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欲学子长之文,先学子长之游,此理固有在焉。
然柳柳州《永州八记》,所记并非罕遇之奇景异观也,所作文字乃为罕见独特之作品耳。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本人实未至洞庭湖,想当然之,以抒发抱负。苏东坡《前赤壁赋》,所见并非周郎破曹之地,后人不以为失实。所述思绪,实通于古今上下也。
以此观之,游记之作,固不在其游,而在其思。有所思,文章能为山河增色,无所思,山河不能救助文字。作者之修养抱负,于山河于文字,皆为第一义,既重且要。余之作,不堪言此矣。
1983年8月17日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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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吃饭的故事
我幼小时,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家境又不富裕,体质就很不好。但从上了小学,一直到参加革命工作,一日三餐,还是能够维持的,并没有真正挨过饿。当然,常年吃的也不过是高粱小米,遇到荒年,也吃过野菜蝗虫,饽饽里也掺些谷糠。
一九三八年,参加抗日,在冀中吃得还是好的。离家近,花钱也方便,还经常吃吃小馆。后来到了阜平,就开始一天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吃不饱的时候就多了。吃不饱,就到野外去转游,但转游还是当不了饭吃。
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又不断行军打仗,就是这样的饭食,也常常难以为继。
一九四四年到了延安,丰衣足食;不久我又当了教员,吃上小灶。
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张家口一个人徒步回家,每天行程百里,一路上吃的是派饭。有时夜晚赶到一处,桌上放着两个糠饼子,一碟干辣子,干渴得很,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忍饥睡下,明天再碰运气。
到家以后,经过八年战争,随后是土地改革,家中又无劳动力,生活已经非常困难。我的妻子,就是想给我做些好吃的,也力不从心了。
此后几年,我过的是到处吃派饭的生活。土改平分,我跟着工作组住在村里,吃派饭。工作组走了,我想写点东西,留在村里,还是吃派饭。对给我饭吃,给我房住的农民,特别有感情,总是恋恋不舍,不愿离开。在博野的大西章村,饶阳的大张岗村,都是如此。在土改正在进行时,农民对工作组是很热情的;经过急风暴雨,工作组一撤,农民或者因为分到的东西少,或者因为怕翻天,心情就很复杂了。我不离开,房东的态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表现在饭食上。后来有人警告我:继续留在村里,还有危险。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
有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还带上大女儿,到一个农村去住几天,叫她跟着孩子们到地里去拣花生,或是跟着房东大娘纺线。我则体验生活,写点小说。
这种生活,实际上也是饥一顿,饱一顿,持续了有二三年的时间。
进城以后,算是结束了这种吃饭方式。
一九五三年,我又到安国县下乡半年。吃派饭有些不习惯,我就自己做饭,每天买点馒头,煮点挂面,炒个鸡蛋。按说这是好饭食,但有时我嫌麻烦,就三顿改为两顿,有时还是饿着肚子,到沙岗上去散步。
我还进城买些点心、冰糖,放在房东家的橱柜里。房东家有两房儿媳妇,都在如花之年,每逢我从外面回来,就一齐笑脸相迎说:
“老孙,我们又偷吃你的冰糖了。”
这样,吃到我肚子里去的,就很有限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的。能得到她们的欢心,我就忘记饥饿了。
1983年9月1日晨,大雨不能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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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包袱皮儿
今年国庆节,在石家庄纺纱厂工作的大女儿来看望我。她每年来天津一次,总是选择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她从小在老家,跟着奶奶和母亲,学纺线织布,家里没有劳动力,她还要在田地里干活,到街上的水井去担水。十六岁的时候,跟我到天津,因为家里人口多,我负担重,把她送到纱厂。老家旧日的一套生活习惯,自从她母亲去世以后,就只有她知道一些了。
她问我有什么活儿没有,帮我做一做。我说:“没有活儿。
你长年在工厂不得休息,就在这里休息几天吧。”
可是她闲不住,闷得慌。新近有人给我买了两把藤椅,天气冷了,应该做个棉垫。我开开柜子给她找了些破布。我用的包袱皮儿,都是她母亲的旧物,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赶到小房子里,她带病用孩子们小时的衣服,拆毁缝成的。其中有一个白底紫花纹的,是过去日本的“人造丝”。
我问她:“你还记得这个包袱皮吗?”
她说:“记得。爹,你太细了,很多东西还是旧的,过去很多年的。”
“不是细。是一种习惯。”我说,“东西没有破到实在不能用,我就不愿意把它扔掉。我铺的褥子,还是你在老家纺的粗线,你母亲织的呢!”
我找出了一条破裤和一件破衬衫,叫她去做椅垫,她拿到小女儿的家里去做。小女儿说:“我这里有的是新布,用那些破东西干什么?”
