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无力升学，父亲供给我上中学，原是希望我毕业后考邮政局，结果未得如愿。我在北平流浪着，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听讲，继续投稿，但很少被选用。为了生活，我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过职员。
一九三六年的暑假后，我到安新县同口镇的小学校教书，当六年级级任和国文教员。在这个学校，我从上海邮购革命的文艺书刊，继续进修，并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
一九三七年冬季，我参加了抗日工作。在冀中区，我编了一本革命诗人的诗抄叫做《海燕之歌》，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铅印出版。在《红星》杂志上，我发表了长篇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在《冀中导报》的副刊上，发表《鲁迅论》。
一九三八年秋季，我在冀中军区办的抗战学院当教官，教《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
一九三九年我调到晋察冀边区所在地——阜平，在刚刚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在那里，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阅读的小册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我做通讯指导工作，并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它是晋察冀最早的文艺刊物之一，在上面，我发表了《一天的工作》和《识字班》等作品。
此后，我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学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一九四一年，我曾回冀中区一次，在那里，我帮助编辑了《冀中一日》，并以编辑心得写成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
一九四四年，我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
在延安，我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作品。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回到冀中，下乡从事写作，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我写了《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一九四九年进天津，在天津日报工作。在这里，我写了《风云初记》和《村歌》等作品。
一九五六年，我身体开始不好，写作就少了。
我的作品有：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诗集《白洋淀之曲》，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铁木前传》，论文《文学短论》、《文艺学习》，选集《村歌》，儿童读物《少年鲁迅读本》、《鲁迅、鲁迅的故事》等。
1978年8月23日于天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五 善闇室自述 生辰自述
余之初生，母亲失乳，困处僻乡，无以为哺。乃用蒸馍，发酵煮粥，以之育儿，生命得续。又患惊风，忽然抽搐，母亲心忧，烧香问卜。及余稍长，体弱多病，语言短缺，有似怔忡。智不足商，力不足农，进校攻书，毕业高中。旧日社会，势力争竞，常患失业，每叹途穷。
初学为文，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不平。天地至大，历史悠长，中华典籍，丰美优良。孜孜以求，他顾不遑，探寻遗绪，发射微芒。
战争年代，侧身行伍，并非先觉，大势所趋。无赫赫功，亦尝辛苦。燕南塞北，雨雪冰霜，屡遇危险，幸未死亡。进城初期，正值壮年，寄食报社，斗室一间。政治斗争，改弦更张，风雨所及，时在文场。生性疏放，不习沉浮，洋场红尘，心气不舒。终于大病，休养海滨，老母逝去，遗恨终身。
一九六六，忽遭大难，腥风血雨，天昏地暗。面目全非，人心大变，如入鬼蜮，如对生蛮。网罗所收，罪皆无辜，发汗沾衣，奇耻大辱，天地不仁，万物狗刍。每念自杀，怯于流血，迫害日深，犁庭扫穴。幸遇清明，得庆重生，垂垂已老，荣辱皆空。性命修短，不在意中。
九死余生，亦有经验：簟食瓢饮，青灯黄卷，与世无争，与人无憾。文士致命，青眼白眼，闭门谢客，以减过衍。贫富易均，人欲难填，刻忮残忍，万恶之源。人心惟危，善恶消长，劝善惩恶，文化教养，刑法修剪，道德土壤。文学艺术，教化一端，瞻望前景，有厚望焉。
跋
以余身体之素质及遭遇，延至今日，寿命可谓长矣。余素无养生之道，亦不信厚自供养可以保全身命延年益寿之说。
中年以后，方知人生之险恶；高卑易处，乃见世态之炎凉。勇怯由于势，爱憎出于私。与人为善，不必望善报。
谨小慎微，未必得坦途。同情怜悯，乃青年期赤心之表露，身陷不幸，不可希求于他人。要之，不以生活之变化自伤其心，丧其初志，动摇其大节。此志士仁人之所能，为可贵耳。
1981年5月9日（阴历四月初六）——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说书
宋朝人说书
一个民族的文学，在起初，都是歌唱和讲说的。歌唱，这后来就是诗歌，讲说，就是小说故事。
我们不去研究很古远的事。一不讲两汉、三国，二不说五代、残唐，单说在大宋年间，汴梁城里很是繁荣，人民的生活富足闲散，游乐的地方和游乐的花样也就很多。街上有很多的杂耍场叫做“瓦子”。就是《水浒传》上说的“三瓦两舍”的瓦子。瓦子里有一种游艺就叫做“说话”。“说话”就是说故事，就是后来评词评书的起源，名副其实的“口头文学”。正像那些跑马上刀山的叫卖艺的，干这行的人，就叫做“说话人”，和现在做文化工作的叫“文化人”一样。这是一种专门职业，因为互相竞争，争取听众，也就产生了“专家”，各自有了门路。
