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是:从砖窑上拉回煤焦子,砸碎掺石灰,用水浆好,铺在房顶,用木棒捶击,打出来就像洋灰抹的一样。但颇费工时。
大伯整天坐在院里,拣砸那些焦子。他工作得很起劲,土地改革以来,家里的生活,年年向上,使他很满足。儿子参军,每年政府发下工票,劳动力也不成问题。他有十五亩园子,两架水车,每年只是菜蔬瓜果,变卖的钱就花费不清。他说今年“打沙披”,明年灰抹墙山,后年翻盖磨棚。
虽在冬闲,他家并不光吃山药和萝卜,像普通人家那样。
总是包些干菜饺子呀,擀些山药面把子呀,熬些干粉菜呀,蒸些小米干饭呀,变化着样儿吃。一家人的穿着,也很整齐,姑娘媳妇们都有两身洋布衣服。还有一点是在农村里不常见的,就是她们经常换洗衣服,用肥皂。
一家人,就是大伯的穿着不大讲究。好天气姑娘媳妇们在院里洗衣服,他对我说:
“就是我们家费水!”
我说:
“谁家用水多,就证明谁家卫生工作做得好。”
大媳妇说:
“用水多,又不用你给我们挑去,井里的水你也管着!快别砸了,荡我们一衣裳灰!”
大伯就笑着停工,抽起烟来了。
生活好了,一家人就处得很和气。这个大伯,小人们经常斥打他两句,他反倒很高兴。
大娘虽然已经六十岁了,按说有两房儿媳妇,是可以歇息歇息了。可是,也很少看见她闲着,我常常看见,媳妇们闲着,她却在做饭,喂猪,拣烂棉花桃儿,织布。她对我说:
“老二不在家,我就得疼他媳妇些,我疼她些,也就得疼老大家些。我不支使她们,留下她们的工夫,好去开会。”
别人家的婆婆是不愿意儿媳妇们开会,大娘却把开会看得比什么也要紧,她常督促着孩子们赶快做饭,吃完了好去开会。每逢开会,这家人是全体出席的,锁上门就走,有时区里来测验,一家人回来,还总是站在院里对对答案,看谁的分数多。
对证结果,总是小姑玉彩的成绩最好,因为她小学就要毕业了,又是学校团支部的委员。其次是大伯,他虽然不识字,可是记忆力很好,能够用日常生活里的情形解释那题目里包含的道理。而成绩最不好的是二儿媳妇齐满花。大娘对我说:
“什么都好,人材性质,场里地里,手工针线,村里没有不夸奖的。就是一样,孩子气,贪玩儿,不好学习。”
结婚以来,二儿子总是半月来一封信,回信总是小姑玉彩写,姑嫂之间,满花认为是什么话也可以叫她替自己写上的。最近,竟有一个多月不来信了,大娘焦急起来。我是每隔几天,就到县城里取报,这些日子,我拿报回来,一家人就跟到我屋里,叫我把朝鲜的战争和谈判的情形念给她们听,这成为一定的功课了。
齐满花头上包着一块花毛巾,坐在对面板凳上,一字一句地听着。她年岁还很小,就是额前的刘海,也还给人一些胎发的感觉,但是,她目前表露的神情是多么庄重,伸延的是多么辽远了啊。
好像现在她才感觉到,小姑代写的信,也已经是辞不达意。她要求自己学习了。大娘每年分给每个媳妇二十斤棉花,叫她们织成布,卖了零用。现在正是织布的时候,大娘每天晚上到机子上去替老二媳妇织布。齐满花和小姑对面坐在炕上,守着一盏煤油灯,有时是嫂嫂教小姑针线,更多的时间,是小姑教嫂嫂识字。玉彩很聪明,她能拣那些最能表达嫂嫂情意的字眼儿,先教,所以满花进步得很快。大儿妇对我说:
“我婆婆多帮老二家些,我不嫌怨,二兄弟在朝鲜,是我们一家人的光荣。”
