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张资平的破灭，绝不是一篇批评文字造成的。是时代厌弃了他这类小说，是广大青年读者厌弃了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力量、进步的要求，冲击了这种无聊的、渣滓一样的作品。如果时代没有使人向往的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前去的新的目标，那么，张资平的作品，就会继续有销路，继续使一些感到无聊的青年人，陶醉其中。
自从革命的文艺兴起，人们都轻视三角恋爱的小说，认为那是廉价的不值钱的东西。
问题当然不在三角不三角，而在于小说的道德力量，社会意义，社会效果。《红楼梦》里的宝、钗、黛，也是三角；
《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也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都有爱情的三角追逐。但没有人说这些小说是三角恋爱小说。
文学事业，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同样的题材，效果会因人而异，有的能点土成金，有的能点金成土。
现在，又有一些人，写三角恋爱小说了。有的是为写三角而制造三角；有的是不知不觉走进三角的老框框。但手法低下，佳作不多，能赶上张资平的也很少。他们所写的女主人公，在第一节，和甲对付对付；在第二节，又和乙凑合凑合；第三节又是甲，第四节又是乙。而且恋爱进行得很缓慢，很疲塌，很没意思，一点儿也提不起读者的精神来。据说这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手法。这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又一次失败。给一句好的评语，可以说是：只有三角，而无小说；
给一句坏的评语，则是三角和小说，都不存在。
1984年4月13日
小说与色情
文艺思想，是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主要的哲学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此外则是道家和佛教思想。儒家重礼，道家清静无为，佛家要出世。
这三种哲学思想，对于文艺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都是限制的，不是放任的；都是含蓄的，不是露骨的；都是宁缺毋滥，不尚繁琐渲染的。
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凡是越轨的行为，男女的交接、授受，都被看作是私奔，野合。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作品里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很简单，都很规矩，可以说是洁本。
但是，无论儒家、道家、佛教，都不能否认男女关系，即两性关系及其自然的要求。特别是儒家，明确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把两性关系的重要，提高到与吃饭相等的程度，这证明古代圣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这样重要的人生关系，不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圣人看来，也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此，把古代歌谣中的男女相慕之情，也作为神圣经书的内容，任人吟咏。
儒家规定的男女关系是：节之以礼，不能淫乱。
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石。在立法行政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古代的文人，都尊崇孔孟之道，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在这一范围之内进行。小说亦不例外。
唐宋传奇，男女关系为主要内容，且多涉及闺房私事，然所描写也多是隐约的，即不伤大雅的。如“三尺寒泉浸明玉”，“吃吃笑语”之类。
如果说，唐宋传奇的作者，都是有地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受了封建思想、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没有突破礼教的勇气和胆量，也不一定是事实。他们如此下笔，是基于他们的自觉，即自觉到文人的职责，作品的影响。他们尽心于艺术，忠实于生活，赋予男女人物以更高尚更美好的形象。这种作法，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提倡，应该受到尊重的。他们描写色情，不是为了投合低级趣味，取悦庸俗读者。他们描写的色情，是艺术化了的色情，是整体艺术的一部分。
露骨的色情描写，始自南宋的话本，至明而大兴。南宋偏安一隅，临安闲散人口太多，这些说话人，像那些跟着行在卖酒醋的人一样，在三瓦两舍之间，讲些故事，卖艺糊口，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那些来听故事的游荡者，也不是到这里来参加文学讲座。为了招徕顾客，为了拢住听众，为了多挣一些钱，说话人不得不在故事中间，掺杂一些色情故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乡间庙会。最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此风又有“复古”之势。
把大量色情描写，形成文字，写在书里，则是到了明朝时候的事。《金瓶梅》一书，就成了典型。目前，自从发表了洁本《金瓶梅》出版的消息，竟然有那么多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其中，难道都是关心这部文学名著的文学爱好者吗？恐怕好奇者居多数。
其实，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这部书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印刷精致，售价高昂，且多出口外国，但在国内很少流传，甚至禁书目录上，也找不到。青年人当然不知其书名，更无论其作者。这些书，只能称作淫书，不能叫做小说，更不是文学作品，社会自然地抵制了它的流传。
而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想象不出，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为什么写进这些东西以自污。是为了畅销多得稿费？是为了使书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热门货？显然都不可能。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有些是作者写的，而大部分是别人加进去的，也不无道理。
总之淫书是淫书，文学是文学，淫书不能成为文学。即使混在一起，也是应该分别对待的。
中国其他几部著名的长篇，没有露骨的色情描写。《水浒传》写了几个淫乱妇女，社会人情，都写得传情逼真，但还是很有分寸的，是文学。《红楼梦》写了各种人的男女关系，包括贾琏、薛蟠的不堪情状，但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不能删除的。
我们习惯上把淫秽的文字，叫做色情。其实色也好，情也好，小说中总是避免不了的，有时是重要的题材。问题是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旧小说中的《汉杂事秘辛》，是明朝杨慎的伪作，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写了一个少女的体态，但令人看来，还是一个艺术形象。所以说，作家的创作用心和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点，在色情描写上，最容易显示高低。
