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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对待我？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吝啬的、可鄙的——不！你是对的。治安维持会是对的。这全是我的错。我自食其果。噢，我该怎么办呀？伯尼。考夫曼先生，大人。求您啦。以您所有神圣头衔的名义，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求您。我答应。我以在坟墓里的我母亲的名义起誓，这一次我一定遵照您的吩咐去做，再也不耍花招了。再不开玩笑了。交给您的改写部分只不过是试探而已，看您有没有幽默感。哈哈，您的确有！了不起的、高级的幽默感。您证实了自己是比我强百倍的、顶呱呱的人。您这样的人——我像企鹅一样用力扇动两臂来暖身，同时喃喃自语——您这样的人是千里挑一的、无与伦比的，如同尚未雕琢的宝石。再看看我，考夫曼先生。一路乞求人家准我搭车而抵纽约，为的是看您能否再让我试一次。一个倒霉的机会。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噢唉，真倒霉！我跳起来掸了掸裤子嘟囔着说。在出发之前这趟旅行便已为灾难所笼罩——我的厄运，我怀疑这不过是个小小的兆头，预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我为什么要离开古伯斯威尔？再进一步问：我为什么要出生？真有趣。我一边大笑一边蹦跳，也抚摸着冻僵的耳朵。不过，在我生身之母生我的那一刻我的确试过要爬回她的子宫去，上帝和那两个吓坏了的助产医生可以为我作证。他们从没见过这等事情。我一定是有感知能力的胎儿。从那一极不情愿的时刻起，一切便都日趋衰落。
唉，真倒霉！三个小时以前我搭的第一辆车上的司机原来是一个烂醉如泥的老东西。
“干吗不让，哦……我来开车？”我提议说。我们一上路车子就在溜滑的路面上左右摇摆并以极快的速度前行，令人神经紧张。
“甭。别人开车我紧张。”老东西嘟嘟囔囔地说着。公路已拐弯了，可我们仍照直开下去，离开了高速公路，然而开出几百米之后又奇迹般地回到了路上——这个老笨蛋继续开车前行，技术酷得简直像桔子冰棒。
“我开车可棒啦，”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地恳请着说，“我还是个好教练呢。嘿，想看我的证件吗。唉咳，听我说，我还教出过最好的车手。甚至教过灰狗公司的司机们。”
“甭。别分散我的注意力，”他忿忿地说道。这时发现在他刚开上的认为属于他的车道上另一辆汽车径直朝他开过来。
没希望了。倒霉透顶。我把安全带系紧，闭上眼睛，思想上准备好等待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折断几根肋骨，可能肩膀也会可笑地凹进去。要么就是一个肺叶失去功能，腿被撞成三节，几根筋腱被切断。只是为了好看吗？那我就可以控告这老东西得到一笔钱了。我已经看见自己在那个热带绿岛上，每天早晨坐着轮椅去海滩，用衔在嘴里的铅笔向孩子们示意，我开始忙着完成我的古伯斯威尔回忆录。
长话短说，我们勉勉强强开出美丽的宾厄姆顿十英里——我这位酩酊大醉的朋友终于翻进了沟里，先是一阵猛烈的颤动，接着便打个滚来了个底朝天。这一次又是我运气作祟，只是因裤子上遗了几滴尿而十分尴尬，这一点点损失就连去最低级法庭指控他都不值得，更别提眼看快到手却又飞了的那一大笔钱了。看来我永远没有机会控告他了。
第二次搭车的情况怎样呢？这一次被证实不像上一次那般富于戏剧性，尽管同样艰辛——这是个光头带金黄色假发穿丝绸衬衫的男人。他从尤迪卡过来。他是周游各地推销耐高压器材的推销商，一位绅士——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同性恋劝诱者，他自以为我是一个易受诱惑的人。我开始跟他东拉西扯地神侃，凡是能想到的都扯到了，典型的美国人的油嘴滑舌。到达罗斯科时我已经把当地的动植物群都已侃到，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谈的了，正要重复说我自己，此时我低头发现他的手正挠我的腿。如饥似渴的手指就像那种大毛毒蜘蛛在我大腿上爬来爬去，我无法不去理会它的存在。于是我便像任何一位处在我位置上的清醒男人所做的那样告诉他实情：我的确想跟他来那个，此时此地就在这汽车里，马上就来，只是，我想我的传染病可能还没有好。
