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对西方散文的发展、流派、现状、得失，就真的那么了解吗？也不见得。他们对中国的散文传统，虽然那样有反感，以斩草除根为快事，但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常常是非常无知和浅薄的。人云亦云，摇旗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看家本领。
我还是希望你们多写，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并多读一些书。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读。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丰富的散文宝库，例如我们的近邻印度和日本，好的散文作家就很多。
但是，每个国家的文学，也都有质的差异，有优有劣，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也不会凡是有现代称号的，都是优秀的。
祝
春安
孙犁
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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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谈杂文
杂文这一名目，不见于《昭明文选》，也不见于《唐文粹》，却见于宋初编辑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用二十九卷的篇幅（卷351—379），选录了它所谓的杂文。它又把杂文，按不同的性质，分为十五类。即：问答、骚、帝道、明道、辨论、赠送、箴戒、谏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其中明道、谏刺两项，又各附杂说。
这种分类，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混乱的。例如明道和辨论；箴戒和谏刺；纪述和纪事；杂说和杂制作，就很难区分，可以归并。实际上，它所收罗的这些杂文，归并成三大类也就可以了。这就是：说理，纪事（包括记人），讽谕（也就是寓言）。
应该说，杂文是散文中的一体，而这一体，是把那些容易定名称的文章，分出去以后，汇集其余而成。因为形式杂，内容杂，所以再给杂文分类，就更困难。我们姑且不要去责备《文苑英华》分类上的缺点。它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杂文的名目，列出了几百篇文章，让我们阅览，得识中国的杂文，源远流长，在唐代（它主要收集的是唐文）已经有这么精粹的杂文范本。对于编者，后人是只有感谢欣慰之情了。
《文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它对文体的分类，不过是：赋、诗、骚、诏、表、书、序、论、碑文等等。这种分类法，一直被沿用。但是，文章的体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花样越来越多。有些文体，过去是大户，是热门，后来就消歇了，没有了。这主要与政治、社会情况有关，与实用有关。例如古文中的诏、表、制、策等等形式，现在就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了。新的复杂的社会生活，要求新的多样的表达形式，新的文体，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事。唐以后，杂文这一形式，因为能包罗万象，运用自如，就来了个大发展。
表现方法，也越来越丰富灵活了。
文章一事，也很难说。诏、表虽然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讲话、决议和报告。碑传之体，一直不衰，现在重视的是悼辞。诗词为性灵抒发之工具，人们一直把握着，广泛运用。
至于书、序、论之作，那就更触目皆是了。
但是，杂文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文体，它的动向，不只有纵的开发，还有横的渗透。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体，变化归纳在自己的版图之内。
请同志们打开鲁迅的杂文集。其中除了杂感随笔以外，还有通信（论创作和翻译），序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二集等），有记人记事的类似小说速写的，如《阿金》，也有完全是散文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此外有记典故的，记时事的，和有关文籍史料的文章。一些严肃的理论，如《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也编辑在内。
鲁迅把这些文章，编入杂文集，当然不是权宜之计，是有根据的，有传统的。
现在有人认为杂文就有一种：鲁迅的杂文。杂文就有一种笔法：鲁迅的笔法。这是一种误解。杂文绝非鲁迅一家，古典的先不说，“五四”以后，写杂文的人很多，有成就有风格的也不少。上海是繁华之地，报纸副刊多，杂文登的也多。人称海派杂文。京派地处幽燕，国事一直纷扰，除故作闲适者外，有内容有感触的杂文也常见。鲁迅成为杂文的泰斗和象征，领袖杂坛，有时代的和他个人的因素。时代需要他这样的杂文，他也勇于献身，并具备写好这种文章的素质。海外有些评论家，国内也有一些人跟随，以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创作，并假惺惺地为他惋惜，是何居心，不得而知。
我以为鲁迅杂文，在当时能起到那样大的影响，并非偶然。是因为：一、他的杂文的时代作用；二、他的杂文的战斗实绩；三、他的文章的功力示范。
确实如此。当年每逢读到他的一篇杂文，都会感到：这不只是投枪、匕首；更是号角、战鼓；一字一句，都具备十里埋伏，八面威风，所向披靡的力量。可惜这种讲法，目前已被看作陈词滥调，为很多人听不进去了。
鲁迅的杂文笔法，也不只是一个笔法。如果学不到精神，只学到皮毛，那就只能照虎画猫，玩弄一些挖苦、俏皮、讽刺的字眼，成为浅薄平庸之作。
关于鲁迅笔法，延安时期，有人提出“还是鲁迅笔法”，受到批评。这种笔法，也就没人再敢研究。现在又有人提出：
“还是鲁迅杂文的土壤”，运用这种笔法，好像又有了更深厚的根据。土壤，经过半个世纪，可能还会有些变化，不会和鲁迅时代完全相同。
我以为，学习杂文，不能只学鲁迅一家，也要转益多师。
也不能只学他的杂文，还要学习他的全部著作，包括通信和日记。学习鲁迅，应该学习他的四个方面：他的思想，变化及发展。他的文化修养，读书进程。他的行为实践。他的时代。
不能把鲁迅树为偶像。也不能从他身上，各取所需，摘下一片金叶，贴在自己的著作、学说之上。比如“改造国民性”，如果认为我们的国民性，一无是处；而外国的国民性，毫无缺点，处处可作中国人的榜样，恐怕就不是鲁迅的本意。
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再比如“拿来主义”，如果以为捡拾外国人的洋破烂，如旧西服之类，也是鲁迅的拿来主义，那恐怕就很糟糕。对西方文化，也是如此。鲁迅确实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成果。但如果认为凡是外国的，就都是好的，可以拿来的，那就像他讽刺西崽相的文人一样：“英文，英文，一笑，一笑了。”
