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分析，我认为：前两篇小说，我所以长期记得，是因为它所写的，是那一个时代，为人所最关注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时代尖端的题材。也是我最关心的题材，因为它写到的第二师范和河北大学，和我所上的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金丁那一篇，则正是丁玲同志等人被捕以后，文学青年正处在迷惑焦虑之中。当然，这不能叫做题材决定论，还是因为两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
至于库普林的小说，能作到这样，那自然是现实主义的功力，为我们所应当借鉴的。
1981年10月8日下午
小说成功不易
我常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这样悠久，书籍文物如此丰富，但是真正好的长篇小说，也就是那四部奇书；短篇小说也就是唐之传奇，宋之话本，清之聊斋。别的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大作家总是寥若晨星，古典文学名著，并非接连出现的。
这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古代文字流传，先是全凭抄写，后虽能印刷，印数有限，耗费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传，全凭质量，全凭人们愿看不愿看，选择是非常严格的。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好东西。
五四以来，崇尚白话小说，作者日众，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间，检阅一下，真正成功的，一直为群众喜爱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当然也可能与出版条件有关。旧社会、出版社为私人经营，他要照顾血本和利润。每出一本书，他要考虑销路，选择有眼光的编者，注意校勘，保证质量。这样一来，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书籍的出版数量，从另一方面说，也限制了书的滥出滥印。
艺术生产，乃精神生产，不是工业生产，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办的多，如果编者无见识而讲关系，发表的作品，滥竽充数者多，就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出书多，如果不严加选择，不作科学评定，只以数量定成绩，定形势，不过多久，也会看出破绽来的。
当然，金沙多，将来淘出的金子就会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悬殊太大，其结果还是不能定准的。
1981年10月17日晨雨
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五四前后，蔡元培极力提倡美育，对小说的美育价值，评价甚高。梁启超写过一篇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把小说与政治维新联系起来，把小说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对小说的社会作用，道德教育作用，说得也更明确。
那时，中国正处在力图改革向上之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文学艺术，也提倡要为人生，为民主进步，为改良社会道德贡献力量。这一时期的小说总的趋势是很健康的。
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语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千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如果说这种作品是现实主义，或是批判现实主义，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沿着真正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事创作的作家，是不会产生这种作品的。
1981年10月17日
小说的体和用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欧化了的。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也很少有人再作这种幻想。
当时，为什么改变得这样快，这样猛？有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传统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方面，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思潮的冲激力量大，并对其他领域，起着主导的作用。白话文学终于革命成功，小说、戏剧、诗歌，获得了彻底解放，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如果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全盘欧化”，那就完全错误了。
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会夭折，就会失败了，不会有今天。
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理想。白话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战士，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社会改革者，不是流连西方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
1981年10月18日
小说的欧风东渐
“五四”以前，林纾等人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并开始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创作。就在那个时候，翻译家对外国作品，还是慎重选择的。他们所翻译的多是外国古典文学，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内容大都与民族解放、民族文化或社会问题有关，未有单从形式上猎奇好新者。翻译家首先考虑的，是这篇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有何好处。
鲁迅先生及其他进步翻译家，对这一点认识得就更明确了。他们都是审视中国当前的需要，去选择要翻译的东西。想到民族衰弱，帝国主义欺凌，他们翻译了很多弱小民族的苦难和斗争的小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以前。想到民间疾苦，社会不平，他们翻译了很多民主主义作家，对社会批判的小说，一直到介绍十月革命的小说。介绍这些小说，并非只看内容，也注意其艺术造诣，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中国读者的鉴赏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能力。这种工作，鲁迅先生一直坚持到他逝世为止。
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他翻译家，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我们也应该做充分的估计。
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
1981年10月18日
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前天晚上，偶然的机会，读了陕西作家李志君的小说：
《焦老旦和熊员外》。读得很高兴，看完以后心里说：“这是一篇真实的小说。”
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的小说。李志君的小说，写得生动活跃，语汇丰富，文字精练考究。焦老旦这个人物以及小小山村的气氛，可以说是写活了。
我有时想：我们的时代精神，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不就是存在于这些平凡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吗？他们的心声，不就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心声吗？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寻觅新的生活和新的人呢？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
有的小说，不从认真地去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这种人物，能得政治风气之先，能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这种英雄人物，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是从作家头脑中产生，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
回忆几十年来，这样的小说，读过的确是不算少数了。这种小说，可以称做唬人的小说。
还有这样一种逻辑：谁在小说中创造了这种“时代英雄”，谁好像从此也就有了英雄气概。哪一位评论家，首先发现或首先吹捧了这篇作品，他本身也就好像沾染上了英雄的味道。
这实在是一种荒诞的误解。
作家凭头脑创造出来的人物，总是站不住脚或不能长期站住脚的，不久就倒下了。几十年例证也不少。评论家好像并不气馁，他又兴致勃勃地去寻觅新的“英雄”了。这种评论家，可以称做唬人的评论家。
李志君的小说，后一半就差一些。这一半成了焦老旦一个人在那里说理，作批判发言。有些概念化，因此艺术的力量，也就随之减弱了。
1981年11月7日上午
小说的取材
同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读书的兴致这样高，又读完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
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我耐着寒冷一口气读完了。
邓的小说，语言流畅，熟悉掌故，情节紧凑，并有出人意外的惊人之笔。读完以后，也认真想了一下：凡小说，材料为基础，主题为导引。主题之高下，取决于作家的识见。自此以后，小说或成宏伟建筑，或虽成建筑，而仍是材料杂陈，不得而定也。
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着重写了旧社会，文物行业的奸巧伪诈，写得很真实生动。我近年附会风雅，也很喜欢看一些有关文物及其经营者的记述文字，但这方面的知识很是浅薄。读后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充分的调查的。
小说的后面一部分，是写解放以后，从事这一行业的变化，和有些人物的不幸遭际的。这一部分约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写得简略、一般。
我想作品的主题何在呢？如果重点放在解放以后，我以为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会更大一些。作家却把重点放在了前面，就使这篇小说成为京华街头巷尾谈论的逸闻轶事。而凡此种种，也可从前人一些笔记小说中得之。这样做，使人有主题本末倒置的感觉。
以上只能说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其实，作者会比我想得更清楚。就整个小说的取材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远的间接，近的直接。一般规律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才不得不如此做文章呢？我想，是后者起了决定作用。
1981年11月7日中午
小说的抒情手法
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唯见于短篇记事文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有之，自新的白话小说始。
翻译的白话小说，既然对中国新的小说有了很大影响，抒情议论的手法，也即随着洋为中用了。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但做到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中国两大艺术巨构：《红楼梦》、《水浒》，均为现实主义小说。其表现手法，纯用描写，无分巨细，生龙活现，无一败笔。感情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
如长江大河之奔流，两岸景物自亦同时融会其中，不分主客。
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或感慨的。如果有这种现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成体统、不像话，是见月伤心、听雨落泪的文士强加上的。
当然，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去年读了一篇青年作者写的小说，小说五六千字，而文末抒情，竟达一千五百余字。我写信劝他以后要注意含蓄。青年人感情丰富，不一定能接受�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