“传染病？”
“我是说，假如这不影响你的话，我甘愿奉陪。”
“你得的是哪一种？”他用眼角的目光仔细地审视着我。我们的车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叫它，不过每两个星期我就得去医院，因为尿道总长在一起。他们用一个机械化设备，就像一个旋转拔根器一样——”
就这样我被带回了罗斯科。想到一来我在纽约没有地方可住，二来我不愿意面对伯尼，于是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了。说真的，罗斯科有它自己的魅力。美丽陡峭的山上散布着羸弱的鹿群，路边湍急的溪流里跳跃着表皮粗糙的鳟鱼，湿润的空气沁人肺腑。说不定我会像19世纪名叫某某的将军那样在这里支起帐篷过冬哩，谁知道呢！坦白地说，困在这儿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曾有一个心怀歹意的老吉普赛在维也纳或者科拉考或是什么地方对我母亲说，坏事总是三件三件地同时发生。我一直把它视为既可怕又中肯的预言，因为它不断地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应验，你若从那场大灾难精确地数起的话。
是的。这个预言很适合我的母亲。离家之前我给在棕榈泉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她目前正在那儿忙着傍大款。老太婆想出一个多妙的主意啊！
“嫁给他。”我聪明地向她建议道。
“噗！他太老了。”
“那才好呢，妈。等他走了您可就阔了。当然，我们会照顾您的。”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希望您好好依傍着他们，并且跟他结婚。”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的妈妈——或者你经常告诉我的什么什么。”
“你在开玩笑吧？”
“确实是认真的。听着，咱可以毒死那老家伙。他有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像草莓冰淇淋或者俄国鱼子酱之类的？”
“我喜欢你的幽默。”
“听我说，我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跟您说我爱您——我有‘公事’要去纽约两天，我可不可以住您的公寓呢？”
“东西都封好锁起来了。”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只需要一个睡觉的地方。我如果能借一张沙发——”
“不可以。我刚刚装了新椅面。”
“地板。我有睡袋。”
“地板是洗刷一新的。连地毯都用清洁剂洗过了。”
“我不会弄脏它的。”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给地板打了蜡，还有——”
“你以为我会干些什么，往家具上撒尿不成？”
“要是你把食物碎渣掉在地板上，等我回去到处都会爬满蟑螂。”她厌恶地说，“要是你忘了关窗户小偷就会进去。要是你——”
“听我说，我会非常小心的。我需要有个地方呆呀。30块钱一夜的旅馆费我付不起。”
“没门儿。没门儿。我在那里，可以，但是我不能让你自己出出进进的，像个嬉皮士似地睡地板，还把吃饭的碎渣弄得到处都是，灯也不关。”
“我睡床上。不在家吃饭。甚至也可以不用灯——我有手电。我把窗户关好。我学狗叫来吓跑窃贼。我用上好的掸子掸您家俱上的灰尘，用清洁剂擦窗户。”
“没门儿。我的小孙子们好吗？”她问道，高兴地转了话题，还以为我没发现呢。
