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未见面,谈起来非常亲切。他已经脱离工作四、五年了。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这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儿子回家,这也许是为了儿子的安全着想,也许是为家庭的生产生活着想。最初,松年不答应,声言以抗日为重。继母遂即给他说好一门亲事,娶了过来,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新媳妇的说服动员工作很见功效,松年在新婚之后,就没有回山地去,这在当时被叫做“脱鞋”——“妥协”或开小差。
时过境迁,松年和我谈起这些来,已经没有惭怍不安之情,同时,他也许有了什么人生观的依据和现实生活的体会吧,他对我的抗日战士的贫苦奔波的生活,竟时露嘲笑的神色。那时候,我既然服装不整,夜晚睡在炕上,铺的盖的也只是破毡败絮。(因为房东不在家,把被面都搁藏起来,只是炕上扔着一些破被套,我就利用它们取暖。)而我还要自己去要米,自己烧饭,在他看来,岂不近于游僧的敛化,饥民的就食!在这种情况下面,我的好言相劝,他自然就听不进去,每当谈到“归队”,他就借故推托,扬长而去。
有一天,他带我到他家里去。那也是一处地主规模的大宅院,但有些破落的景象。他把我带到他的洞房,我也看到了他那按年岁来说显得过于肥胖了一些的新妇。新妇看见我,从炕上溜下来出去了。因为曾经是老战友,我也不客气,就靠在那折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了一会。
房间裱糊得如同雪洞一般,阳光照在新糊的洒过桐油的窗纸上,明亮如同玻璃。一张张用红纸剪贴的各色花朵,都给人一种温柔之感。房间的陈设,没有一样不带新婚美满的气氛,更有一种脂粉的气味,在屋里弥漫……
柳宗元有言,流徙之人,不可在过于冷清之处久居,现在是,革命战士不可在温柔之乡久处。我忽然不安起来了。当然,这里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烈日当空,没有跋涉,没有饥饿,没有枪林弹雨,更没有入死出生。但是,它在消磨且已经消磨尽了一位青年人的斗志。我告辞出来,一个人又回到那冷屋子冷炕上去。
生活啊,你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你进行得坚定而又有充分的信心吗?
“有的。”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回答我,我睡熟了。
在这个村庄里,我另外认识了一位文建会的负责人,他有些地方,很像我在《风云初记》里写到的变吉哥。
以上所记,都是十五、六年前的旧事。一别此村,从未再去。有些老年人,恐怕已经安息在土壤里了吧,他们一生的得失,欢乐和痛苦,只能留在乡里的口碑上。一些青年人,恐怕早已生儿育女,生活大有变化,愿他们都很幸福。
1962年8月13日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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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烈士陵园
烈士们长眠在名山之下,
萧萧的白杨伸延在陵道两边,
大理石纪念塔高出云表,
一只苍鹰在塔的上空盘旋。
本来是要写一首诗,来献给陵园的。激动了的情感忍受不了韵脚的限制和束缚,还是改写散文吧。
这一带地方,确是形胜之地。山区的果树和平原的庄稼,今年都获丰收。陵园西边的山路上,正有大队的毛驴、驮骡,负载着新收的柿子、红果,到山脚下的收购站去。驴骡踏在石路上的杂乱的蹄声,以及赶牲口的人们的吆喝声,都给天高气爽季节的陵园,增加了充沛旺盛的生命力量。热情高涨的妇女运输队来来往往的歌声和欢笑,更带来丰收季节的鼓舞欢腾。我想,长眠在地下的烈士们有知,也会为这一带——
即他们生前艰苦缔造的地方——人民的斗志昂扬,生活幸福,感到安慰和高兴的。
这里的幸福生活,确是和烈士们分不开的,是有血肉的关联的。是他们生前所关心,也是死后所不能忘怀的。
