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三人在研究着一份用西班牙语写的莱单。“噢，等一下，”温菲尔德说道，“如果一直顺着翻下去，就会有用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和俄语写的菜单了。”
“啊，联合国广场的钟又敲响了。”巴狄帕格里亚啜了口饮料，安坐在椅子里。周围全新的环境令人惬意。他显然很喜欢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因为两个女人只能看着外面沉闷的天空，而他却能观察到她们俩和其他正在用午餐的女士。这时，巴狄帕格里亚医生看见餐厅尾部有他的一个病人，一个披着长长的金发、名叫埃玛的应召女郎，是英国人。她在里奇公司开设的电话登记服务中写着从事自由职业。埃玛非常讨喜，而且巴狄帕格里亚有理由认为，她是个真正的金发美女。
在他身后，是餐厅的前窗，那是一块约十乘二十英尺见方的崭新的平板玻璃。一个戴贝雷帽的矮胖男人一边朝窗户里张望着，一边掏出一支粗短的英格拉姆M…10手枪。他对了一下手表：一点十五分。粗大的消音器在空中划了一个圈之后，一颗0。44口径的子弹突然射进了窗户，射点四周出现了一个大洞，新崭崭的玻璃窗那锋利的碎片四处迸射。
在第一街车水马龙的喧闹声中，英格拉姆手枪的消音器把这一声巨响变成了一声微弱而细长的蜂鸣声。温菲尔德跌倒在桌子下，并使劲把爱琳结拽了下来。持英格拉姆手枪的人把他的武器放回了枪套中。
他的助手抛过来一支枪管已锯短的12寸双筒猎枪，他十分优雅地将它接住，样子就像弗莱德·阿斯代尔取回了自己的手杖。两只枪筒同时迸发出一声巨响，第一街上的车辆戛然而止。
巴狄帕格里亚转过身呆望着。他的脸已经给打坏了。从他的胸部喷射而出的红色血雨溅到了餐厅大部分地方。枪手停了一下，又悠闲地瞧了一眼。然后他整整贝雷帽，钻进等在路边的一辆正在发动的小型灰色福特车里。他的助手以上演整个事件同样的神速，将车开走了。
后来，许多用餐者在向警方和电视记者介绍情况时都说那个人很容易辨认，好像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有那个戴贝雷帽的枪手，并且能将他指认出来。
温菲尔德躲在餐厅的桌子下，从爱琳身上收拾起玻璃碎片。“我向你保……保证，”她牙齿打着战说道，“那不是你的血。”爱琳已说不出话来了，她指了指温菲尔德那细长的手指上大块大块的血迹。“也不……不是我的血。全是巴……巴狄帕格里亚医生的血，”温菲尔德对她说道。她的下嘴唇在颤抖着，“这是他打算……打算送……送给我们的最后一样东西。”
远处，警笛正在哀号。
天气无缘无故地变冷了。无家可归的人群沿着多米尼克大街游荡着，就像被哈德逊河上吹来的西风横扫着的枯萎落叶一般。
齐奥·伊塔洛不知道街上是怎样的天气。他是坐轿车从家中去办公室的，并且同样是这么回家，他无需踏入肮脏发臭的大街一步。他遵循着“亲身参与”的管理政策，可那只不过是在他那张老式的卷盖式书桌上而已。除了日常的管理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伊塔洛积累了一大堆供敲诈勒索的档案材料，里奇集团所从事的黑帮交易中，很多都是靠这个来施加压力完成的。就其档案中那些人物的重要性来说，他所拥有的个人档案已经能够比得上联邦调查局的了。
他是有理由这么认为的。除了他和他的情报人员在过去这些年中所获得的东西——窃听后整理出的材料。被截获的邮件、通过可摄影的望远镜迸行监视而掌握的情报，诸如此类之外，伊塔洛还获得了二十世纪机要情报部门中最重大的秘密。
这半个多世纪来，J．埃迪加·胡佛一直通过控制大量可供敲诈勒索的情报而执掌重权。这种驻留在他那些小心保护起来、生怕被人夺走的私人档案中的控制权，通过遗嘱移交给了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克莱德·托尔森。据说在托尔森一命呜呼去追寻胡佛之前，他已经把那些材料都烧毁了。可惜，那时有一个会玷污两人生前名誉的把柄落在了伊塔洛手中，说这两人是一对上了年纪的秘密同性恋者。伊塔洛和托尔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易，此人并没有胡佛的那种骨气。
