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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末年，齐王田横战败，和身边五百壮士逃到了岛上，这五百壮士宁死不降刘邦，集体自杀。日本人对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津津乐道，认为这是勇敢的表现，日本古代的武士也把这些轻生尚义的行为作为武士道的典范。
而日本的谦恭的一面可以说也有不少中国文化的影子，日本大化改新的时候，中国正值盛唐，日本的传统文化就非常受到盛唐气象的影响，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带给了日本文化以新的气息。这些外来文化逐渐和日本的本土文化融合消化，就形成了日本的独特文化，儒家和佛教文化中的宽容、忍让、中庸的学说也对日本人的性格起到陶冶作用，这就形成了日本人性格中谦恭温良的一面。
日本人忠诚，这或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有这个印象。日本是个君主制的国家，也有长期的武家统治历程，因此这一过程中培育了日本人忠贞的性格，他们对上级和权威十分看重，特别是武士，提倡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提倡对国家或者对利益集团的献身精神，这些都可以在日本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得到体现。
但日本人同时也有叛逆的性格，他们对“下克上”也非常热衷，所以历史上才会有松永久秀、明智光秀一流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叛变行为遭到唾弃，相反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物仍然被当作是英雄甚至正面人物。现代的日本人也不乏对权威的颠覆的思维。
既谦恭有礼而又尚武好勇，既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安于本分而又敢于挑战，这确实是一个矛盾的悖论，而日本民族却把这一对对矛盾的悖论结合了起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尼迪克特用西方人的眼光去看东方的日本民族，或许带着一点西方式的偏见，但确实说出了日本人的本质性特点。
要了解一个民族，先要了解其历史。了解日本民族也一样。个人觉得战国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两个非常典型的时期之一（另一个时期是明治维新时代），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乱世，“礼崩乐坏”的时代，许多的传奇人物纷纷登场，为解决天下事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贡献自己的力量。其次，这个时代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日本从中古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时代，所以能够非常集中地体现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研究战国史，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本书中另有“关东”一概念，关东原指东海道铃鹿关、东山道不破关和北陆道爱発关以东，后广义上指远江、信浓、越后一线以东地区。关东也称“东国”，以之相对应的就是“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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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摄关、武家（1）
战国时代是日本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要了解这个时代，首先就要对古代日本的政治架构有个基本的了解。
一、大化改新与律令制国家
公元6—7世纪，整个东亚局势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大陆上，中国结束了西晋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开始了隋唐大一统时代，在朝鲜半岛上，新罗开始逐渐强大，并威胁到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友——百济的生存，这两大变化对日本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日本国内，佛教和儒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同时，原有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面临着严重危机，这一切意味着变革的到来。
变革是必须的，关键是如何变革，善于模仿的日本人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模版，那就是大陆上欣欣向荣的隋唐帝国，隋大业三年（607），日本的圣德太子派遣隋使来到中国，要求学习中国的文化，隋朝方面派遣裴世清回访日本时，日本表示：“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隋书》卷八一《东夷传》）一句“冀闻大国惟新之化”道出了日本人要求学习中国的本意。遣隋使遂成为定制，在大陆上发生了隋唐换代以后，遣隋使也变成了遣唐使，随着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日本更为重视寻求和中国直接交流的通道，遣唐使在西入中国的旅程中，虽然危难重重，一遇风浪多有死伤，但日本人仍然锲而不舍，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后，就成为变革势力的主体力量。
变革在645年开始，是年，日本的中大兄皇子在中臣镰足的支持下，发动政变，铲除独断专行的权臣苏我入鹿及其势力，夺得政权。孝德天皇即位，改元“大化”，中大兄为太子，在中臣镰足等革新派的主导下，开始了史称“大化改新”的改革。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大兄即位为天智天皇后，颁布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开始了律令制国家的发展历程。天智天皇死后，发生了壬申之乱，最终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击败了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成为这场权力争夺之战的胜利者，即位为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迁都飞鸟净御原宫，开始进一步推行改革，将全国所有的土地、山泽一律收归国有，继续推行班田收授和租庸调之法，制定“八色之姓”来固定贵族的身份秩序。681年，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巩固改革的成果，大宝元年（701），正式制订《大宝律令》，养老二年（718），对律令进一步修订，是为《养老律令》。日本律令制国家体系基本上形成。