1953年9月12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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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风云小记 齐满花
还是赵家的事。
赵家的二儿妇叫齐满花,结婚的那年是十八岁。她娘家是东关,有一个姐姐嫁在这村,看见赵家的日子过得不错,就叫媒人来说,赵家也喜欢满花长得出众,这门亲事就定准了。
那时赵家二儿子在部队上,驻防山海关,大伯给他去了一封信,征求意见,他来信说可以,腊月初八就能到家。大伯为了办事从容,把喜日子定在了腊月二十。家里什么都预备好了,单等着娶。腊月初八,儿子没有回来,家里还不大着急,十五来了一封信,说是不回来了,这才把大伯急坏,闹了一场大病。大娘到满花娘家去说,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退婚,一个是由小姑玉彩代娶,娘家和满花商量,结果是同意了第二个办法。
过门以后,一蹭过年,大娘就带着满花,来到秦皇岛。大娘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一下火车,才知道光带了信瓤,没带信封,儿子的详细住址是写在信封上的。婆媳两人很着急,好在路上遇到两个买卖的部队上的炊事员,一提儿子所在部队的番号,他们说:
“打听着了,跟我们来吧。”
到了部队上,同志们招待得很好,有的来探问满花是什么人,知道是送新媳妇来了,大家就争着去找老二。
老二从外面回来,看见母亲身边站着满花,第一句话是:
“你们想拖我的后腿吗?”
第二句就笑了:
“娘,你们累不累呀?”
部队上帮助结了婚。夫妻感情很好,星期天,儿子带着满花到山海关照了一个合影,两个人紧紧坐在一起。满花没有这么坐惯,她照的相很不自然,当把这个相片带回家来,挂在屋里的时候,她用丈夫另外一张小相片,挡住了自己。
我第一次到赵家的时候,大娘领我看了看她二儿子的照片,大娘当时叫满花摘下来,小镜的玻璃擦得很明亮。
大娘经常教导儿媳妇的是勤俭,满花也很能干,家里地里的活儿全不辞辛苦。她帮着大伯改畦上粪,瓜菜熟了,大伯身体不好,她替大伯挑到集上去。做饭前,我看到过她从井里打水,那真是利索着哩!
大伯家村边这块园子里,有一架水车。村西原有大沙岗,大伯圈起围墙,使流沙进不到园里。这菜园子收拾得整齐干净漂亮,周围种着桃树,每年春天,他家桃花总是开得特别繁密,紫一块,红一块,在太阳光下,园子里是团团的彩霞。
水车在园子中间,小驴儿拉得很起劲。
园子里从栽蒜起就不能断人儿,菜熟了每天晚上整菜,桃熟了,要每天早起摘桃。从四月起,大伯大娘就在园里搭个窝棚睡觉,在旁边放上一架纺车。满花在园里干活,汗湿了的褂子脱下来,大娘就在井台上替她洗洗,晒在小驴拉的水车杠上,一会儿就干。
园里的收成很好,菜豆角儿,她家园里的能长到二尺来长,一挑到南关大集上,立时就被那些中学和荣军院的伙食团采买员抢光了,大伯和满花在集上吃碗面条儿,很早就回来了。只是豆角变卖的钱,就可以籴下一年吃不清的麦子。五月鲜的桃儿,她家园里也挂得特别密,累累的大桃把枝子坠到地面上来,如果不用一根木叉早些支上,那就准得折断。用大伯摘桃时的话来讲,这桃树是没羞没臊地长呢!
这都因为是一家人,早起晚睡,手勤肥大。
谁也羡慕这块园子,如果再看见满花在园里工作,那就谁也羡慕这年老的公婆能娶到这样勤快美丽的媳妇,真比一个儿子还顶用!
