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大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所写的，名为传而实际是寓言的作品，唐宋传奇中的，名为传实际是小说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作者主观成分多，都不能当作历史传记来看。
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识见，在庞杂丛芜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
198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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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
申明同志：
前日，郑法清同志捎来你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给我的信，拜读过了。深情厚意，十分感谢。你同杨振喜同志写的有关我的评传，也曾在刊物上读过一些章节。我对此事，向来兴趣不大。其原因，回顾自己足迹，凡凡无足称述，值此风烛残年，意懒心疲，人之毁誉，均不入于怀抱。但是，你的信以及你同杨君的著述，其热情，其盛意，其认真用心，均使我感动，所以愿意就写评传的一般问题，说说个人的心得和看法，作为你们工作的助兴之谈。
我一向认为，写传记，应首先理解那个时代。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说，总受时代的影响、制约。即使如现在一些理论家所倡导的脱离政治，淡化生活，从另一方面看，仍是当前政治、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作家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受一定的政治约束，或作一定的主观反映，这已是人类历史，文化历史的定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用一句陈旧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有时代的烙印。
所以，写一个作家的传记，必须首先研究、熟悉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他在文学上的成果，对这一时代的影响和作用。
我还活着，参加文艺工作，从头算起，也不过五十年，距离够近的了，难道你们还不熟悉这一段历史？其实，并不如此简单。这五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急剧变革的年代，单就一些生活细节来说，比如衣食住行，我写小说的那个年代，和现在就不能同日而语。那时人民的衣食住行，困难得很，司务长如果贪污五斤小米，就要枪毙。比起目前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比起一些人的随意抛撒粮食，比起人们那么热衷进口的服装和豪华的卧车，可以说是天上地下的分别了。如果作者用这些八十年代的观念，去理解三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那必然就谬之千里了。当然，目前正有一些理论，主张用八十年代的新观念，去观察中国几千年的旧历史。对此，我略有迷惑：第一，不知道这种所谓新观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它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有多大差别？第二，用这种观念，作用于历史，作用于文学艺术，其成果如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它多年形成的观念，比如热爱祖国的观念，抵抗外族入侵的观念。这不是一个时代的观念，更不是哪一个年代的观念，它将贯穿一个民族的始终。
中国历史多次证明：一种新的观念的形成，或一种旧的观念的消失，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因此，新的名词，新的学问，都不等于新的观念。都是生活方式的某些改变，也并不证明新的观念已经在人的头脑里形成。
不过，每一个年代，总是有它的特点的。它总是突出某一种观念，在当时甚至也可以说是新的观念。例如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全国解放，就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突出的观念。
以此，形成一个作家的特色，一部作品的灵魂。
同样，作家个人在这一时代中的经历，他的生活，他的修养，他的思想、心理、气质，他的遭遇，作传者必须有详细准确的材料，有洞察的判断力，有文字传达的功能，有进入时代，与作家共命运同呼吸的同情之心。
都说司马迁的传记写得好，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历史、文学兼而有之，并臻极顶。究其原因，在于司马迁掌握材料之多，用心之细，感情之丰盛，文字之相副。目前有许多人，认为司马迁的著作，是加有虚拟手法的报告文学，这真是误解。司马迁文章所以写得好，首先因为他写的是历史，历史真实性强，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学作品。
并不是有了文学的“生动”，才成了历史家。如果是那样，他的著作就会一钱不值，更不用说流传千古，奉为经典了。
所以，写传记，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文采。先求历史家欣赏，后求文艺家欣赏。其方法主要是掌握材料，判断材料，取舍材料。对于一个作家，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精读他的作品不放过一篇文章。我这里说的精读，就是细读。有的人说是研究，却连作家主要作品的篇目，都记不清，或把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弄错，其他方面，还谈得上准确可信吗？我读过一篇你们写的文章，其中，把我的家乡安平和教过书的安新混为一地；把我的朋友陈乔和陈肇混为一人，这是需要出书时改正的。有的人，研究一个作家，却不愿费力气去读他的作品，而是希望作家本人和他作竟日之谈，或把材料写给他。这也是一种偷懒取巧的办法。
以上是就写传记而言。你们的题目上，还有一个“评”字。
传记需要客观，而评则需要主观，似乎矛盾。其实，评是在研究作家和作品之后作出的，所以仍是客观基础上的主观。但写评不要胆怯，不要顾虑太多，特别是不要顾虑作家本人看了如何如何，如果是那样，最好是等作家死了以后再写。要直抒己见，才能成一家之言。
申明同志：我多年老病，文思枯涩，即将从文坛告退。以上所谈，与其说是发表意见，还不如说是酬答友情，更切实一些。
即祝
新年愉快！
孙犁
1986年1月3日下午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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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和青年谈游记写作