这一地区之所以称为名胜,并不在于像县志或山志上所介绍的:山上有奇松,山中间有怪石,山下有泉水。因为据我所知,像阜平那一带的大黑山,虽然不以名胜著称,也有这样的石头,也有这样的泉水,我们的战士也曾经在那里往返周绕,爬上爬下,有八年之久。这里之所以称为名山,当然也不在于那些毁坏了的帝王宫殿,以及与之有关的舍利宝塔和僧尼庵寺。
是因为:这里有艰苦的回忆,有革命的传统,有当前奋发图强的生产热情。人民已经解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强加给他们的无穷灾难,人民的生活,已经富裕和幸福。——
今天的阜平,当然也是这样。
单从衣食住行上看,人民的生活已经和抗日期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再也看不见那时山区常见的:夏天,在炎日下上身赤露,下边还穿着破棉裤,冬季在寒风里,穿一件光板破羊皮袄的农民形象。现在农民的服装,即使走到大城市,也还是整齐漂亮的。大部分住宅,已经改建成新瓦房,地势背风而向阳。在吃的方面,也不会再有一大缸一大缸的烂酸菜或是树叶。在运输上,山下的公路已经修通,山上的公路也正在计划。一到天晚,家家户户,电灯明亮,收音机放送着幸福的、革命的歌声。
这一切都会传送到陵园里来。而陵园也正在把它的声音传送到各个地方去。陵园主任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在向前来瞻仰的战士、学生作报告,实际上是一种活的教育,生动的阶级教育。
一天清晨,我看见有一个团的战士在陵园前面集合。我们的战士,不只武器精良,而且军容齐整,雄姿英发。我们的战斗机,在陵园上空,轰轰飞过。这一切,烈士们是会看见、听到的。他们会想起他们作战时所用的简陋武器,所受的敌人飞机轰炸的欺侮,为祖国的强大感到安慰。
是的,经历越多,联想也就越丰富。我随同一队小学生在陵园的陈列室,瞻仰烈士们的遗容,一个小学生对他的老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都这样年轻?”
从那些年轻、英俊、坚定的遗容上看,很多烈士和站在他们面前的小学生,好像就是并肩的兄弟和姐妹。在壮烈牺牲时,他们有的十七八岁,有的二十一二岁。现在这样年岁的青年,正在幸福地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教育。
从烈士们的传略上可以看到,即使他们这样年轻,他们生前已经是久经考验,识见远大,立场坚定,对革命忠心耿耿。
我不知道那位严肃的老师怎样解答。我从陵园走出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际回绕。
很多烈士在中学、师范甚至小学,就接受了党所传播的革命思想。然后,他们回到家乡,或是在穷乡僻壤的小学校里教书,他们又向贫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子弟传播了这种思想。
这就是星火燎原。在旧社会,到处是饥寒贫困,到处是阶级压迫,因此也就到处是易燃的干柴燥草。革命之火,一触即发。随即卷起革命的风暴,这些烈士投身、领导在这风暴烈火之中。
他们有的爱好文学。而当时革命的报刊、书籍,传播得很少也很困难。他们看不到革命的戏剧电影,听不到革命的广播。但他们顽强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并奋不顾身地传播了党的思想。
这样看来,他们并不是生而知之,也不完全是时代使然,而是党深入教育的结果。他们革命的坚决意志,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夜晚,我回到陵园的招待所,管理员对我说,白天来了两位烈属,从我的房间搬走了一床多余的铺盖。
烈属是母女两人,就住在我的隔壁,她们低声絮语,一夜好像没有睡觉。我想,她们来到这里,恐怕是不容易入睡的。第二天,她们很早起来,就动身回家了。
母亲在路上,还要讲述父亲或是兄长的故事给那年轻的女孩子听吧。
但愿这故事,能叫全体青年人都听到:
这里的风声泉水声,都在传送着烈士的遗言遗志!
这里的花树果树,都染有烈士们的无限的恩泽和革命的感情!
