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通讯员
平时阴森可怕，像阎王殿一样的公安局，这时候出现了全新的气象。欢乐而自由的人们成了这里的新主人。他们穿着军服和工人的便服，脖子上系着红领带，跳出跳进，笑、闹、喊、叫，就像一群活泼淘气的小孩子。什么东西折断了，什么东西裂开了，什么金属的东西碰到另外一种金属的东西上面了，——这许许多多的声音，和那零星的枪声混作一团。好像一座千年古墓被撬开了墓顶，好像一个黑暗地窖被揭开了石盖，那陈腐霉烂的东西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面。在这里，老爷们的舒适和尊严，法度和威武，教养和傲慢，全被当作垃圾，抛在地上，任人践踏。到处的抽屉，箱子，柜子，都打开了。公文、印鉴丢得满地都是。而从前，这些可笑的东西的确曾使一些人活得很骄奢，使另外一些人愤愤不平地死去；使一些猥琐的东西变成高贵和幸福，使一些美好的东西化为眼泪和悲伤。如今那些公文、印鉴都成了废物，躺在地上，毫无意义了，也没有谁来尊敬它们和保护它们了。
天色渐渐地由深黑变成浅蓝，由浅蓝变成乳白，朝霞发出绚烂的色彩，广州公社的第一个白天降临了。笑、闹、喊、叫的声音依然没有停止。周炳到处搜索残余的敌人，来到了楼上一间高级办公室模样的房间里。地上有一堆纸张在燃烧，发出焦臭的气味。他踏灭了那个火堆，推开了一张大写字台后面的几扇玻璃窗，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就走到那凉开水瓶旁边，拿起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凉开水，又走到窗子前面，慢慢地喝。这时候，外面只有疏疏落落的枪声，整个广州的珠江北岸，除了几个零星的敌人据点之外，全部都被红色的武装占领了。在这一刹那之间，他的脑子里发生了一种幻想。他仿佛看见一个无比巨大的巨人。这个巨人的头枕着白云山，两脚浸在珠江的水里，两只手抱着整个广州城，好像抱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玩具一样，在微微发笑。他想，谁要想推开这个巨人，把广州城从他的手中抢走，那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妄想。他又想，从今天起，一切坏的东西都要灭亡，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生长起来。——人活在这个时代里，多么有意思！最后，他望着楼下公安局的全部建筑物，忽然想起这里如今已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大楼，红军的司令部，这里就要发出许多的布告和命令，全广州、全广东，甚至全中国，都要听从这里的指挥，于是对这些建筑物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些想象都是在短促的一瞬间发生的。他喝完了凉开水，就走到一个穿衣镜前面，看了看自己。他看见镜子里面那个人，穿着厚蓝布对襟夹袄，蓝布长裤子，一边肩膀上背着两条步枪，一条红领带端端正正地系在脖子正中，衣貌堂堂，非常威武。忽然之间，他又从镜子里发现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坐在大写字台上面，一个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安乐椅上，不知在搞什么名堂。他扭转身一看，原来是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进来。冯斗坐在写字台上面，拿赤脚板上的污泥往台面的绿绒布上一抹，嘴里说：“你不让老子在这台子上念书写字，老子却偏要坐在这上面，还要拿脚踩它呢！”坐在安乐椅上的谭槟却装成一个长官老爷的样子，用手拍着写字台道：“滚下去，通通给本老爷跪下来，本老爷要审问你们了！”大家正笑着闹着，忽然一颗流弹从打开的窗口飞进来，落到凉开水瓶上，把那玻璃瓶打碎了。冯斗一骨碌从台子上滚下来，嘴里骂着：“哪个王八蛋，连枪都不会打！怎么朝玻璃瓶打枪呢！”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门外不知有谁高声喊道：
“大家到下面去，打开监仓，释放政治犯！”
