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地使用专业术语、行话、新词，也是一种身份的表白。来自香港的房地产商人王士诚在与客户会谈的时候，总是固执地按照香港的叫法，称呼规划图为“墨线图”。这其实是在不断重申自己的港人身份。其他类似的专用词语不胜枚举，比如不说“胶片”而非要说“菲林”，不说“麻省理工学院”而说“ＭＩＴ”，不说“多数决定”而说“多数决”，“学”字不念“学”而念成“淆”……哪怕是用日常口语就能表达清楚的话，专家、高手们也要尽可能使用专业术语，以确保行外人或者入行不久的新人听不懂。不如此，如何显出自己是老资格、是权威专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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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打扮
衣着打扮是一个人为自己进行的最原始的、最持久的包装。举手投足、言语表达都有停下来的时候，但衣着打扮却永远附着在他的身上，形成了他的鲜明气质，也给别人留下稳定的印象。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在“以貌取人”成为商业社会逃脱不掉的规律的时候，成功人士是不会忽视这个重要的身份标签的。有报道说，李泽楷的公司里有四位副总裁专门负责公司形象和他的个人形象，什么场合穿什么服装，表现什么样的风格，都有专门的班子策划。
在“高消费”一节里我们讲到，穿着是消费的最重要内容。不过，穿着不仅与金钱花费有关，选择什么样的服装类型同样重要。一身名牌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财富、品位以及信心，但强势者更愿意通过对着装风格的选择，凸显自己的权威、力量与成熟，获得人们更多的尊重。这与高消费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不同的着装风格昭示了人的不同身份。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虽然他的长衫又破又脏，但毕竟不同于体力劳动者的短衫；数十年前，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斗篷与披风都是权势人物、富家小姐共同的身份标志（这一点非常类似于动物的张大身躯的行为，以表明自己的强大），现如今缩小成了风衣，仍多少具有这方面的功能。
１９４８年４月底，在南京政府国民大会的选举中，不受蒋介石支持的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典礼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蒋总统手谕，典礼改着常用军服。可是在５月２０日举行的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是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样子，着一身长袍马褂，手里还柱着文明棍。身着军服的副总统站在蒋介石身边，活像他的随从。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李宗仁很是尴尬。
这是着装风格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蒋介石通过服装的选择，有意让李宗仁难堪，以惩罚他不听劝阻执意参选。这就是衣着风格的力量。
对于成功者的衣着打扮，人们在头脑中有不同时期的“画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混迹于上海滩的少壮派精英，标准的形象就是穿着背带西裤和西装背心，梳着线条明显的三七分头，头发用猪油抹得乌黑发亮，嘴上叼着烟斗；而有钱有势的阔老爷形象，则是“西装革履姨太太，眼镜戒指加烟斗”。到了本世纪初，成功的企业家形象则是身着熨得笔挺的西装、纯白衬衣，衬衫袖口上钉着亮灿灿的法式袖扣，脚上是油光锃亮的三接头皮鞋，脸上流光溢彩，头发用摩丝梳得四平八稳，手里提着超薄型的笔记本电脑包。
有了这样的“画像”，一个人要让别人感到自己是那么回事，大约只能朝“画像”的标准造型靠拢。
虽然时尚界不断吹起休闲之风，新潮的服装款式与发式层出不穷，但这样的风气似乎难以撼动那些身份意识深厚的人士。在有一定级别的商务交往中，正统的西装、保守的发式仍然牢牢地把持着舞台。那些老板、经理们很清楚，他们穿衣打扮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看或者亲切，也不是让自己更舒服，而是展示出权威性，甚至保持与部下的距离。休闲服装、时尚打扮无疑有损于这一点。所以，不管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经理们都要西装革履，把衬衣扎紧，把领带系好。
形象设计专家给成功人士总结出这样一些着装“天条”：男士只能穿青深色或灰色西服（有例为证，盛大总裁唐骏的房间里总是备着２０套西装，几乎全是深色）、白色或浅蓝色衬衣、黑色皮鞋，永远不能穿牛仔裤、旅游鞋、大花纹的或者醒目颜色的衬衣，休闲服要穿也不能出现在公开场合；女士则一定要把长发剪成短发，把妩媚的长裙换成职业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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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用名号：给自己贴一个漂亮的标签
［头衔］凡是在主要工作与实际职务之外、对自己身份的非必要性介绍，都可以视为一种摆谱行为，其目的是壮大声势，展示与提升自己的形象。
［称号］比较而言，头衔证明的更多是权力与能力，而称号证明的更多是一种荣誉，表明社会对他的普遍认可，是个人身份的有力注脚。
让我们看一看余明阳在对外活动中公布的头衔与称号：
余明阳 博士
（联合国）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
中国策划研究院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上海品牌促进中心主任、秘书长
“中国品牌第一人”、“中国公关少帅”
……
余明阳这个自我介绍，包含了一个专家学者最受人尊敬、最有说服力的身份信息，可以称得上是运用名号的“模板”——
１．博士。在中国，博士是受到社会普遍尊敬的身份，以学术身份开头，比以某种官职开头显得清高；
２．院士。院士是国人心目中最高的学术职称，虽然不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这样的官方单位，但跻身一家国际性的科学院之列，也应该能说明一定问题；
３．院长。院长属于领导职务，又是一家全国性的研究院，说明其地位得到了业界的公认；
４．所长、教授、博导。这些属于实质性的职务，又在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名下，名正言顺，让人信服；
５．主任、秘书长。在一家半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任领导职务，表明其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及将理论知识转化到实践领域的能力；
