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的。以中国长篇小说为例：《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形似多于神似；《水浒传》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可以说是形神兼顾；《红楼梦》里的人物，则传神多于传形。以上是指文学上乘。如就低级小说而言，《施公案》中的人物形象，本来谈不上丰满生动，但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公案故事，好事者把它编为剧本，搬上舞台，黄天霸这一类人物，不只有了特定的服装，而且有了特定的扮演者，遂使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成为最大众化的形象。这就不能归功于小说的艺术，而应看做是一种民风民俗现象。但做到这样，实已不易。今之武侠作者，梦寐以求，不能得矣。
时代不同，社会变化，作家素质的差异，创作能力之不齐，欣赏水平之千差万别，形成了艺术领域的复杂纷乱的现象。曲高和寡，死后得名；流俗轰传，劣品畅销；虚假的形象，被看作时代的先知先觉；真实的描写，被说成不是现实的主流。
于是有严肃的作家，有轻薄的作家；有为艺术的作家，有为名利的作家。既为利，就又有行商坐贾，小贩叫卖。这就完全谈不到艺术了。
任何艺术，都贵神似。形似固不易，然传神为高。师自然，不如师造化。
人物形象，贵写出个性来。个性一说，甚难言矣。这不只是生物学上的问题。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因素，盖兼有之。
后天主要为环境、教养和遭遇。高尔基以为要写出典型，必观察若干个类型之说，固然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然也只能作为理论上的参考。一进入创作实践，则复杂万分。例如同一职业，与生活习惯有关，与性格实无大关系。大观园中之小女孩，同为丫头，环境亦相同，而性格各异，乃与遭遇有关。
三
现在，流行一种超赶说，这些年超过了那些年。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举个不大妥切的例子：
抗日时期的文学，你可以说从各方面超越了它，但它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或大或小，都不是后来者所能超越的。没有听说过，楚辞超过了诗经，唐诗超过了楚辞。在国外，也没听说过，谁超过了荷马、但丁。每个时代，有它的高峰，后来又不断出现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如以明清之峰，否定唐宋之峰，那就没有连绵的山色了。
这里说的高峰也好，低峰也好，必须都是真正的山：植根于大地之内层，以土石为体干，有草木，有水泉。不是海上仙山，空中楼阁。有的评论家常常把不是山，甚至不是小丘的文学现象，说成是高峰。而他们认为的这种高峰，不上几年，就又从文坛上销声敛迹，踪影不见了。这能说是高峰？
有时在年初，无数的期刊，无数的评论都在鼓噪吹捧的发时代之先声的开创之作，到年底，那些曾经粗脖子红脸，用“就是好，就是高”的言词赞美过它的人们，在这一篇目面前，已经噤若寒蝉，不吭一声。很多人也并不以此为怪事。这是因为大家对这种现象看得太多了，已经习以为常。
现在，有很多文章，在谈名与实。其实，自古以来，名实二字，就很难统一起来，也很难分得清楚。就当前的文学现象而言，欺骗性质的广告，且不去谈它。有些报道、介绍，甚至评论文章，名不副实的东西也不少。你如果以为登在堂堂的报刊上的言词都属实，都是客观的，那就会上当。
四
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原始文化之可贵，在于它不只是一个艺术整体，还是这个民族的艺术培基。此后出现的群峰，也逐个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原始文化是单纯的，没有功利观念的，不受外界干扰的。
诗经以兴、观、群、怨的风格，奠定了中国文艺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可贵的，正确地揭示了文艺的本质及其作用。
唐诗是有功利的，据说诗写得好，就可以做官。唐朝的诗人，有很多确实是进士。当时的诗，也很普及。根据白居易的叙述，车船、旅舍，都有人吟诵。居民把诗写在墙壁上，帐子上，甚至有人刺在身上。在如此普及的基础上，自然会有提高，出现了那么多著名的诗人。
五十年代，我们也曾开展过一次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声势之大，群众之多，当非唐时所能及。但好像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原因是只有形式，没有基础。作者们的素质薄弱。
好的作品，固有待作家素质的提高，但社会的欣赏水平、趣味，也会影响作家的成长。
鲁迅说，“五四”时代的小说，都是严肃认真的。这不只是指作家对现实的认真观察，也指创作态度。那时期的小说，今天读起来，就像读那一时期的历史，能看到现实生活，人民的思想状态，感情表现。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小说，在现实的反映上，主观的东西增多了。但作者们革命的心情，是炽热的。公式概念的作品也多了，但作者们的用心，还是为了民族，为了大众的。解放区的小说，基本上接受的是“左联”的传统，但在深入生活，接近群众，语言通俗方面，均有开拓。
研究或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要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素质。除去精读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外，还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它的社会情况，它的政治情况，即作家的处境。脱离这些，空谈成就大小，优胜劣败，繁荣不繁荣，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这只能说是表面文章。从这类文章中，看不出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也看不出作家对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看不到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前一时期文学的关系及其对后来文学发展的影响。
五
小说成功与否，固然与故事人物有关，但绝不止此。除去文字语言的造诣，还有作家的人生思想，心地感情。这种差别，在文学中，正如在社会上一样，是很悬殊的。培养高尚的情操，是创作的第一步。
社会风气不会不影响到作家。我们的作家，也不都是洁身自好，或坐怀不乱的人。金钱、美女、地位、名声，既然在历史上打动了那么多英雄豪杰，能倾城倾国，到了八十年代，不会突然失去本身的效用。何况有些人，用本身的行为证明，也并不是用特殊材料铸造而成。
革命年代，作家们奔赴一个方向，走的是一条路，这条路可能狭窄一些。现在是和平环境，路是宽广的，旁支也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多，这就要自己警惕，自己注意。
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