周炳领头，三个人一道飞跑下楼。在监仓前面，已经有许多人在动手开仓。他们对着铁门的锁上放枪，拿鹤嘴锄在墙上打洞，举起枪托撞击窗子，拿铁笔来撬开水沟的洞口，有些人还爬上房顶去揭开那些瓦筒，打算用麻绳把里面的同志吊上来。不久，那些受难的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铁门缝里钻出来，从破墙的洞上爬出来，从窗户眼子里挤出来，从水沟洞里冒出来，从屋瓦的木桁之间吊出来。他们的两脚一踩到地，就跟那些挂了红领带的人们紧紧搂抱起来，即便不曾相识，也像看见了老朋友一样。跟着就是互相问好，互相问里外的情况，互相打听自己认识的人。周炳放出了几个女的之后，跟着放出了一个方脸高颧，虽然皮黄骨瘦，却精神奕奕的人。那个人看样子有三十多岁，还戴着脚镣，一出来就扑倒在周炳怀里，差一点儿没有摔在地上。他和别的人一样，紧紧地搂抱着周炳；可是他又和别的人不一样，什么话都没有问，只是拿眼睛打量着周炳。周炳不认识他，正待要问，旁边站着的谭槟早认出他来了，就喊道：
“你好呀，金端同志！你猜这漂亮小伙子是什么人？”
金端同志坐在地上，拿铁锤去敲打脚镣，一面说：“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就是周金和周榕的弟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怎么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周炳连忙走到他身边，恭敬地弯着腰说：“金端同志，你猜对了，我就叫周炳。哥哥们从前经常提起你。有一回，我到一个地方等着跟你碰头，可没碰上。后来……你如今身体还好么？”金端点头笑着说：“我的身体不管什么时候，总是好的。国民党就是怎么折磨它，也拿它没有办法！他们说我这回大概活不成了，你看，我不是又活转来了么？哦，对了，你二哥周榕如今哪里去了？”周炳说：“前几天从香港上来，如今我也不晓得他在哪儿呢！”正说着，第一百三十小队长孟才师傅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对周炳说：“走，你不是会说几句外江话么？跟我来，张太雷同志有话跟你说呢！”他一听说张太雷同志叫他，脸又红了，连忙别过金端，一声不响地跟着孟才师傅走。他知道张太雷同志是党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见过面，因此心情十分激动，像那年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约他见面时的心情一样。两个人上了楼，走到他刚才在那里喝凉开水的地方，张太雷站在窗前等候他们。他看张太雷同志，约莫三十岁的年纪，脸孔长得又英俊、又严肃。身上穿着草黄色呢子的中山装，戴着没有框子的眼镜，又黑、又亮的头发从左边分开。宽阔的前额下面，有一双深沉而明亮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的线条，都刻画出这个人的性格是多么的端正、热情和刚强。周炳不知道应该怎样行礼，就把步枪放在地上，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直挺挺地站在他的面前。张太雷走到他身边，对他醇厚地微笑着，说：
“哦，一个人背了两根枪，不累么？——很好，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生，身体很棒，很好，很好！——你能不能够谈一谈，你为什么要参加暴动？”
他这几句话是用广州话说的。他的广州话说得很不错，就是稍微带一点上海话的口音。周炳觉着自己很喜欢这个人，就使唤不很熟练，但也还听得懂的“国语”回答道：
“我么？我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张太雷扭回头，坚持说着广州话，对孟才师傅说：
“你看国民党做得多绝！把这样一个好后生逼得无路可走！”然后又转过来对周炳说：“好了，从今天起，全世界的路都让你自由自在地走，你喜欢怎样走就怎样走！现在，你临时给这里帮帮忙。这里缺一个忠实可靠的通讯员，你就来做这个事情，怎么样？不要以为这不是直接的战斗，不要以为这是无关轻重的工作，相反，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革命者的特性，是什么地方需要他，他就到什么地方去。你会骑自行车么？”
周炳点头答应道：“我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很高兴做不论什么工作，张太雷同志！”
张太雷说：“这就好，这就好。等一下也许调你去做别的工作，你也应该同样高兴。这才是世界主人翁的态度。”说完就走了出去。这里周炳和孟才师傅两个人立刻就动手搬开那张绿绒面子的大写字台，把它从窗子前面搬到一个墙角落里。刚搬好，张太雷和一大群人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些人里面，有教导团团长叶剑英，红军总司令叶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领导警卫团起义的蔡申熙和陶铸，广州市的市委书记吴毅，还有苏维埃政府的肃反委员杨殷，司法委员陈郁，秘书长恽代英等等，有许多都是周炳不认识的。张太雷看见他两个把写字台搬到墙角落里，就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周炳回答道：“那里不好。那里有流弹。”张太雷回顾众人，心情爽朗地大笑着，说：“你们看咱这个通讯员多么有意思！敌人的枪口哪一天不对着咱们的胸膛？如今咱们倒躲起流弹来了！”叶剑英同志走到周炳身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
