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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馃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秆,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十岁左右还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我先在西头刘家,借到一部《封神演义》,读完了,又到东头刘家借了这部书。东西头刘家都是以屠宰为业,是一姓一家。刘姓在我们村里是仅次于我们姓的大户,其实也不过七、八家,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
从我能记忆起,我们村里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刘家能有一些书,是因为他们所经营的近似一种商业。农民读书的很少,更不愿花钱去买这些“闲书”。那时,我只能在庙会上看到书,书摊小贩支架上几块木板,摆上一些石印的,花纸或花布套的,字体非常细小,纸张非常粗黑的《三字经》、《玉匣记》,唱本、小说。这些书可以说是最普及的廉价本子,但要买一部小说,恐怕也要花费一、两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家境虽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随便购买。我那时上学念的课本,有的还是母亲求人抄写的。
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人,三个在少年时期就被生活所迫,下了关东。其中老二一直没有回过家,生死存亡不知。老三回过一次家,还是不能生活,只在家过了一个年,就又走了,听说他在关东,从事的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家里只留下老大,他娶了一房童养媳妇,算是成了家。他的女人,个儿不高,但长得颇为端正俊俏,又喜欢说笑,人缘很好,家里长年设着一个小牌局,抽些油头,补助家用。男的还是从事屠宰,但已经买不起大牲口,只能剥个山羊什么的。
老四在将近中年时,从关东回来了,但什么也没有带回来。这人长得高高的个子,穿着黑布长衫,走起路来,“蛇摇担晃”。他这种走路的姿势,常常引起家长们对孩子的告诫,说这种走法没有根柢,所以他会吃不上饭。
他叫四喜,论乡亲辈,我叫他四喜叔。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从东头到西头,扬长地走在大街上,说句笑话儿,惹得他那些嫂子辈的人,骂他“贼兔子”,他就越发高兴起来。
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有时,坐在他家那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我们听起来很是入迷。他知道我好看书,就把他的一部《金玉缘》借给了我。
哥哥嫂子,当然对他并不欢迎,在家里,他已经无事可为,每逢集市,他就挟上他那把锋利明亮的切肉刀,去帮人家卖肉。他站在肉车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是驴肉,切出来是那样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飞起来并且有规律地落在那圆形的厚而又大的肉案边缘,这样,他在给顾客装进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知名的“飞刀刘四”。现在是英雄落魄,暂时又有用武之地。在他从事这种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材,在一层层顾客的包围下,顾盼神飞,谈笑自若。可以想到,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也很光荣?
等到集市散了,天也渐渐晚了,主人请他到饭铺吃一顿饱饭,还喝了一些酒。他就又挟着他那把刀回家去。集市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在路上,他有些醉了,走起来,摇晃得更厉害了。
对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对着人家喊:
“下来!”
“下来干什么?”骑自行车的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
骑车子的人回头就走,绕了一个圈子,到集市上的派出所报了案。
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也许把路上的事忘记了。当晚睡得很香甜。第二天早晨,就被捉到县城里去。
那时正是冬季,农村很动乱,每天夜里,绑票的枪声,就像大年五更的鞭炮。专员正责成县长加强治安,县长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枪毙,作为成绩向上级报告了。他家里的人没有去营救,也不去收尸。一个人就这样完结了。
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1978年春天——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一 乡里旧闻 父亲的记忆
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一 乡里旧闻 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
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