所以我到了这里，努太太，在凯茨基尔的什么地方，像一只冻坏了的袋鼠在这里上蹿下跳，等待着可怕的三、六、九或者更大的数字降临到我头上。在这种情形下人很难做到不诅咒自己的母亲。不是因为我十分肯定她就是我的母亲。在布朗克斯医院我是多么不情愿地降生人世呀，而就是在这所医院里事实上我跟一个爱尔兰婴儿弄混了，是弄混了。也许我是爱尔兰人？也许正因如此努太太才一直这样对待我。不是因为她担心那倒霉的地毯，是她讨厌爱尔兰人。唉嗨！咒你这个自私自利偏心眼的女人！让窃贼闯进她那该死的洗刷一新的公寓，让所有的灯都亮起来，让那些蟑螂吃得胖胖的，个个变成小丹麦狗。让他们一进她宝贵的家先踩上齐膝深的狗屎再在她新洗过的地毯上跳个吉特巴舞，让他们把她收集的宝贝维也纳小雕塑打得粉碎，还有——噗！——上厕所拉屎不冲水。但愿那伙没心肝的入室偷窃的贼心血来潮用她的电话给他们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的同伙人打长途电话，本人接的，接线员服务的，而且是白天的价格。除了以上这些，亲爱的主，请让他们离开时想着打开所有的窗户，除了让雨水灌进来还要让随后而至的大偷小偷们都能进来。阿门，感谢主。
可是这对我将要直面考夫曼先生的事实毫无补益——虽说我已经心中有数，我会……也许，仅仅是也许，在即将来临的失败中我会转败为小胜，从痛苦中寻得一丝快活……或许我可以安排一次小小的午餐会跟伯尼商讨夫于改写方面的令人困惑的情况。也许事后还能拽他去参加一次小小的晚宴，皇宫餐厅，要么在皮埃尔澳特耐尔，对他的文学生涯做更深的探讨。来一点半夜的黄油薄饼和葡萄酒怎么样，在那亲密的时刻共同编写怎么说呢，算是第23本吧，小说的情节？另外，他是不是想过写剧本？舞台剧？为流行歌曲或者舞剧写歌词怎么样？凭他的天资，他能做的事情无穷无尽，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最多是换换形式而已。到时候，再点一份符合犹太教的熏肉如何，或者一份热乳脂冰淇淋加果仁和奶稀做甜食怎么样？我一边大勺大勺地往嘴里填着一边用真知灼见的语言与他交谈，俨然一篇口头论文，还不时地引经据典，就像巧克力冰淇淋上苦乎乎的黑色小块块，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饿惨了，正一心一意想着伯尼的慷慨招待，根本没有注意身边过来一辆汽车，它慢慢地停了下来。我大吃一惊一下子蹦得老高，两条腿像是被冻住的高跷落在了地上。
“好啊。”我微笑着打开车门，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
“努德尔曼先生！”这个金黄头发的娇柔小东西嘁嘁喳喳地说。
“小姐……哦……小姐。不，不。让我猜一猜，”我说着爬进了她的线条优美的温暖的跑车里。
“数学课。”她帮我回忆说。
“没错，没错，”她笑着把车启动起来。汽车毫不费力地往前开，就像在糖稀上滑行一般顺溜。
“施麦克小姐。”
“叫我斯泰芬吧。”
“好吧，斯泰芬。叫我萨姆。”
“四年前的学生，萨姆。”
“永远忘不了。”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师，真的，想法特妙。”
“从那以后我体重减轻了些。”
“令人叫绝，像个时髦人物。”
“真对不起没让你及格，真的，很对不起。”我向“叫我斯泰芬”道歉说。我心想，恐怕至今她仍然认为概率函数指的是大便，马尔可夫链是用来锁自行车的，排列群是一种集会，期间每个人都会遇到使自己忧心的事情。
“噢，是我应该的。从来就没有数学脑子。”“叫我斯泰芬”说着迷人地将披肩发缠绕在中指上，同时她轻松地把握着方向盘，汽车在银白色旋风中急行。“喜欢的话，后座上有些食品。”
“我并不太饿——事实上，刚刚饱餐了一顿，”我耸耸肩，回过头去看了一下。
“没有特别的东西。”当我再一次查看她的野餐食品篮时她大声说。“我想还剩下两个黑麦面包夹鸡蛋沙拉三明治。”
“嗯……我想我顶多能吃一个，也许——有点什么把它冲下去吗？”
“有一保温瓶咖啡，在后边什么地方。”
“有了。找到了。”
“那另一个三明治只好扔掉了如果你不——”
“嗯，那样的话，”努教授喃喃地说，他的嘴里正塞得满满的，第一个的四分之三已经不见了，“……想一想世界上的饥饿与旱灾，我想我还是当真负起责任来，帮你把那一个也消灭掉吧。”他笑着说，嘴里咂摸着尚未吞下的碎渣，唇边仍沾着鸡蛋沙拉。被他狼吞虎咽吃下去的食物像网球落进金属筐里一样叮零当啷地掉进了他空荡荡的胃里。
“你要走多远？”过了几分钟我打着哈欠说，汽车里的温度和填饱了的肚子合起来让我感到香喷喷的困倦。我在她那深不见底的筐里又发现了带糖巧克力表皮的纸杯蛋糕，还有单独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