看了《旅行家》的应征文章，觉得游记还是青年人写得有朝气，老年人不如青年人。青年人感情丰富，感觉灵敏，写出文章来有朝气。
我想到的还是去年我在《旅行家》写的《万里和万卷》一文中提出的老问题。多读点书，积累一点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不能光读游记。如《徐霞客游记》是地理书，从中还可以学文字。当然也可以看到作者。有一次徐霞客的仆人逃走了，把钱财卷走了。但徐霞客仍然坚持旅行。读书增加知识，还可以增长毅力。多读一点书，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
一篇短文，不能面面俱到，抒发感情也要含蓄。
中国传统游记，如苏东坡、欧阳修，他们写游记有一种抱负，感慨。如《赤壁赋》、《醉翁亭记》。我们写大好河山、爱国主义，个人抱负也可以写。文字语言上要讲究。现在很少有人讲究语言，说的热闹，看着热闹就完了。这样，游记写不好。找点明、清两代的游记看看，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北京出版社出的，可以看看。再读一点日记，古人的日记都包含历史、地理、文学知识，这是写旅行文章需要的。一篇文章要有一条明显的线索，要告诉读者一个主要思想。从山门写到后院，全写，就是下乘了。
要多写点，不一定光写游记，这只是一种文体。游记与新闻通讯很有关系。文章怕拿架子，要出于自然。我写文章从来也不选择华丽的词，如果光选华丽的词，就过犹不及。炉火纯青，就是去掉烟气，只有火。这要有阅历，要写得自然。
可以看一点“五四”时代的散文。
我提倡短，你看《古文观止》，每篇都是五六百字、一千多字。怎样写短？在脑子中想明确了，主题在脑子中明确，是缩短文章的最基本的方法。然后要删改。主题明确，修改就容易。
散文要眼见为实，文献不要引用太多。不要写成小说，不能虚构太多，不然不能取信于后代。真实为主，处处有根据，不要使后代看了，失之千里。过去作家生活方式不一样。郁达夫文章自然。学一点严肃的东西，多看点叶绍钧的东西。
游记是散文的重要文体，是中国传统的文体。古代大作家，都写游记。游记，发扬一种思想感情，固然很好；介绍风土人情，也可以。
198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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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万里和万卷
自太史公自叙，谈到游览名山大川，对于作文的帮助，以后苏子由又加以发挥，就渐渐演变成一句通俗白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写好文章。
其实，太史公游览名山大川，是为了观察地理形势，听取口碑，搜集史料；苏子由游览名山大川，则是为了开阔胸襟，揽今怀古，以增加为文的气势。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虽然是记一代的名胜，主要是记载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读起来是历史，并不是枯燥的地理书。郦道元的《水经注》，则于精密的地理考察之中，随时随地记录一些短小生动的史实，几乎使人忘记了是在读水经。这些著作，都可以说是游记的上乘，虽然它们都被列入地理书。
此外，文人的游记，那就浩如烟海，代有名家。但真正能传世感人的，也并不太多。尝以为游记一体，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内含：
一、有怀古的幽思
二、有临民的热情
三、有高尚的寄托
四、有优美的文字
这四点，是缺一不可的。到一个地方，不知道那里的地理历史，不关心那里的现实生活，游时没有高尚的情操，写时没有富有感染力的文字，那当然就谈不上什么游记了。
其中，文字的表现能力，最为重要。所以说，“两万”的关系，“读万卷”应该在前，“行万里”应该在后，不然，只是走了路，爬了山，还是写不出好的游记来。
中国人，好游不好记。凡是名胜，你去看吧，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都被游人的题名填满了，甚至不惜刻削污涂，破坏砖石树木。有一年春天，我去逛无锡的梅园，去了几次梅花都不开，最后一次开了，又遇下雨，到后园一间堆放农具的大房子里躲避，四面墙上，也都被吟诗、作画、题名，弄得一塌糊涂。当时我想：这是“泰山刻石”、“雁塔题名”的遗风吗？这也是一种发表欲的满足吗？梅园前边没有什么可以涂抹的地方，就都到这里来了，难道这是“梅园副刊”的版面吗？
题过名，也就是表明游过了，万事大吉了。如果你请他写一篇游记，他一定摇头。如果我们把那题名的热情，都用来读书写游记，是多么好啊！
1980年11月21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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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耕堂文论 关于散文
我们这里所说的散文，不只区别于韵文，也区别于有规格的小说，是指所有那些记事或说理的短小文章，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杂文。但现在杂文一词，又好像专用于讽刺了。
随便翻开一部古人的文集，总是分记、序、传、书、墓志等等门类，其实都是散文。鲁迅先生的集子也是如此，虽称杂文，但并非每篇都意寓讽刺。
我最喜爱鲁迅先生的散文，在青年时代，达到了狂热的程度，省吃俭用，买一本鲁迅的书，视如珍宝，行止与俱。那时我正在读中学，每天下午课毕，就迫不及待地奔赴图书阅览室，伏在报架上，读鲁迅先生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当时，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检查，鲁迅先生每天都在变化着笔名，但他的文章，我是能认得出来的，总要读到能大致背诵时，才离开报纸。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找到职业，在北平流浪着，也总是省下钱来买鲁迅的书。买到一本书，好像就有了一切，当天的饭食和夜晚的住处，都有了着落似的。
不久，我在白洋淀附近的同口小学找到一个教员的职位。
在这个小学校里，我当六年级级任，还教五年级国文和一年级的自然。白天没有一点闲暇，等到夜晚，学生散了，同事们也都回家了，我一个人住宿在有着大天井的院子里，室内孤灯一盏，行李萧条，摊在桌子上的，还是鲁迅的书。这里说的鲁迅的书，也包括他编的杂志。那时，我订阅了一份《译文》。
同口的河码头上，有个邮政代办所，我常到那里去汇钱到上海买书。那时上海的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我把文章中间的警辟片段，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
古人说，书的厄运是水、火、兵、虫。其中兵、火两项，因为丧失了补救的可能性，可以说是书的最大灾难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抗日行列。我在离开家乡之前，把自己艰苦搜求，珍藏多年的书，藏在草屋的夹壁墙里，在敌人一次“扫荡”中被发现，扔了满院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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