“会动脑筋。好材料！你这么年轻就参加革命，比我们幸福多了！”
张太雷说：“周炳，你到楼下会议厅去收拾收拾。咱们得开一个会。”
周炳和孟才师傅下了楼。孟才接过了周炳的两支步枪，不知道上哪儿去给他弄来了一支驳壳枪，说：“把这个挂上。这才像一个通讯员呢！”周炳挂上了驳壳枪，就动手收拾会议厅。他首先洒了水，拿扫帚和畚箕把整个宽敞的大厅扫了，把那张躺倒在地上的长方桌子扶起来。桌子很大，很重，他花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扶起来。做完这件事，他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他一面拿袖子擦汗，一面自己对自己说：“哦，好热的冬天！心里面都冒出火来了！”随后，他就动手去摆好那十来把东倒西歪的圈手藤椅，又用衣袖去把那些铺满灰尘的藤椅子擦得干净明亮。张太雷叫人拿了一张很大的广州地图来给他，他就跑到从前一个什么科的办公室里，找出许多图画钉子，把那幅半间房子大的地图钉在墙上。这回把他热得连蓝布夹袄都脱了下来，甚至连里面的背心都湿透了。做完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他看看这会议厅，摇摇头，觉着不得样子，觉着不论怎么说，也表示不出这是一个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会议厅。于是他又跑到从前另外一个什么科的办公室里，找出一块很大的白台布，和一些江西制造的瓷壶、瓷杯，在长桌子上摆设起来。那块白台布揉得到处都是皱纹，他嫌不对眼儿，又用手掌在台布上使劲地压，打算把它熨平。他想这里马上就要开始讨论极其重大、极其庄严的事情，讨论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幸福的事情，讨论到世世代代的人的幸福的事情，于是他就用创造一个艺术品的虔诚而兴奋的心情，来收拾这个宽敞的会议厅，任何最琐碎、最平凡的事情这时候都显得极其有意义。收拾完了，他就重新穿起厚蓝布夹袄，挂起驳壳枪，然后又扎起红领带，把大厅里所有的电灯都扭亮了，才到厨房去烧开水去。等到他把开水烧好送来，太阳已经照到会议桌上，会议是早就开始了。他看见张太雷、杨殷、周文雍、陈郁、恽代英这些人围着长桌，坐在圈手藤椅上；叶挺、叶剑英、陶铸这几个人站在地图旁边。他悄悄地把盛满开水的大马口铁水壶放下，就从大厅里退了出来。恰好碰上警卫班长带着几个值勤的警卫员布置岗哨，他就和他们四处跑了一转。回来之后，看见会议还没有散，他就着手把会议厅旁边的那些办公室，一个一个地收拾起来，不让自己空闲着，他把那些歪歪倒倒的柜子、架子、桌子、椅子都扶了起来，把满地的公文、印鉴、文具、纸张都拾起来，整理成一堆堆、一叠叠，然后又扫掉那些破烂的玻璃、瓷器，揩净到处泼洒的浆糊、墨水。快把四间办公室都收拾完了，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道：
“通讯员！通讯员！”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想起是喊自己，连忙答应着，扔下抹布，跑到会议厅门口。原来是恽代英秘书长要他到学宫街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去送一封信。这以后的三个钟头，他就骑在自行车上，满城地跑，东边到了东山，南边到了长堤，西边到了黄沙，北边到了观音山。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只是精力饱满地跑着，不停地跑着。原来想着当武装起义成功以后要办的许多事儿，现在都记不得了，好像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了。看见他这种两眼发愣，横冲直撞的样子，每一个人都要发笑。——这种笑里面，包含着惊讶、赞叹、疼爱、戏弄种种复杂的意思。有一次，海员出身的中队长简发和交通队长何添，张太雷同志的汽车司机陈能，正站在工农民主政府的大门口抽烟。简发跟何添运了许多步枪回来，刚刚卸完车；陈能驾驶的那部敞篷汽车出了点小毛病，也刚刚修理好。周炳骑着自行车从里面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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