６．“第一人”。表明其在中国品牌领域的历史贡献与行业地位；
７．“少帅”。这个名称既表明其行业领袖地位，又提示了当事人年龄之轻。
前五个是客观性的头衔，后两个是外界给予的称号。在这些名号的界定之下，一个年轻有为、能力卓越、受到公认的品牌专家形象跃然纸上。
在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前，余明阳对外公布的头衔非常繁复。这是他在一本著作中的“作者简介”：“余明阳教授，１９６４年出生，浙江省余姚市人，１９７９年起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华中科技大学品牌传播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传播系主任、国际信息科学院院士、中国策划研究院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品牌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中国公关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广告协会副主席、广东省公关学会顾问、深圳市ＣＩＳ应用学会主席、深圳市政协委员……”
显而易见，简省是有好处的。头衔太多，一则最重要的身份信号被大量的信息所淹没，难以让别人建立突出印象；二则显得信心不足（因而需要大量头衔支撑）。余明阳经过“精选”保留下来的少数几个头衔，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品牌传播专家对自我形象的包装能力，以及他对目前社会受众心理的准确判断。
头衔、称号是对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最直接说明，也是社会认识一个人的主要依据。你处于什么位置，拥有哪些能力和资源，外界怎么评价你，这些信息都包含着在你给出的头衔、称号之中。与其他自我推广方式相比，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简洁明了、概念化。寥寥数字，就将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清晰地界定下来，并且易于理解、记忆和传播。
这些“美好”的头衔、称号不是自然生成的，大多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有些则是精心策划、有目的的争取的结果。争取名号实质是给自己进行形象定位，其性质与商品广告中的主题提炼一样。积极地展示、传播这些名号，等于在自己身上贴上一个醒目的标签，能够迅速在接受者心中占据一个高位。
选择、公布什么样的名号，有赖于公众的普遍认可，并随着社会心理的改变而变化。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文学走红的时候，拥有一个作协会员的头衔或优秀青年诗人的称号、在一本文学杂志挂一个兼职，都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９０年代初“下海”潮起，总经理、董事长头衔最让人眼热，中后期改成了“ＣＥＯ”、“ＣＸＯ”或者“首席×××”；进入２１世纪，知识的地位回归，“教授”成为最值得骄傲的头衔；当国人对“国际”、“世界”概念心向往之的时候，“世界名人”之类的国际性奖项纷纷出笼；当行政级别受到社会看重的时候，“副局级×××”之类的标注就直率地打在名片上。总之，需求决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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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1）
头衔是对一个人社会身份最直接的界定。从便于社会交往的角度，向别人告知自己的从业状况（工作单位和职务）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名片上，在各种会议、演讲中的身份介绍上，在报刊与网站的个人简介上，人们往往会看到一大堆的头衔，既有正式工作单位的多种职务，又有获得的学位、职称、行政级别，还有各种兼职及临时性职权等等。有一些是实职——建立有劳动关系并投入主要精力的职务，有一些是虚衔——兼职性、临时性的工作与荣誉性的身份。实职表示获得的实际成就，是个人身份的核心，也是获得虚职的基础；虚职表示其个人取得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是社会对他的认可。
由于这些信息混杂在一起，有的时候，接受者难以分辨哪些是实职，哪些是虚职。我们认为，凡是在主要工作与实际职务之外、对自己身份的非必要性介绍，都可以视为一种摆谱行为，其目的是壮大声势，展示与提升自己的形象。
从生活中人们展示头衔的偏好以及公众的接受程度来看，头衔要为当事人带来较高的荣誉与认可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１． 头衔上挂名机构的牌头要大。最好是以“中国”、“中华”、“全国”字样开头的（省市一级的次之），或者以某一大型官方机构的简称为前缀，或者以集团为后缀，或者是某一众所周知的大单位……总之要足以让别人产生与权力、实力有关的联想。这是中国一段时期的社会风气，新成立的民办大学、改名的公立大学也是如此（与美国完全不同）。带“国际”、“世界”、“亚洲”、“亚太”字样的东西仍然有很好的市场。
２． 挂名机构要具有官方色彩与非赢利性。官方的或带有官方色彩的最好，其次是学术性的、公益性的非赢利组织（ＮＧＯ），比如×ד科学院”、“大学”、“研究院”、“研究所”、“促进会”、“协会”、“学会”等等。如果没有，挂一家媒体的什么顾问、编委、副理事长之类也可以。在当下的中国，这些机构的可信度一般来说比企业高。如果沾不上“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这样的知名院所的边，在省市社科院、次一点的大学下面挂一个名头，也多少能说明问题。
近年来，很多企业纷纷将自己旗下的研究部门以“研究所”、“研究院”命名（如果不能注册，就称作“中心”、“机构”，尽力淡化商业色彩）。比如，２００２年，王志纲工作室在北京成立了“财智经济战略研究院”，王志纲任院长，此后，他在外活动时多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搜房网出资成立的“中国指数研究院”，每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北京大学房地产所一起活动，让人感到它的官方味十足。
３． 名誉性头衔要带有学术色彩。院士、博导、教授、研究员、博士是公认的高级学术头衔，其中又以教授最为普遍。余明阳因为有复旦大学的博士后身份，又曾被深圳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聘为教授，学院色彩浓厚，所以被策划界与品牌传播同行公认为领军人物。但是，大量不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不能得到正式的教授头衔，于是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