档案被装在二十七个双面波纹纸箱里。伊塔洛已花了好些年将这些材料输入软盘中。他可以让年轻的计算机行家来做这件事，可这样他们便会知道他的秘密。伊塔洛已完成了一半的任务。他已经知道哪个州的高级法院乐于打扮成一个姑娘被逼着去卖身——这已对州际商贸决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至于那些需要皮条客帮忙的参议员，伊塔洛自有一张很管用的名单——辩护费可以通过这种情报得以有效的疏通。他掌握了从A到L的每一位商业巨头的详细情况。伊塔洛唯一感到没把握的是这些资料的时效。档案上的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
他关上电脑。格林威治村的一条小街上，响起警笛凄厉急促的鸣叫。伊塔洛很讨厌警笛。它象征着这个该诅咒的城市中野蛮的暴力。那种哀鸣总让他想起西西里岛上的一次葬礼。那些沉浸在悲哀中的人们，有些是受雇扮出一副苦相，有些则确因死者辞世而悲痛欲绝。人啊！他们总是生活中的麻烦……这些生活中的人们。
教堂里敲响了一点一刻的报时钟声。他胳膊肘旁边的电话响了起来。他立即抓起电话。
“你好吗？”一个急促的声音说道。“我是伊基。”
“我听说你在城里，我的朋友。让我再加上一句，正是时候。”
电话那头的男人咳嗽起来。“听您的吩咐，我亲爱的老朋友。”
“帮帮忙与我共进午餐吧。”伊塔洛提议道，“现在怎么样？”
“哪家餐馆？”那男人带着沙哑的嗓音问道。
“餐馆会要你的命。就在我的办公室，亲爱的朋友。就现在。”
“真残忍。”查理说道，他面色苍白，嘴巴紧抿。他和佳尼特正在收看晚间新闻。
“但却很奏效。”
“里面全是温切·里奇的商标。”
他们沉默无语，不是像大多数人看了半小时几乎充斥每天晚间新闻的种种灾难和腐化事件后那样愕然无语，而是聪明人冥思苦索时的极度沉默，犹如一种理智思维形成的电磁场，正在竭力寻找出残忍和非理性行径背后的原因。可就像往常一样，又失败了。
她喝完饮料站起身，抚平裙子上的皱语，一边用手指梳梳头顶的白发一边看着他。“温菲尔德当时正坐在那里吗？”
他近乎茫然地点点头。“她给我打电话时说她俩谁也没有——”他停了下来，一声巨大的叹息好像正从他体内向上呕出。“温切一定知道她会坐在那里。他一定知道她会身处危险之中。”
“温菲尔德的性命……”她欲言又止，顿了顿说：“当你雇佣一个杀手的时候，也许就像雇佣一个为你画像的画家。你必须给他创作的空间，让他自己做决定，让他自己那可恶的灵魂得到升华。”她看见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如果这样，那凶手一定是温切·里奇本人。你今晚想在这里吃饭吗？餐馆好像有些危机四伏。”他没吱声。“也真够你烦的。事关温菲尔德的安危啊。”
他喝完爱尔兰威士忌，又往杯中添了一点。佳尼特和他一样愁容满面。“如果我让她放弃这个案子，反而会促使她更全力以赴地破案。可这最终会让她送命。温切就是这样。他尤其不能容忍一个他认为既是对手，又是叛徒的家伙。如果你是里奇集团的一员，却与他对着干，那你的死法就会与众不同。”
“什么是与众不同的死法？”佳尼特忧郁地问道。“这种死亡要可怕得多吗？”
“与众不同的死，”他的声音变得刺耳起来。“一个前程似锦的年轻女人，她的死就是与众不同。”
“这样的死亡每天都有，到处都有，成千上万。噢，上帝啊，这可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她开始轻声啜泣起来，抹去她那双杏眼中扑簌簌滚落的泪水。接着她靠了过去，把他的头拥在怀中。“你的女儿，她是很负责任的。她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工作。这工作需要冒险，”佳尼特带着低沉的声音补充道。“我们全都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刚刚得到缓解，我们刚刚消除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看清了自己所面临的真正危险。政治斗争只是表面文章。现在留给我们的是现实。多少年后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地呼吸空气呢？”
“还有喝水。”查理不无讥讽地说道。