1985年5月3日
小说与劝惩
在八十年代，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际，谈小说的劝善惩恶，未免被讥为老掉牙的言论了。其实，任何民族，在其小说仍处摇篮状态之时，就与善恶二字，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天方夜谭》如此，《十日谈》如此，中国的古老小说亦如此。
先谈中国吧。小说的原始形式为街谈巷议。谈议什么？无非是人和事，谈的是事实，议的是是非，即善恶。先是谈一人一事，后来可能演变为一人多事，故事性就加强了，或多人多事，故事就更热闹了，其中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表现，也就更复杂了。这就出现了长篇小说。
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在文学上。
常常有人把文学的价值提得那样高，好像文学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自由腾飞。文学不是受政治制约，而政治是受文学制约的，其目的何在，根据何在，这里不去探究，总之不合乎历史规律就是了。
文学虽受政治制约，但不是说文学就不可以对政治有所批评，这种批评，也就是一种劝惩。屈原，杜甫，就都曾这样做过。所以说，小说的劝惩，也是很广泛的，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听说过：学而优则仕，但没有听说过，仕而优则文。
过去，学或是作文，都是为了做官，做官以后，就可以牧民，可以直接进行劝惩，比做文章，拿拿捏捏，拐弯抹角方便得多了。
但文章的劝惩，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独到之处，所以历代王朝，并不因其容易产生麻烦，而废弃之。旧日文人，对于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惩劝时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
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解。因此，弄来弄去，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任何民族，特别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劝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然有个认识问题和手段问题。认识不真，则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恶颠倒。“四人帮”时期的小说，都是这样。
手段不高，则不能引人入胜，性格不鲜明，达不到惩劝的目的，而被人指为公式化，概念化。
还有以惩劝为名，实际上不是隐恶扬善，而是隐善扬恶者，在历代小说中，并不占少数。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劝人不要淫乱的，而正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写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扬了淫乱思想。目前黄色小报上的所谓小说，大都如此。
长期以来，凡写小说，都在前言后记中叙明，他这一部小说，是为了惩劝。就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开场时也不得不加以这样的表白。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读者，更重要的是照顾国家的功令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水浒传》明明是官逼民反，书名之上，必加忠义两字。《金瓶梅》本来揭露社会黑暗污浊，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为收场，以示恶有恶报。甚至演为孝子报仇，才写这样的书等等。
这样一来，劝善惩恶就成为小说的一种标签。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现实；低手就以它为护符，写一些无聊的僵化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这一框框，使小说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现实生活作更深的开掘和突进。小说的题材和主题，都更广阔，更具备新的意义。但“五四”以来的小说，并不排除小说对人民的鼓舞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不过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小说的劝惩罢了。
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虚伪的，不过借此种理论，掩饰其另一种功利，达到另一种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小说与武侠
现在所谓武侠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为侠义小说，在清朝一度很流行。
鲁迅说，这种小说，源出于南宋“说话”中的三国、水浒故事。南宋偏安一隅，人民思念恢复，听众中间，散兵游勇，失业贫民很多，这些故事，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清朝初年，人民思念亡去的明朝，也怀念那些草泽中为恢复而斗争的英雄，这些故事，也还能打动他们的心。但到清朝巩固了统治，平息了内乱，来听评书的人，都已经甘心当臣仆，当奴才，往日的无业游民，多已经在平息叛乱中，建立军功，荣归乡里，再听这些梁山故事，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于是产生另一种侠义英雄，即“在民间每极粗豪，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的黄天霸式的人物。
就是这种人物，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久，随着清朝的衰亡，外族的入侵，人民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再听这种故事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小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扫荡，它就像镖行的没落一样，自行消亡了。有些无聊文人，继续为之，读者也很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历次农民战争，无论是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的成功，都是发动广大农民，其中将领，也多是从普通农民中显露提拔，很少有什么侠客。不是侠客，贩夫走卒，屠狗之辈，也可成为英雄。至于会耍一些刀枪棍棒，在实战中间，能否取胜，还是疑问，在新式武器面前，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懂得了封建愚昧的东西不可恃，才换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和宣传，这就是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文化到传统习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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