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为经济竞争注入生命力
唐任伍
文化不但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软要素，而且是直接的生产力
如果把一个经济主体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文化则是它的灵魂。21世纪是“经济文化一体”的世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经济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弗朗索瓦&；#8226；配鲁曾经说过，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正是积淀了几千年并且一直在熏陶着中国社会人生和人心的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在社会转型成功后的中国，焕发出了巨大能量，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它与人力、知识等其他资源一样，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资源，并且深刻影响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工作、行为方式和思想。具体地说，中国文化对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造就了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知识和信息资源主体的知识分子，其状态、境界和德性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之技术人员。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如《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洁身自好的价值观念，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意识，对名利的谦让、淡薄的风骨，清廉自守、不求闻达、视名利如浮云的品格，成为降低经济增长成本、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精神动力。
注入企业文化，培养群体意识。现代经济增长是多种要素综合的结果，企业尤其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作为一种以伦理规范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融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养企业的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提倡世俗伦理，调整社会风气。这种世俗伦理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如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等；同时也表现为在各种社会伦理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如家庭生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又如社会生活中的国家与集体、上级与下级，以及朋友、同学、邻里等关系；特别表现为崇尚信义，重视诚信的意识。而诚信恰恰是刚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社会最稀缺的文化资源，弘扬“人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国文化，提倡诚实守信、守法经营的社会风气，抵制和打击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恰巧能够为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和发达商品经济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提供有效的伦理工具。
和谐人际关系，舒展紧张氛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中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矛盾日益尖锐，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更需要一种以提倡“和”作为宗旨的宽容文化，使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舒展剑拔弩张的氛围，而不需要相互报复、相互厮杀的极端主义。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为社会提供了对话、沟通、协调的理性方式来替代对抗、误解、冲突，钝化“竞争”的压力，消磨掉一些“竞争”的锋芒，由此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机遇大于挑战：崛起不是梦（综述篇）
林毅夫
我国经济发展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后发优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然而，保持增长面临着来自经济的周期波动、城乡差距扩大等方方面面的挑战
一、后发优势创造发展潜力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俱在。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保持20年到30年的快速增长。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决定于以下三个因素：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的增加；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的升级；技术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利用后发优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实现技术的快速进步和经济的快速转型与增长，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中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了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在2000年的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韩国1970年时的发展水平。因此，从后发优势所存在的技术潜力，我国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二、 未来发展面临挑战
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同时，我国也存在一系列可能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归纳起来，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经济的周期波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很不平衡，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近来这种周期似乎更加频仍。伴随着周期波动，国民经济总要付出不少代价。最近的思考使我认为，国民经济的波动可能跟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升级的产业容易达成共识有关，在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下，就会形成一波一波的“潮涌”现象，所以，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的治理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城乡个人收入差距出现了近10年的不断扩大过程。如果把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其差距更为悬殊。与此同时，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减少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阻碍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还将会降低我国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从而降低我国的总消费需求水平。所以，需要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以缩小城乡差距；也需要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同时，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区的改造，以缩小地区差距。
就业压力。2003年我国就业缺口已达1643万人。据估计，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除现有的失业人口，我国年均增加劳动力将达到6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越来越小的趋势。按最乐观的估计，即假设增长就业弹性为，我国在2010年、2015年和2020年，都将有4000万以上的就业缺口。如果出现大量的失业人群，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我国必须健全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
金融体系的隐忧。银行的呆坏账比例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比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的呆坏账还高，当时，由于我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这场金融风暴。经过这几年的治理和改制，四大商业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但是，这个成绩的取得来自于政府的注资和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如果经济处于下滑的周期，增长速度减缓，呆坏账的比例有可能反弹。我国必须巩固目前商业银行改革取得的成果，强化银行贷款的信用文化，防止银行危机的爆发。
贪污腐化的滋生。改革前，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贪污腐化现象容易察觉，也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变得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在提高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为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力，换取各种物质利益而难以被察觉。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会扩大改革后原本就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出口总额从亿美元上升到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我国的出口增长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压力，从1996年至今，我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头号目标。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贸易结构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的重复程度会更大，这会给我国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十几年内，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例还会越来越多。另外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逐渐调整发展战略，也在遵循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发展，而我国和这些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类似，出口的产品也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国的企业除了应该在WTO的框架内，据理力争，积极应诉，维护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正常权益的同时，还必须改变旧的产业组织形态，以跨国公司的形态走出去，要充分利用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绕开或者部分绕开反倾销壁垒。
在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时，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的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现存问题的复杂性。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要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市场的统筹发展，以实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是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正确反应和回应。相信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将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专家点评
马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林毅夫教授一文根据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理论和国际比较，对中国未来20到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肯定判断，同时也归纳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威胁。这是机遇和挑战，但机遇只是一种可能，只有在应对挑战中才会产生。虽然限于篇幅，作者对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问题只能点到为止，但仍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亮点。例如，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与企业对升级的产业容易达成共识有关，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以及强化信用文化等，如果深入分析，应对得当，中国的巨大发展潜力将进一步得到更充分的释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 制度变革与大国优势
@@@第二卷 大国方略与改革动力@@@
###第一章 制度变革与大国优势###
邹东涛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劳动、资本、资源禀赋等传统的优势以外，制度变革的神奇力量和大国优势更加不容忽视
一、传统优势促使经济增长
传统经济学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增长=［劳动＋资本＋资源禀赋＋企业家才能］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都可以在以上因素中找到原因和动力。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为丰富、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居高不下，促进了资本的快速和规模形成；中国通过贸易解决了大量资源不足问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水平，深化了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国企业家队伍也快速成长了起来，比较有效地组合着资源和创造着市场。
二、？？ 制度变革的神奇力量
但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释的是，同是中国这一片国土，同是中国这些人民，为什么在过去很多年没有能够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没有为全社会生产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来。这说明，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以上因素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在以上因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或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增长。
制度经济学家早已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纷纷提出了“制度最重要”、“制度高于技术”、“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过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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