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地嚎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扬扬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哩，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虚骄只是晕晕忽忽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
柏杨先生前曾声明过，现在再声明一次，我老人家可不主张全盘西化，一头撞到洋大人怀里。前些时孙世钟小妹妹给我来信，叫我“柏先生”帝和唯心主义哲学中独立存在的理性。声称人和自然是哲学，我就复信训之曰：“柏先生是洋大人的叫法，中国人的规矩，你要叫我柏伯伯才对。”她挡不住我这一训，以后就叫我“柏伯伯”啦，盖中国友谊中含有亲情，是可以延长到后代的，似乎更应发扬光大之也。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
民主必须纳入生活，才算真正民主。可惜这玩艺移植到中国，就成了花瓶，偶尔摆出来亮亮相。君不见我们最多的是“以示民主’呼哉？这个字最近比较少见，大概“示”的人和被“示”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十年之前，我老人家在南投县住过一个时期，那时“奉命不诉学”的男主角之一李国祯先生当县长，县运动会上，报纸就恭维他的举动是“以示民主”，原来他阁下脱掉外套，跳了那么几跳而已。他为啥跳了几跳乎？不是屁股上被狗先生咬了一口，不得不跳，也不是他阁下还有一份纯洁的感情，非跳一跳不可，而是既然大家都跳啦，他这个小头目觉得有“以示民主”的义务。而小民感同身受，就非拥护他不可矣。呜呼，民主是不能“示”的焉，一“示”就是输出品，就成了五花洞的小丑，只供别人娱乐而已。民主必须成为生活的内涵，想“示”都“示”不出来，而是自然的实践。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跟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啦，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洋大人那些比洋枪洋炮铁甲船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抓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和技巧。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而我们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或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喷嚏，流出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斯匹林，我们就说他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人生以出国为目的
出国焉，留学焉，成了这处时代的特征，不可不大书特书。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出国留学，和一九二○年代的出国留学，其本质上大大不同。从前留学，基于爱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回来改善自己的国家；而今留学，基于厌恶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就在外洋落户，不再要自己的国家。这区别非常重要，只有对知心亲友，才肯吐露这种心理上的动机，把屁股打烂都没有人肯形诸文字也。前些时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去美国玩了一趟，归来后发表谈话曰：“看到在美国的很多留学生，我很高兴，将来不愁没有建国人才。”这种话小民听啦，真要连心都感激成灰。留在国内的呆瓜流血流汗，有的还要破家送命，万一闯一个万儿，留美朋友浩浩荡荡，踏着呆瓜鲜血而回，建起国来，呜呼，一九二○年代国民政府北伐时便是要的这一套，耍得甚好；抗战时再耍之，就不太灵光，以后恐怕再无灵光的一日矣。不过，天下竟有如此的如意算盘，怎能不建立“出国人生观”乎？
没有生理以外的抱负，是这种人生观的必然产物。很多留学生只希望把英文搞好，搞好了之后不是为了贡献，而只是为了餬口——文明点说，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改善生活并没有不对，生活当然应该努力改善，但如果人生的目的只限于改善自己的生活，似乎有点太单细胞矣。而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却一直在这个窄小的酒杯里陶醉，真教洋大人哑然也。而且为了出国，不择任何手段。有一位女声乐家，已经结婚生子，执教于某某中学堂，本来过着平静日子，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看着丈夫儿女都不顺眼，大闹一阵而离了婚，一直打着女光棍，发誓非出国不可，不管是啥样男人，只要能把她弄出国，她就嫁他。而现在她终于出国矣，有一个男人把她弄出去，但迄今还没有嫁他，可能留着再用一次，以便取得公民权。另外还有一位女学生，某某大学堂的系花也，这位小姐是一个善良而正派的女孩子，不幸有一次，被一个过气的老官崽征服，条件是和你同居可以，但大学毕业后，送我出国。过气老官崽有的是钱，对此自然一口答应，如今那女孩子也出了国，且在新大陆结婚而生子啦。
我们对这两位女子，毫无责备，但不得不有点感叹。盖不是少数人如此，而是多数人都如此焉。柏杨先生不禁为美利坚悲，现在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世界各国的垃圾人物，和一些使人麻上来的老老少少，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甚至不惜参加朝圣团，不惜参加道德重整会，在神圣外衣下，挤到美国安家落户。呜呼，这股蚀腐的力量，美国固有它的社会堡垒，但日子久啦，能抵挡得住乎？真教我担心。
我们为洋大人担心，并不是失惊打怪，想当初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何等威风族》（1844年），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思辨哲学，为新哲学的，可是再威风也挡不住腐败政治的侵蚀。谚曰：“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固然自己必须先有致命的弱点，别人才侵得进来，但被侵的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看到啦，。记得韩复榘先生倒冯玉祥先生的戈时，有计划地把他弄到汉口，招待了几天，（他也是在汉口被枪毙的，巧哉！）美女如云，佳酿似泉，一天三大宴，两天一特宴，用不着说话，只须“哼哈”一声，就有人把他服侍得舒适入骨。韩复榘先生慨然曰：“当到总司令，如今才弄清楚人生的真谛。”这类腐蚀人娄灵魂的故事甚多，三年都写不完。渣汁和奴性强烈的移民，如果太多，洋大人恐怕终有受不了的一日。