每年正月,大娘带满花到部队上去一趟。一年,满花带回丈夫送给她的一只小枕头,一年带回来一条花布棉被。
满花的姐姐,和满花只隔一家人家,可是,要去串门,绕两个胡同才能走到。拿这姐妹两个相比,那实在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姐姐长得丑陋,行为不端。她的丈夫,好说诳言大话,为乡里所不齿。夫妻两个都好吃懒做。去年冬天,嚷嚷着要卖花生仁,摘借了本来,一家人就不吃白粥饭,光吃花生仁。丈夫能干吃一斤半,老婆和他比赛,不喝水能吃二斤。几天的工夫就把老本吃光了。今年又要开面馆,也是光吃不卖。自己还吹嘘有个吃的命,原因是过去每逢吃光的时候,曾赶上过反黑地和平分,现在把分得的东西变卖完了,又等着“入大伙”,两口子把这个叫做吃“政策”。自然,他们将来一定要受到教训的。但是,这夫妇两个确也有些骗吃骗穿的手段。去年过年的时候,她家没有喂猪,一进腊月,男的就传出大话说:
“别看俺们不喂猪,吃肉比谁家也不能少。”
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满花到姐姐家去串门,果然看见她家煮了一大锅肉,头蹄杂碎,什么也有。满花是个孩子,回来就对婆婆说:
“看人家俺姐姐家,平日不趴猪圈,捣猪食,到年下一样的吃肉。”
大娘正在灶火坑里烧火,一听就很不高兴地说:
“那你就跟着她们去学吧!”
平日婆媳两个,真和娘和闺女一样,说话都是低言悄语的,这天大娘忽然发脾气,满花走到自己房里哭了。
不多一会,西邻家那个嫂子喊起来,说是满花的姐夫骗走了她家的肉,吵了一街的人。满花为姐姐害羞,一晚上没出来。但事情过了以后,满花还是常到姐姐家去,大娘对这一点,很有意见,她说她们会把满花教唆坏了。
满花家园里,什么树也有,就是缺棵香椿树。去年,在集上卖了蒜种,满花买了两棵小香椿,栽到园里墙边上。她浇灌得很勤,两棵小树,一年的工夫,都长得有她那样高。冬天,她怕把树冻坏,用自己两只旧鞋挂在树尖上,因为小香椿就是一根光杆。今年开春,有一天,我在南关集上买回一小把香椿芽儿,吃鲜儿。满花看见了,说:
“我那香椿也该发芽了,我去看看。”
不看还好,一看把她气得守着树哭了起来。不知道是谁,把树尖上的香椿芽儿全给掰了去,只有一棵上,还留着一枝叶子,可怜的像小孩们头上的歪毛。她忍不下,顺着脚印找了去,她姐姐正在切香椿拌豆腐呢。大吵一顿。从此,姐妹两个才断了来往,就是说,根绝了一个恶劣环境对一个劳动女孩子的不良影响。
现在,满花更明白,勤劳俭朴就是道德的向上。她给远在前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
1953年9月1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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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北平的地台戏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不过因为他们的组织,他们演戏的技术和“舞台”的形式的新奇,他们是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戏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能够由视觉与听觉,直接打动民众的心灵而支配其生活的意念,它能够最敏快地最牢紧地把握住民众的情绪。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戏剧是最有力的艺术而最普遍地为人们从事着,不论它的形式是怎样的不同,都随时随地在变化着。
在近代,随着社会组织的细密,戏剧,已经成为一种繁重的艺术。这种现象,使戏剧在某一点上,脱离了民众。
这种事实,处处明显地表现着。尤其在都市里,能够到戏院去的人们,是很少的。
然而,一般的贫苦的人们,也是需要戏剧的,这或者,比别的人还要迫切,他们过度地疲劳,是渴望着安慰与调剂的。
于是,在都市里,就有一种新的“剧场”来供给他们。
北平的地台戏的精采,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见到的,这或者因为北平是“京戏”发源地。
地台戏的演出,差不多全是京戏。我们知道京戏在北平是最普通的,上自达官贵人,下及劳苦大众,没有一个人不在喜爱着这种玩意。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戏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也不化装,也不照规定动作,小孩子只是站在这里唱。唱的很不错,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曾经怎样地刻苦着学来的。
我曾看见这么一回事,一个小孩饰曹操演捉放宿店,在他要出场的时候,领班的拍了拍他的头发说:“用力唱,唱完给你买包子吃。”为了“吃”,那小孩就格外地卖着力气。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