她紧紧地拥抱了他一下，然后松开了。一只小小的双桅船在渐渐聚拢过来的暮色中悄悄地顺流而下。“噢，真美！”他们走到窗口观看。
“我喜欢这座房子，”他说道。他站在她身后，双臂搂着她。“我喜欢它给我的那种移动的感觉，能移动自由的感觉，眼前一切稍纵即逝的感觉。”
“我也一样。它很快就不再是我的了。”
“你的朋友要卖掉它吗？”
“他不再拥有这幢房子了。他把它转交给赫尔曼基金会，以换取各种税收上的优惠。”
“赫尔曼基金会是怎样的一个组织？”
“非赢利性机构。”她轻轻挥了挥手。“教育。环境。你应该和他们碰碰头。他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跟你差不多，虽然他们也许觉得你有点过于偏激。可只要你捐款，他们就不会计较这种偏激了。”她轻轻笑起来。“不管怎么说，他们邀请我感恩节出去。”从萨顿广场方向隐隐约约传来警笛的鸣叫，越来越近，经过时降低了音量。她转过身，在他的唇上用力吻了吻，然后走向厨房。“打个电话，和温菲尔德谈谈。看看她怎么样了。让她知道你在关心她。这么做，你会好受些。我要在炉子上热点东西。”
“她知道我是多么关心她。”
“那就再告诉她一次。”
“跟温菲尔德用不着这样。我们彼此了解。”
“你得对每个女人都这么做，查理。要我把这句话给你写下来吗？”
他大笑起来。“不，我会记住的。”他站在那儿，呷着酒，听着她在厨房里轻手轻脚一阵忙碌，心里琢磨到底该把电话打到女儿的公寓还是她的办公室。远处，两辆警车顺着高高的拱形昆士巴若大桥驶离城市，它们呼啸着，狂嗥着，就像正在玩耍的狼群。
一只负荷沉重的驳船正在河里行驶，船身吃水很深，它逆流而上，徐徐挪移，留下一道乳白色的水痕，映照着渐趋黯淡的日光。船首，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正拿着一捆盘绕在一起的绳索。看见查理，他不经意地挥了挥手。
查理抬起手，也向他挥了挥。
房子的后部突然爆炸了。冲击波将他向前掀到平板玻璃上，玻璃碎了。他和玻璃一起被抛向空中。他跌落在前院里，脸上血流如注。他急速侧身回顾。整个房子的后部都被火焰吞噬了。煤气爆炸！
他跌跌撞撞地站起身，血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他艰难地走过没有玻璃的窗户。厨房已经没有了。佳尼特像一个洋娃娃似的被抛到了一边。他把她抱起来，感到她一点分量都没有了，好像自己什么也没抱。一个破烂安妮娃娃。
他把她抱到窗外，四周一片沉寂，令人毛骨悚然。驳船上的老人将船泊靠在一堵木头矮墙边，正在拴船。他开始朝查理跑过来。“坚持一下！先生，别动她！”他喊道。“坚持一下！”
第22章
“并不是人们现在生的孩子更多，”巴茨·埃勒向他那位不太成功的邻居、一位皮肤科医生保证道，“而是除非他们到埃勒大夫这儿来，否则就不会有孩子。”
东七十二街上那幢白砖砌成的公寓楼有一个中心入口处。大厅四周的墙上点着旧有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的灯，灯盏由半圆形的半透明平板玻璃制成，上面刻有绿色的海草图案。泛光的硬橡胶桌子上立着尊雕像：一个身穿迷你裙，头戴一顶被风鼓起的草帽的姑娘，正被一只俄国狼狗拉着走，每种造型都是由与海草颜色相配的青铜制成的。
大厅上面是二十层大小不同的公寓。下面，大厅左边，是由几个医生开办的一家小小的合作诊所。一位内科医生、一位儿科医生和一位皮肤科医生在这里行医，他们有一份共同的病人名单，并且订立了共同的医疗事故保险契约，其办公空间超出了实际需要。
大厅的右边，是巴茨·埃勒的诊所，他手下有三个护士和一位理疗师，这家诊所跟左边那家面积相当。他正希望能从皮肤科医生那里多买些地方过来。现在，大楼的看门人已习惯了接待剧院歌星、电视明星、州长夫人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名流。
因此，白头发看门人看见两个莽撞的年轻人时，心里犯起了嘀咕，他们从街上一起闯入大门，像是由一支双筒猎枪推向前似的。
“埃勒诊所吗？”其中一个粗声粗气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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