所谓律令制，就是用律令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制体系来统治国家，日本的律令大体上吸收了中国唐朝的律令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天皇居于核心地位，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天皇以下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包括贵族、官僚、皇族，也包括没有特权的平民，贱民则分为陵户、官户、家人、公奴婢、私奴婢，通称“五色贱民”，贱民没有氏姓，也没有人身自由权，其中，公私奴婢在律令中被当做财产看待，可以转让和买卖，“奴婢者，律比畜产”。良贱身份都是世袭的，良民犯法也可以贬为贱民，贱民也可以视律令规定而“放贱从良”，这确定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
710年，日本迁都奈良的平城京，标志着奈良时代的开始，天皇统治的律令制国家进入繁荣阶段。
天皇、摄关、武家（2）
天皇在律令制国家中居于主导地位。日本向来认为天皇是万世一体的，比如1889年颁布的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写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所谓万世一系，其实颇值得怀疑。根据日本官方的说法，第一代天皇是神武天皇，读《日本书纪》、《古事记》里有关神武天皇的记载，其中有太多不可信的部分，神武天皇有点类似中国传说中的上古神皇伏羲、神农、轩辕，其事迹都是传说，其中有许多夸张和联想。史学界对此也颇多争论，甚至有人认为神武天皇就是秦始皇派出东渡的徐福，此说没有确切根据，但也沸沸扬扬地传于一时，事实上，神武天皇是否存在，还要打个问号。至于再前面的一些八岐大蛇之类的传说，也只能作为传说看待了。
二、摄关与院政的角逐
794年，日本迁都平安京，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开始了平安时代。平安时代是个转折的时代，此时日本从律令制国家开始转向武家政治。而这个时代政坛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摄关与院政。
大家在玩《太阁立志传》游戏的时候，里面的新武将登入中有一个武将出身的选框，选项有三个：源氏、平氏、藤原氏。这三个选项确实让许多不太接触日本史的人感到困惑，这就涉及藤原氏的摄关政治。
藤原氏来源于大化改新的名臣中臣镰足，他在消灭苏我氏的政变和后来的大化改新中都是中大兄皇子即天智天皇的得力助手。中臣镰足死于669年，在临终前，天智天皇曾经亲自来探病，并且授予他“大织冠”的冠位，来表彰他的功绩，同时赐姓藤原氏，这就是藤原氏的起源。中臣镰足死后，他的后代世代为官，权重一时，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就是《大宝律令》撰修的主持者之一，而且官至右大臣。藤原氏还与天皇家族保持着联姻的关系，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为圣武天皇皇后，开创了藤原家立后之先声。权臣加上外戚的身份，使得藤原氏成为日本政坛上最炙手可热的家族。
养老四年（720），藤原不比等去世。藤原家还是继续辉煌。藤原不比等有四子，他们将藤原家分为四支：南家、北家、式家、京家。四兄弟都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长子藤原武智麻吕死前官至正二位左大臣，死后追赠太政大臣；次子藤原房前官至正三位参议，追赠正一位太政大臣；三子藤原宇合曾为遣唐副使，官至正三位参议式部卿兼大宰帅；四子藤原麻吕官至从三位参议。这四个人都名重一时。神龟六年（729），藤原家与皇族的长屋王因为皇位继承人和皇后人选发生争执，最终藤原家在这场*中获得了胜利，这一风波进一步确立了藤原家的稳固地位。
藤原的南家、式家、京家在此后的战乱与*中分别衰落，这样就形成了北家一枝独秀的局面。858年，清和天皇即位，只有9岁，按现在的话来说，他没有行为能力。于是，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的身份摄政，他以摄政的身份借机排除了其他中央豪族，藤原家的独专地位得到了巩固。藤原良房是第一个正式的太政大臣，也是摄关政治的创始人。
所谓“摄关”，“摄”自然指的是“摄政”，也就是在天皇幼年时代表天皇掌权，而“关”呢，指的就是“关白”。所谓“关白”，从字面上来说，是一种奏报官，向天皇禀报奏章之类，实际上权力不止于此。877年，藤原基经成为阳成天皇的摄政，在宇多天皇时，又改任“关白”，藤原基经就成为第一个关白。这样天皇幼年、病弱时，藤原家就为摄政，等天皇成年亲政后，就为关白，摄关政治就成为定例延续下来。摄关时代是藤原家的全盛时期，这个时期的藤原家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大有曹操之风，天皇废立、国政大事无一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领主也纷纷寄进，以求庇护。藤原家因此也被称为“摄关家”。
天皇、摄关、武家（3）
摄关对天皇来说等于把政权拱手相让，天皇当然不甘于这种局面，于是，天皇发明了“院政”与之抗衡。
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时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于1086年主动退位，传位给太子崛河天皇，新的天皇当时只有8岁，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为僧，成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设立院厅，继续执政。这样就避免了新的年幼天皇即位后摄关家继续把持朝政的局面。这个办法很好，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这个做法，院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摄关，日本政坛也就出现了摄关和院政博弈的局面。
三、武家VS天皇
武士的形成，源于日本平安时代末的庄园公领制。律令制是日本仿效中国唐朝早期的制度而形成的，其基础建立在“公地公民”的经济关系上，国家通过租庸调等方式剥削农民，土地为公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荒田开垦出来，出现了土地私有化。占有土地的领主出于免税等考虑，将土地所有权名义上捐献给公家、贵族或寺社，这就出现了寄进制庄园，而这些开发土地的原主就被任命为庄官，负责实际管理和经营土地。后来日本为限制土地私有，又推行了知行国制，授予部分贵族特定国的国司推荐权，并给予公领地的收益，是为“知行国”，国司原本为律令制下管理地方的行政官员，至此而一变为公领的受领者。国司进一步将土地经营权和行政权分给乡司、惣司、保司实际执掌。庄园和公领由于互相争夺土地资源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事实上，无论是庄园还是公领，都出现了名义拥有权和实际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庄园公领制。
在这种制度下，原本律令制的班田和租庸调制崩溃了。担任国司和庄官的人都要承担向中央或领主交纳税收的义务，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将领地内的部分人武装起来，同时，朝廷出于安定地方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把捕盗、征税等权力下放给国司，形成了“国衙军制”。因此，地方的国司和庄官逐渐演变为军事贵族，武士集团形成了。
到11世纪，武士已经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被分割为两大集团，桓武天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