196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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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保定旧事
我的家乡,距离保定,有一百八十里路。我跟随父亲在安国县,这样就缩短了六十里路。去保定上学,总是雇单套骡车,三个或两个同学,合雇一辆。车是前一天定好,刚过半夜,车夫就来打门了。他们一般是很守信用,绝不会误了客人行程的。于是抱行李上车。在路上,如果你高兴,车夫可以给你讲故事;如果你困了,要睡觉,他便停止,也坐在车前沿,抱着鞭子睡起来。这种旅行,虽在深夜,也不会迷失路途。因为学生们开学,路上的车,连成了一条长龙。牲口也是熟路,前边停下,它也停下;前边走了,它也跟着走起来,这样一直走到唐河渡口,天也就天亮了。如果是春冬天,在渡口也不会耽搁多久。车从草桥上过去,桥头上站着一个人,一边和车夫们开着玩笑,一边敲讹着学生们的过路钱。
中午,在温仁或是南大冉打尖。一进街口,便有望不到头的各式各样的笊篱,挂在大街两旁的店门口。店伙们站在门口,喊叫着,招呼着,甚至拦截着,请车辆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这不会酿成很大的混乱,也不会因为争夺生意,互相吵闹起来。因为店伙们和车夫们都心中有数,谁是哪家的主顾,这是一生一世,也不会轻易忘情和发生变异的。
一进要停车打尖的村口,车夫们便都神气起来。那种神气是没法形容的,只有用他们的行话,才能说明万一。这就是那句社会上公认的成语:“车喝儿进店,给个知县也不干!”
确实如此,车夫把车喝住,把鞭子往车卒上一插,便什么也不管,径到柜房,洗脸,喝茶,吃饭去了。一切由店伙代劳。酒饭钱,牲口草料钱,自然是从乘客的饭钱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饱了,喝足了,连知县都不想干的车夫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蜂拥着从柜房出来,催客人上路。其实,客人们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这时,人欢马腾,一辆辆车赶得要飞起来,车夫坐在车上,笑嘻嘻地回头对客人说:
“先生,着什么急?这是去上学,又不是回家,有媳妇等着你!”
“你该着急呀,”一些年岁大的客人说,“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误不了,上灯以前赶到就行!”车夫笑着说。
一进校门,便是黄卷青灯的生活。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设在西关外一条南北街上。这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街道,但庄严地坐落着一所大学和两所中等学校。此外就只有几家小饭铺,三两处糖摊。
整个保定的街道,都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那时谁也没想过,这个府城为什么这样荒凉,这样破旧,这样萧条。
也没有谁想到去建设它,或是把它修整修整。谁也没有去注意这个城市的市政机关设在哪里,也看不到一个清扫街道的工人。
从学校进城去,还有一条斜着通到西门的坎坷的土马路,走过一座卖包子和罩火烧的小楼,便是护城河的石桥。秋冬风沙大,接近城门时,从门洞刮出的风又冷又烈,就得侧着身子或背着身子走。在转身的一刹那,常常会看到,在城门一边的墙上,挂着一个小木笼,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视为平常的,被灰尘蒙盖了的,血肉模糊的示众的首级。
经常有些杂牌军队,在西关火车站驻防。星期天,在石桥旁边那家澡塘里,可以看到好多军人洗澡。在马路上,三两成群的外出士兵,一般都不携带枪支,而是把宽厚的皮带握在手里。黄昏的时候,常常有全副武装的一小队人,匆匆忙忙在街上冲过,最前边的一个人,抱着灵牌一样的纸糊大令。城门上悬挂的物件,就全是他们的作品。
如果遇到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来了,比如当时的张学良,则临时戒严,街上行人,一律面向墙壁,背后排列着也是面向墙壁的持枪士兵。
这个城市,就靠几所学校维持着,成为中国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
如果不是星期天,城里那条最主要的街道——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两旁店铺的门,有的虚掩着,有的干脆就关闭。有名的市场“马号”里,游人也是寥寥无几。这个市场,高高低低,非常阴暗。各个小铺子里的店员们,呆呆地站在柜台旁边,有的就靠着柜台睡着了。
只有南门外大街上,几家小铁器铺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另外,从西关水磨那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此外,这就是一座灰色的,没有声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园,也没有几个游人的,窒息了的城市。
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
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给一个大学生。必须都兼有商业资本或其他收入。这样,在很长时间里,文化和剥削,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这所私立的中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