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淖鹜防隼础�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直通者，惟上下之怀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明嘉靖刻本、万历刊本、影印宋刻本及新版排印本。，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日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有识之徒跳高兼捶胸曰：“尊卑贵贱，有一定之分。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椎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忌惮诡辩派希腊文Sophistes（智者派）的另一意译。，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稣纪年可耳。”
夫有识之徒习惯于尊卑贵贱，习惯于奴才生涯。不要说樊椎先生对他木法度，便是上帝对他也木法度。至由“孔子纪元”推演成“耶稣纪年”，也是有识之徒特有的逻辑，盖“列圣”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偶尔有人拨开他的眼皮，万物都是新的，他怎能受得了哉，他怎能受得了哉？
只鼓励安分
孙观汉先生在他的《关怀与爱心》（载《菜园怀台杂思》）中，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曰：“一对航空系教授夫妇，刚认识我，就领我找房子，请我去吃饭，友善地教我吃饭时的仪貌，并且还驾车十多英里外的火车站和暂住的青年会，亲手搬拿行李。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该做的事，他们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国，大家一定会同样地帮助他们。”
真是运气，这位航空系教授幸亏没有到了中国，否则就会知道他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估计过高。不要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以台湾大学堂为例吧，试问一声，有哪位教习肯为异乡学生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说跑来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门给学生叫辆计程车恐怕都没人干，盖那有伤他阁下的尊严身份也。而且，即令他这么做啦，招来的评论也是可怕的：咦，他想走外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恼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分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私自利，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分，前，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以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做顺调分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着成僵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篡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里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亘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可怕的人类渣滓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分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搞战期间，制造沦陷区能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天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桃大敌，远种祸根，贻累桑梓，不知何年始脱苦海，岂天故意生之，专以磨灭松人哉！”他阁下不痛恨敌人的屠杀，反而痛恨孤臣孽子的起义，反而嘲笑孤臣孽子是“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的“巧宦”，婊子养的。
除了沈犹龙先生，还有一批不甘屈辱的血性男儿，日谢尧文先生，曰顾咸正先生，曰刘公旦先生，曰董祐申先生，曰袁国楠先生，曰朱用枚先生，曰张谢石先生，日查刚先生，都是向撤退到江南的明王朝中央政府谋取联系的，结果事不机密，落到汉奸之手，“莫不骈首就戮，其余株连不可胜数”。对这一批爱国烈士，曹家驹先生也有评语，曰：“夫时方多事，觊非分之福，必招无妄之祸，颜氏家训所以有戒兵将也。”把缅怀家国、反抗异族的英雄豪杰，栽赃为“妄求非分之福”，真是血都凉啦。但这也不能怪他，前已言之，势利眼主义的尊脑中，从来没有想到人类中除了势利眼，除了富贵功名，还有纯正圣洁的情操。呜呼，在势利眼主义中，烈士反而成了乱民贼子，而且用尽吃奶的力气，予以侮蔑。其实要他不侮蔑也很简单，只要成了大功，掌了大权，抓了大钱，就自然而然地奴性四溢、五体投地。斯时也，他震天响叫起“天王圣明”、“乃天授也”，恐怕用臭狗屎都堵不住他的嘴。
柏杨先生曾介绍过《康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上的根本转变。断言马克思的著作可分别属于两种截然不同，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有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唯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人都努力势利眼，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成了什么样子的社会？中国人还有什么样的前途？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啦。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哉。
留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