这些专家各有自己拿手的玩艺，以享盛名。据老辈人记载，当时的“说话”分为四类：就是“说合生”，“说诨经”，“说三分”、“说五代史”。合生好像就是短篇故事，是即兴的，随起随落；诨经，是讲佛家参禅悟道的故事；三分是讲三国；
五代史——这在宋人说，是讲近代的历史了。
也有这样分的：小说、说经、说史、合生。小说又分为三大类：说银字儿，是讲烟粉、灵怪、传奇的；说公案，是讲提刀赶棒，搏拳短打，和发迹变态的，这就是后来的《水浒》、《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一类形式的小说；说铁骑儿，是讲士马金鼓——好像就是后来士子赶考、大将出征一类的小说。以上三种好像都是长篇的大书本。
据记载，那时候吃这碗饭的人很多，出名成家的就有好几十位，也想见那时说书文学的发达了。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有一种同业组合，叫做“雄辩社”，集体的研究创作和技艺。
说书虽在说书的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信口开河，但也有简单的底本，以作凭依，这叫做话本。
宋人话本是中国很古老又珍贵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和当时的人民生活相关联，不但柳苏古文不可望其项背，就是后来的小说，也常常失去了它那种朴实浅显的风格。
这些残存的宋人话本，题名《京本通俗小说》，都是短篇：
《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看标题很像近代新小说的做法。
每篇有头有尾，讲说的时间自然不会很长，好像一个小段。它们的内容取材多是近时的事，也有的采自别的说部，主要是娱乐性质，也有惩劝的成分。
它们十九都用闲话或者别的事情开场，然后再转入正文。
这个引头的玩艺叫做“得胜头回”，有的用诗，有的用个更短的故事，这故事或者和正文所讲的相似，也有的正相反。
这样由浅入深，或由反入正，加深听众的印象，这种形式一直传到今天，大鼓书的冒头还常常用它，至于用《西江月》开场，那更是成了一种公式了。
语言，非常朴素，故事也着重人民生活的描写，现在引一段作证：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为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错斩崔宁》）
的诗词，也有无名的民间的通俗诗词。在本文里，说着说着，来个“正是”，紧接着就是一对联句，这东西，我们叫它“插诗”吧，是很有趣的东西。我们摘举一些：
三杯竹叶穿心过，
两朵桃花上脸来。
又：
谁家稚子鸣榔板，
惊起鸳鸯两处飞。
（以上全摘自《碾玉观音》）
在散文里插上两句这样的韵文，使得前面的叙述，得到一清晰深厚的概括印象，加深艺术感染的效果，自有它很大的好处。这种形式在后来的小说，例如在《警世通言》等“三言”或《今古奇观》里，我们常常见到：
随你官清似水，
难逃吏滑如油。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常将冷眼观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苏知县罗衫再合》）
偷鸡猫儿性不改，
养汉婆娘死不休。
（《蒋淑贞刎颈鸳鸯会》）
但为了加强叙述和描写，有时也用长长一段韵文插入文间，如《碾玉观音》描写失火，便把一切状火的声势的民间传说、典故，和火有关的事物通通写进，形成一段好像词的东西。
有时也用民间的成语、歌谣、有趣有韵的联句，《冯玉梅团圆》里形容老年到来：
腰便添疼，
眼便添泪，
耳便添聋，
鼻便添涕。
这种形式也一直影响了以后的长短篇小说，像《水浒传》和《今古奇观》，大大增加了语言的风趣。其中很多出自说书人的创作，很有价值。有时添加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引人发笑，例如形容山的高就说：
几年摔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摔到底。
（《新编五代史平话》）
这些话本，在末尾也用四句诗结束，总结一下故事的内容和指出教训的要点。例如《碾玉观音》末尾道：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
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宋朝人说书的概况和他们的创作形式。这只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传统，并不是要今天写小说的同志们去单纯模仿各种形式。但在社会上，有这样多专门艺人，采取眼前的生活，编为故事，向大家讲说，却引起我们对当时的汴梁文化有些向往。以后，在说书一行职业里，创作很少，只有讲史的一门，得到发展，但也限于《三国》、《隋唐》、《说岳》几部旧书。清朝说书事业，一时复兴，但都是粗浅一律的侠义公案小说，续来续去地写，翻来覆去地说，很少有新创作。而直接采取当前事件，编为短篇故事的一门，简直有很长时间失传了。遂使小说脱离现实生活，使一般人以为小说就是专讲历史故事或是野史传闻的了。而在清朝，子弟书流行，着重鼓板唱词的欣赏，又因为印刷进步，书本好买，评词就渐渐又衰落了。
现在我们谈宋人的话本故事，深深觉得它有以下几点好处：
（1）叙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为群众爱好。
（2）编得很快，编好就讲。
（3）用群众的语言，非常流畅，真是“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4）故事通俗，有关风化。正像《冯玉梅团圆》上说的：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这是当时的说书人、小说作家的座右铭吧。这两句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群众的语言写作，内容要有教育意义。这样，也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很可宝贵的传统。自然，它那个“风”，不一定像我们所要求的，这是时代问题。
编讲故事的运动
中国人民大众爱听说书，自不待言，说好书的能夺一台大戏，这在庙会上是常有的事。而知道看重这里面的教育作用，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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