有的人，过去写过一些严肃的现实之作。现在，还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写一些。也可以不写，以维持过去的形象。
但也有人，经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诱，半老徐娘，还仿效红装少女，去弄些花柳胡哨的东西，迎合时尚，大可不必矣。
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不愿再提文学对于人生，有教育、提高的意义，甚至有人不承认文学有感动、陶冶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文学只是讨好或迎合一部分人的工具。文学不要讨好青年人，也不要讨好老年人，也不要讨好外国人。所谓讨好，就是取媚，就是迎合迁就那些人的低级庸俗趣味。文学应该是面对整个人生，对时代负责的。目前一些文学作品，好像成了关系网上蛛丝，作家讨好评论家，评论家讨好作家。大家围绕着，追逐着，互相恭维着。也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要弄出个什么名堂来。谁也看不出，谁也说不准。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地，用一砖一石，共同铺建一条通往更高人生意义的台阶，不要再挖掘使人沉沦的陷阱吧。
作家素质，包括个人经历，教育修养，艺术师承各方面。
社会风气的败坏，从根本上说，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对症下药，应从国民教育着手，道德法制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评论家的素质，也要改善。因为评论的素质，可以影响作家的素质。苏东坡说，扬雄以艰深之辞，传浅近之理。近有不少评论文章，用的就是扬雄法术。他们编造字眼，组成混乱不通的文字，去唬那些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去盅惑那些文化修养不深的作家。这种评论，表面高深奥博，实际空空如也，并不能解决创作上的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能解释文学上的任何现象。理论自是理论，创作自是创作，各不相干。是一种退化了的文学玄学。
总之，如何提高作家素质，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一朝一日之功，所能奏效的。
1986年1月3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答《文艺学习》编辑部问
问：请回忆一下，你的创作冲动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一件事，一个人，或者由于其他？
答：创作冲动是一种要写东西的愿望。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从责任感出发，就是：我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者，应该写些什么出来。在具体取材上，有时是一件事，也有时是一个人，这是很难分别的。但主要的是因为对一个人发生过情感，对他印象深刻，后来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问：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你是否观察人的活动？特别注意些什么？
答：我自己以为，我对接触过的人物，记忆比较好，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还记得。这恐怕是我对他曾有好感或是恶感的缘故。也有忘记了的人物，那就是他不曾引起我的感情的波动。我不大习惯为了写作，那样随时去“观察”一个人。我认为那种带有职业性的观察，是很不自然的。
问：当你深入群众生活时，你是否每天记笔记？记些什么？写作时你怎样利用这些笔记？用得多不多？
答：我很少记笔记，当记者时有时记一些。那是恐怕弄错了时间、地点，或人的姓名。但我认为笔记总是有用的，虽然它并不是创作必不可缺的条件。我认为鲜明的记忆最重要。
因为它在创作中容易发挥，而笔记则容易凝固。
问：你在深入生活时，是如何借助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才深一步理解生活的？请举具体事实说明。
答：在今天，无论是反映一种生活或是一次运动，不借助于党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那是不能想象的。即使是细微的生活部分，也是如此。例如写抗日战争，如果不研究抗日期间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和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是没有可能反映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的。但作者必须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如果没有体验，只是政策和理论解决不了创作上的问题。
问：当你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了许多印象之后，你如何概括这些印象，创造人物的？
问：你开始写作时，是不是根据真人真事？如果不是，又是怎样塑造人物的？
问：你作品中的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儿？说明你如何根据模特儿塑造人物？
答：这三个题目，可以合并答复。就是：我还没有学会概括和创造人物，这是很困难的。在我的作品里，大部分的人物是有真人做根据的。有时因为我对那一种性情的人物有偏爱，因此，在我的作品里，也常有类似的人物出现。我以为，幼年的记忆，对作品的影响最显著。本村本地的人和事，对作者的印象最深。当然，这些真人在作品中都是经过作者的夸张和渲染的了。
在创作中，有些人物距离今天的时间越长，在写作时反倒越显得鲜明，离开很久了的地区，也是如此，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例如《荷花淀》是我在延安窑洞里写成的，而《山地回忆》是在天津报社机器房的小楼上写成的。
问：在你的作品中有没有完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
答：可以说是没有，有时也因为听了些什么，引起写作，但那只是引起而已，故事中的生活还是以经历为依据的。
问：你在写作之前，是否先有写作提纲？这个提纲在写作过程中有无改变？为什么？
答：我因为过去多写短东西，所以没养成写提纲的习惯。
近几年来学写长东西，因为没有写提纲，走了很多弯路，以后要写提纲了。
问：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有无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后来又怎样继续下去的？
答：最感困难的是：想写什么，而对那种事物知道的很少。常常有中途写不下去的时候。如是短篇，睡一觉，精神好些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是长篇，那就必须转折一下，但如没有提纲作指针，转折是很冒险的。因为虽然写下去了，并不等于就是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