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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对失意的朋友,也应前往,名曰拜年,实为探望,最好带一点礼物,或最好给孩子们一点红包。常听到有些朋友——尤其是有些忽然垮了台的朋友,一开口就骂谁谁谁势利眼;势利眼固然可厌,但必须先检查检查自己是不是先势利眼。当自己有权有钱时,呼风唤雨,洋洋自得,把没办法的朋友看得一文不值,那就没资格骂别人势利眼矣。一个人必须不把失意的朋友从记忆中抹去,他才是个有灵性的人。
有一件事,憋了好几年,说出来似乎不妙,但憋下去也憋得不舒服。那就是,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对物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运动的,运动,大体上说,台湾同胞遇到年节,喜欢郊游;而其他省份同胞,遇到年节,却喜欢埋头苦赌。读者老爷千万别发脾气曰:某公也,高雄人,还不是三天三夜没下牌桌乎?某公也,重庆人,还不是初一早上就全家一游故宫博物院乎?我只是说大体上,属于直觉印象,非科学调查,例外的当然很多,但贵阁下留意报上登的组团旅行广告欤?到日月潭多少钱?环鸟多少钱?参加的固台湾同胞多也。贵阁下又留意长途汽车站上排队郊游,人山人海的乘客欤?因台湾同胞多也。其他省份同胞,有此雅兴的,恐怕如凤毛麟角,十个家庭九家赌,客人进门,主人不但懒得欠屁股,肚子里恐怕还在骂哩。良辰美景,遂在“吃”、“碰”中断送,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理,赢钱的消耗了精神,输钱的努力装着满不在乎,但心里却窝囊得要死,走到大街之上,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好容易迷糊过来,又要上班啦。
大祸当头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轧死护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气和地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松轻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的爬格纸能把鼻涕都抓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惟恐谁踢他的屁股。以致人头乱钻,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到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轧断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得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的权威。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在,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就是蹲在家时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得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痣,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就大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
一个人到了没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过社会关系也顺便地就单纯起来。从前有人说,谢冰心女士写作范围是个哑铃,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学堂,当中只被一条细线相连。柏杨先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哑铃,一端是办公室,一端柏府,当中不过一条马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老头,在那几年过年时,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贺年片,其他稍微有点架势的显赫人物,其贺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脚盒装也。
直接受贺年片之灾的,有三种人焉:一曰秘书老爷的手,照册猛抄,有时能抄三天三夜,关节都抄得脱了臼。一曰邮差先生的腿,身上背着一袋袋漠不相关的“大宗邮件”,脚底下都能跑出燎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体,而是他娘的耳朵,盖接到该官崽贺年片的朋友,打开一看,开台湾省骂曰“干他娘”,则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凉水里,真能烧掉。风气所及,凡是有秘书而他又有权乱花纳税人钱的家伙,把各机构单位的职工名册,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没有,或离了职没有,更不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只闭着尊眼教秘书老爷写而寄之,这种贺年片,不叫贺年片,而叫干他娘片。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之后,社会层面加多,传统的政坛是唯一重要层面的现象,逐渐退却,成为重要层面之一家彭加勒(JulesHenriPoincare,1854—1912)。认为真理不,不再是唯一层面啦;但各种层面里,圈圈仍在作怪,简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咦!)
礼多人怪
畸形人所以冒着被人干他娘的危险,而仍照寄贺年片不误,大概他阁下对心理学颇有研究。俗不云乎:“礼多人不怪。”我给他一张贺年片,教他看我多么温柔痴情呀,接片的家伙,如果对我有坏印象,一接该片,能变好;对我有好印象的,一接该片,印象就更好矣;根本没印象的,一接该片,岂不也就有了印象乎?这种心战之术,事实上也往往会收到奇功,盖寄寄贺年片,不过小焉者,而和这种同一原理的,还有“召见”之术。
提起来召见,有一度真是其效如神,有些当老板的,心血来潮,最喜欢召见伙计。一九一○年代之初,我去上海,一个朋友,芝麻职员一个,有一次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大谈国家大势,头头是道,文情并茂。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董事长知道啦,于是乎,有一天焉,他桌上放了一纸通知,通知上说,董事长第二天下午召见他啦。第二天他一早就沐浴更衣,披挂整齐,届时惶惶恐恐,趋进(非“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教他坐他不敢坐,教他站他也站不稳。董事长倒非常民主,喊他“同志”,又握他的手,问他家里有几个人、住在哪里,又问他有啥困难。最后告诉他曰:“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言毕端茶送客。
从此之后,该小子就春心荡漾,认为他有的是前途,马上就要不得了啦,连柏杨先生这种老朋友也不能交啦,有时马路上碰见,他竟假装不认识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也不再理他。老妻就埋怨我臭骨头曰:“一个人的架子突变,必有原因,你不缘竿而上,真是穷昏了筋。”可是既已不理他于前,现在再去巴结,实在一时磨不开,只好放弃良机。
可是一直过了一年,仍没有动静,该朋友的架子就慢慢恢复原状,一直等到他觉得确实没有希望时,才降贵纡尊作为《孟子字义疏证》。参见“伦理学”、教育”、“语言文,跑到柏府,一进门就叹气。(有些人真是天生奇骨,大小由之。)呜呼,这都是想当年的往事矣,那时民智未开,以致有此误会,到了现在,大家才弄明白:老板召见你阁下,不是他要对你有印象,而是要你对他有印象;不是他要爱护你,而是教你爱护他;不是他要关心你,而是要你关心他;也不是他要帮助你,而是要你对他产生知遇之感,以便万一有那么一天,好杀身以报。
乱寄贺年片的心战,跟这种类型的召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瞧,堂堂市长大人都向我恭贺年喜啦,下届选举时,我不选他选谁?有此一念,遂蔓延成灾,连佛教徒都庆祝起耶稣先生的圣诞矣。
这两年来,寄“干娘片”的风气渐渐消失,大概头子们忽然发现小民并不都是好愚弄的,不但没有收揽到人心,反而有被干娘的危险,也就高抬贵手矣。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转变,值得大书特书者也。
但柏杨先生却是一直寄贺年片的,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我之寄贺年片也,完全采取主动,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开不开省骂国骂,我要是寄的话,泰山都挡不住。盖贺年片是一种表示怀念的东西,清王朝末年,那时流行的是拜贴,用大红纸条,写上自己姓名,然后开列一张详细住址,交给仆人逐户送上。现在改为邮寄,已经方便得多啦,只要贴四角邮票就能把千里外邮差先生支使得双腿乱跑,人们更应该利用这种科学进步,互通衷情。有些人以不寄贺年片为荣的,我却是以寄贺年片为荣,我不但寄,前不言之乎,还主动地寄;不但主动地寄,还亲笔地写,还亲自一张一张往信封上贴邮票(老妻有时想帮忙贴,我都不准)。可借无法一一写信,否则我还要一封一封地写哩。
朋友们睽违得太久,都有点模糊啦。一年一度翻开通讯册子,恭恭敬敬地依册照写,他阁下的模样和最近一次晤面情形,就油然浮上眼帘,真是古人所说的“如对故人”。写好之后,把卡片装进去,再往上一张一张地贴邮票。贴邮票时,二度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明年一定道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原则
柏杨先生主动寄贺年片,并不是有啥不轨的打算,好比第一天寄贺年片,第二天就去借钱;或是教你阁下对我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以便明年选举时投我一票。盖我也有我的原则在焉:其一、我感谢的人我寄之,其二、我怀念的人我寄之,其三、我敬仰的人我寄之,其四、我觉得需要我鼓励安慰的人我寄之。只要是这四种人,长辈也好,晚辈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