大女儿说:“咱爹叫用什么,我就只能用什么。”
那里有缝纫机,很快她就把椅垫做好拿回来了。
夜晚,我照例睡不好觉。先是围绕着那个日本“人造丝”包袱皮儿,想了很久:年轻时,我最喜爱书,妻最喜爱花布。那时乡下贩卖布头的很多,都是大城市裁缝铺的下脚料。有一次,去子文镇赶集,我买了一部石印的小书,一棵石榴树苗,还买了这块日本人造丝的布头,回家送给了妻子。
她很高兴,说花色好看,但是不成材料,只能做包袱皮儿。她一直用着,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带到天津,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翻箱倒柜地抄家,一直到她去世。她的遗物,死后变卖了一些,孩子们分用了一些。眼下就只有两个包袱皮儿了。这一件虽是日本“人造丝”,当时都说不坚实耐用,经历了整整五十年,它只有一点折裂,还是很完好的。
而喜爱它、使用它的人,亡去已经有十年了。
我艰难入睡,梦见我携带妻儿老小,正在奔波旅行。住在一家店房,街上忽然喊叫,发大水了。我望见村外无边无际,滔滔的洪水。我跑到街上,又跑了回来,面对一家人发急,这样就又醒来了。
清晨,我对女儿叙述了这个梦境。女儿安慰我说:“梦见水了好,梦见大水更好。”
我说:“现在,只有你还能知道一些我的生活经历。”
1983年10月12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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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书信
自古以来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常常编入作家们的文集之中。书与信字相连,可知这一文体的严肃性。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达一种真实的信息。
古代的历史著作,也常常把一个人物的重要信件,编入他的传记之内。
古代,书信的名号很多,有上书,有启,有笺,有书……
各有讲究。昭明文选用了几卷的篇幅收录了这些文章。历代文学总集,也无不如此。
如此说来,书信一体,实在是不可玩忽的一种文学读物了。过去书市中也有供人学习应酬文字的尺牍大观,那当然不在此列。
在中学读书时,我读过一本高语罕编的“白话书信”,内容已经记不清。还读过一本“八贤手札”,则是清朝咸同时期,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些大人物的往来信札,内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些信的称呼,很复杂也很难懂。
书信这一文体,我可以说是幼而习之的。在外面读书做事,总是要给家中写信的。所用的文字当然是解放了的白话。
这些家信无非是报告平安,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经过几次变乱,可以说是只字不存了。
在保定读书时,我认识了本城一个女孩子,她家住在白衣庵一个大杂院里。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
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我曾给通讯员和文学爱好者,写过不少信,文字很大,数量很大,但现在一封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在延安窑洞里,用从笔记本撕下的一片纸,写了一封万金家书。我离家已经六七年了,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不好,长子不幸夭折,我心里很沉重。家乡还被敌人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我实在控制不住对家庭的思念,我在这片白纸的正面,给父亲写了一封短信;在背面,给妻子写了几句话。她不认识字,父亲会念给她听。
这封信我先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我的家中。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家里,妻子告诉我,收到了这封信。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收到的这封信,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我很感谢我们的交通站和周小舟同志,我不知道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封锁得那么紧,他们怎样把这封信送到了我的家。
这封信的内容,我是记得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也没保存下来。
一九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经人介绍,我与远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达一百一十二封。信,本来保存得很好,并由我装订成册,共为五册。后因变故,我都用来升火炉了。
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至于解放前后,我写给朋友们的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已所剩无几。这很难怪,我向来也不大保存朋友们的来信,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书柜里保存康濯同志的来信,有两大捆,约二百余封。“文化大革命”期间,接连不断地抄家,小女儿竟把这些信件烧毁了。太平以后,我很觉得对不起康濯同志,把详情告诉了他。而我写给他的信,被抄走,又送了回来,虽略有损失,听说还有一百多封。这可以说是迄今保存的我的书信的大宗了。他怎样处理这些信件,因为上述原因,我一直不好意思去过问。
先哲有言,信件较文章更能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更能表现本来面目。看来,信件的能否保存,远不及文章可靠。文章如能发表,即使是油印、石印,也是此失彼存,有希望找到的。而信件寄出,保存与否,已非作者所能处置。遇有变故,最易遭灾,求其幸存,已经不易。况时过境迁,交游萍水,难以求其究竟乎!
198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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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戏的续梦
过去,我写过一篇《戏的梦》,现在写《戏的续梦》。
俗话儿说,“隔行如隔山”;又说,“这行看着那行高。”的确不错。比如说,我是写文章的,却很羡慕演员,认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艺术,神秘无比。对话剧、电影演员,倒没有什么,特别羡慕京剧演员,尤其是女演员。在我童年的时候,乡下的戏班,已经有了坤角儿,她们的演出,确实是引人入迷的。在庙会大戏棚里,当坤角儿一上场,特别是当演小放牛这类载歌载舞的戏剧时,那真称的起万头攒动,如醉如狂。从这个印象出发,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看花旦和武旦的戏,女扮男装的戏,比如《辛安驿》呀,《铁弓缘》呀,《虹霓关》呀等等。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当小职员,每月十八元钱,还要交六元钱的伙食费。但到了北京,如果不看戏,那不是大煞风景吗?因此,我每礼拜必定看一次京戏。那时北京名角很多,我不常去看,主要是看富连成和中华戏剧学校小科班的“日场戏”,每次花三四角钱,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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