黄色刘海遮住的一双又黑又亮的杏仁眼认真地看着我。
“我买。我要用它把索斯基一家变成一团气，还有成天在我们头顶上烦人的飞机，那……”
“可是你没有钱。”
“谁说的？总有一天我会阔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你为什么不找工作？”
“别唠叨。一个九岁的孩子学得像个老太婆似的。还不去刷牙。一个月没刷了。牙都快掉光了。”
“好吧。那么一颗干净牙齿给一块钱。”
“你成天光想着钱吗？”
“是的。”
纽约州古伯斯威尔镇
努德尔曼山路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亲爱的毛泽东主席先生：
我已注意到您的国家可能正缺少数学教师，我曾在好几所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大学里教过书，在瑞典北极区科技会堂讲过学，甚至还在香港的学校教过中国孩子（虽然应该坦白，这些学生都是大企业家和商人的子弟）。
我最适合在一所小规模四年制的文科院校教授基础微积分和微分方程——说实在的更喜欢教高年级微积分或者物理。退一步说，如果让我教英语、瑞典语或者德语，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教好您的学生。也许我该捎带再说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学过兽医——因此在教书不忙的时候我还能帮助给贵国的动物治病。哎，我差一点忘了。我还学了不少有机化学知识——主席先生，您看我的技术领域是无限的，况且，有话直说吧，我现在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
在对我的经历做过一番鉴定之后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我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是因为我在原有领域无所作为。不过，请允许我草草地解释一下，我不停地改变专长和工作地点，这是为了实施我自己精心设计好的策略，最终使自己成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另外，我逐渐发现我不适合呆在一个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前，做精通一门学科的科学家，我不是那块料。我的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形容我与常人不同时说：“按照别人的情况对待你简直是给老母鸡套鞍子——根本不合适。”
我在大学和学院教书的十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学生中无人不晓的严厉的教员”。我在多数情况下给分很严，有时我不得不把评分的标准降下来，以显得对学生尽量温和些。我意识到，最后一次被解雇时，如果他们肯给我机会，我肯定能解释清楚造成那种残酷的被误解的隔阂的情况并求得谅解。
我的革命背景是可信赖的：1964年我投票支持休伯·汉弗莱，尽管不是1968年；我参加过无数次和平示威游行；在弗吉尼亚住的时候我受过三K党的凌辱和骚扰。
虽然自由贸易制度给了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的政治观点却极其灵活。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它们放到一起便是一碗汤，当你饥饿的时候（据我所知您曾挨过饿），啊，汤就是汤。
灵活。我不能不耻笑自己。不由得想起往事，那时候的我，一个年轻有为，即将毕业的电气工程师，班里的高才生，在那美好的年代，电学科学家几乎与上帝齐名；一家又一家公司带我在美洲上空飞来飞去——不是他们面试我，而是给机会让我向他们公司的雇员发问，检查他们的操作，简直是我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