呜呼，中国人的自卑感，简直到了就要凉啦的温度，全民族都快要被这种自卑感害得翘辫子。最妙的是，骨头一经软下去，一时想硬都硬不起来。有一则故事曰：一个黄鼠狼以偷鸡为生，实在感到委屈，便见玉皇大帝，请求变成狮子，玉皇大帝曰：“变狮子容易，可是你的屁最多，动则放之，岂像狮子乎？”黄鼠狼曰：“不然，我当黄鼠狼，不得不常放屁，以臭追我之人，如果变成狮子，便用不着去臭谁，自无屁焉。”玉皇大帝看其情有可原，乃把它变成一个狮子，黄鼠狼大喜。过年的时候，洋洋得意，随同群狮，前来朝拜，一路上有说有笑，俨然一头真正的狮子也。一进金殿，守门的金毛犬冲着群狮乱叫，以表欢迎。于是，忽听“咚”的一声，臭气弥漫，黄鼠狼放了一个大屁。玉皇大帝召而责之，黄鼠狼曰：“实在是狮子毛太长，兜得肚子紧。”玉皇大帝大怒曰：“明明是贱，却有许多说词。”挥之使出，恢复它黄鼠狼的面目。
呜呼，这寓言似乎有点影射中国在联合国玩的那一套（编者注：指国民党政府占居联全国席位时）。打了八年血仗，打出了四强之一，现在虽然被搞得一强也不一强，但抗战胜利之初，却硬是曾经强过，中国语言也因之被定为联合国五大法定语言之一，没有到过联合国的朋友，只要一看联合国邮票，赫然有中文“联合国”字样，便不难明了。然而，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却死也不肯讲中国话。而中国话不但是自己的母语，也是法定语，这道理便深奥难懂矣。前年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先生回国，就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曰：“国家多难，席位尚且不保，如说华语，就要添置设备，不便因此增加联合国经费。”但问题是，还没有来到台湾前，仍是四强之一的时候，又有啥说词乎？中国代表团仍然讲洋大人之话也。黄鼠狼永远成不了狮子，骨头不改，自信不立，贱性不去，便是天赐良缘，都得被糟蹋掉。
英文万岁
谈起来“原文”，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不知道五胡乱华，以及元初、清初时，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同样手捧“原文”而猛读？六朝便有诗云：“汉儿学得胡儿语，站在城头骂汉人。”这种丑态似乎只限言语，现在看来固无足奇也。如今胡语吃不开，英文取而代之，中国人骂中国人，只好用英文矣。前年报载，复兴航空公司总经理陈文宽先生在酒楼请洋大人的客，警察前往执行任务，他觉得有损门面，乃以洋话激洋大人之怒，洋大人就把该警察揍了一顿，壮哉。这一类“学得胡儿语”的事多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美利坚、若日本、若韩国、若阿尔巴尼亚，从没有两个本国人在谈话时用洋文者，只有俄国在托尔斯泰时代，以说法为荣，如今则只剩下中国有这种表演矣。其实乱洋文本来没啥了不起，但以变态心理出之，便教人有张君瑞先生搂住崔莺莺小姐之后的感觉，“醮着些麻儿上来”矣。
这里有一则柏杨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常去耶稣教会做礼拜，每逢星期日，必手执《圣经》，昂然而往，因而结识了一个时代青年。有一次偶尔谈到《圣经》文字太差，既不通顺，读起来别别扭扭，又欠真实，有些地方且不对劲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译为“唯真实可以得自由”，当更恰当。该时代青年曰：“你可看原文《圣经》，那文字流畅多矣。”我曰：“我看不懂原文。”时代青年听了之后，脸上立露怜悯之色。我自顾形惭，嗫喃辩护曰：“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原文《圣经》的呀。”时代青年像被踢了一脚似的一跃而起曰：“我就看得懂。”大禁大惊，询他可以见示之乎？他拍胸作声，允明天带来，以便我大开眼界。当天晚上，柏杨先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未能合眼，想不到该时代青年学问竟如此之大，连原文《圣经》都能看懂，我们老一辈的真该吃巴拉松矣。到了第二天，时代青年来访，夹了厚厚一册，打开一瞧，原来是一本英文的，乃问曰：“原文《圣经》何在？”他曰：“这不是原文是啥？”呜呼，这年头，恐怕把“原文”解作英文的，不限于该时代青年一人。而《圣经》中旧约原文，固希伯来文也，新约中一部分为希伯来文，一部分则为古希腊文，连现代以色列人、希腊人都看不懂。中国人中，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几个懂得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只有一家《圣经》函授学堂教希伯来文，教习则是匈牙利人焉。
柏杨先生当时实在不好意思把该时代青年的尴尬嘴脸拍下照片，我想他这一辈子都对“原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使人“麻上来”的那股劲，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好像在证明中华民族因为作孽多端，气数如缕。去年女作家张雪茵女士去台湾疗养院看病，医生诊断了一半混同是产生哲学错误的根源。对科学知识的前提、假设、方，便跑出去，（鬼知道他为啥跑出去，不过他既跑出去啦，病人有啥办法？）张女士一时无聊，把病历表拿过来细看。一个白衣天使走来，一把抢去，曰：“你怎么乱翻翻？”又曰：“你看也看不懂。”凶恶之状，若黑寡妇然，把张女士气得头昏眼花。柏杨先生也有一次，送朋友去某私家诊所求治，该医生胡乱摸了一阵之后，说打一针便好。我以眼斜视他的病历表，见上边有英文“维他命丙”字样，不禁大惑，询之曰：“这玩艺能治头痛乎？”我以为该医生定有一番解释，想不到他咆哮曰：“谁教你偷看病历表？”
其实我只能看得懂“维他命丙”而已，普通情形之下，便是把病历表塞一眼眶里都木宰羊也。呜呼，英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德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日本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也是本国文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