改造国民性，老实说，并不是一两篇小说，一两个新的学说，所能奏效的。如果是那样，“五四”以来，这么长的时间，早该改造好了。这要靠政治、经济、教育、法制，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当然，文学也是一种教育手段。但近来一些论者，又不愿承认这一点。你不承认文学可以教育人民，又如何实现你的改造国民性的宏愿呢？恕我直言，如果只靠当前这些文学作品，慢说改造国民性，连你那个大杂院的居民性，也改造不了分毫！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杂文，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成绩。名家辈出，形式多样。继续吸收古今中外杂文创作的经验，杂文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86年10月20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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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关于“乡土文学”
去年冬天，绍棠来津晤谈时，曾说：他要给一个刊物编一个特辑，名叫“乡土文学”，到时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对于绍棠，我是“有求必应”的，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出难题。他的一些想法，我也常常是同意的。但在谈话当时，我并没有弄清这四个字的含义，也没有细想为什么绍棠要编辑这样一组文章。我还是点头答应了。过了两天，当他同一群人来舍下合影留念时，他又对我说了一次，我说：“我年老好忘，到时候你催促我吧！”
前几天绍棠果然来信催稿了。对于绍棠，我一向也是“有催必动”的。对这个题目，仍觉茫然，不得要领。因此，我托邹明同志写信去问，究竟要我写些什么。绍棠的回信未到，我已经沉不住气，只好在这里揣摩着写。
记得鲁迅先生，在许钦文初写小说时，曾称他的小说为“乡土文学”。我想，这不外是，许钦文所写都是浙江绍兴一带的人物故事、风土人情，甚至在人物对话方面，也保留了一些方言土语。所以鲁迅给了他这样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很难说是批评，但也很难说是推崇。因为，鲁迅自己也写了很多篇以家乡人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他并没有自称过这些小说为“乡土文学”。别人也没有这样称谓过，也不应该这样称呼。这已经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民族的瑰宝。
说实在的，我对“乡土文学”这个词儿，也就是有这么一些印象，其中恐怕还有错误之处。
我又联想到绍棠这些年的一些言论和主张。他在好几个地方说，他是“一个土著”，他所写的是“乡土文学”，是田园牧歌。他又说，他写的越“土”，则外国人看来就越“洋”，等等。
看来，他好像是在和别人赌什么不忿，自己要树立一个与众不同的标榜。
这可能也有客观方面的激励，我是不大清楚的。我看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不敢冒充了解当今的文坛。
就我个人的认识来说，我以为绍棠其实是可以不必这样说，也可以不必这样标榜的。因为，就文学艺术来说，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而宏观言之，则所谓“乡土文学”，实不存在。文学形态，包括内容和形式，不能长久不变，历史流传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一种可以永远称之为“乡土文学”。
当然，任何艺术品种，都有所谓民间的形式，或称地方的形式，例如戏曲。但是，这种形式并非永久不变的，它要进入都市，甚至进入宫廷。一为文人墨客所篡易，就不永远是乡土的了。艺术又是不胫而走的，不分东西南北的，宫墙限制不住它，城墙也限制不住它，它又可以衣锦还乡，重新进入荒山僻野，为那里人民所喜爱，并改变着那里人民的艺术爱好、艺术趣味。
古之于今，今之于古，外洋之于中国，中国之于外洋，其规律也是如此。
在文学史上，南宋以来，又有所谓“市民文学”，好像是与“乡土文学”对立的。其实这一名词，也很难成立。平话形式的梁山故事，固然可以说是“市民文学”，但一成为《水浒传》，就很难这样说。城市是个非常复杂的所在，人也是很混杂的，它固然可以是首善之区，藏龙卧虎；但也可以是罪恶的渊薮，藏污纳垢。以城市来划定一种文学形式是不稳定的，因此是不科学的。
凡是文艺，都要有根基，有土壤。有根基者才有生命力，有根基者才能远走高飞。不然就会行之不远，甚至寸步难行。
什么是文艺的根基呢？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传统。根基也在受内在和外来的影响，逐渐变动。
因此，凡是根基深的文学艺术，它就可以为当时当地的人民所喜爱，它就可以走到各个地方去，为那里的人民所接受，它就可以传之永久。
绍棠当前所写的，所从事的，只要问根基扎得深不深，可以不计其他。我以为绍棠深入乡土，努力反映那一带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风俗和习惯，这种创作道路，是完全可以自信的，是无可非议的。自己认真做去就可以了，何必因为别人另有选择，自己就划地为牢，限制自己？作家的眼睛，不能只注视人民生活的局部，而是要注视它的全部。绍棠不要把自己囿于运河两岸。没有一成不变的“乡土文学”，就像人间并没有世外桃源一样。不管多么偏远的地区，人民的生活，也在不断变化。外来的东西，总是要进来的，只要民族的根基深，传统固，自信力强，那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无需大惊小怪。
当然，我们不能提倡媚外文学。在三十年代，鲁迅把那种讨好外国人，以洋人的爱好为创作标准的文学，称做“西崽相”的文学。
1981年2月18日午饭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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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再谈通俗文学
——致贾平凹同志
平凹同志：
一月四日从北京发来的信，今天上午就收到了，出奇的快。寄一封平信到西安，要十天，挂号则更慢。可见交通之不便了。所以你不来天津，我是完全理解的，并以为措施得当。目前出门，最好不要离开团体，如果不是跑生意，一个人最好不要出门。
上次从西安来信，也收到，曾仔细读过。原以为你能看到我写的关于《腊月·正月》那篇文章，就没有复信。谁知道那篇文章写了已经半年，到现在还没有刊出。不过，我猜想，你在北京可能知道了它的内容，有些话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你到北京去参加了那么隆重的会，是很好的事，这是见世面的机会，不可轻易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