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事业。这是不假的。英雄读过前代英雄的故事，新的行动证明古人的血泪的代价的高贵。
而在荆轲的时代，像荆轲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像是一种志向，和必要完成这种志向，死不反顾，从容不迫，却是壮烈的千古一致的内容。
荆轲一个人带着一尺多长的匕首，深入秦廷，后来一些评论家，在武器上着眼，以为荆轲筹备几年的工夫所以失败，而秦王仓促间所以幸存的原因，是匕首的效果不如剑的缘故，都是事外的看法。荆轲很看重他的责任和使命，为了把事情进行得好，甚至说服一个同志自刎了首级。而在这以前还有一个老吏为了证明自己保守这件事的秘密，鼓励荆轲有志这个行动也是自刎了的。因为责任过于重大，荆轲所以采取了上面的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引起了失败。而这一失败以致使燕亡国，但这个失败只能引起对荆轲的怀念，里面不会有所责备了。而司马迁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面写成这个传记，使荆轲的勇敢、沉着、机智在文章上飘动招手，不断找寻继承者。而在那个时候，个人的冒险的刺杀，对燕国解除秦国的压迫确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
然而失败了，读者有深深的遗憾和怒愤。这才是英雄的传记。事业留下缺陷，后来的人填补上了。能激起这种填补的热情，就是司马迁文章的效用！
司马迁和荆轲不同时，事件也不过从史书采取。但他把被历史简单化了的荆轲的面貌，补充起来，使他再生。这个再生法，就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感情把他喂养起来的。荆轲辞别燕太子和朋友，易水一条河而已，英雄的慷慨悲歌，才使易水永远呜咽怒愤。被压迫的景仰争解放的勇士，和饥饿的人爱好饮食一样，而迫切的程度高于饮食。荆轲入秦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荆轲也不过是战国的刺客里面的一个，但能遇到司马迁就永远传流了。
而即使是传奇，司马迁也不过当作人间事来写，即使是英雄的行径，也有无数波折和困难。司马迁的感情，直到文章结束还没结束，文章的结束只是作者感情的高潮点，积累的感情就永远像一个瀑布，灌注到各个时代。用高渐离击筑，刺秦王结束了这个英雄的事业，几乎成为一种集体的复仇斗争！这个前仆后继的共同的复仇的要求，形成文章的伟大风格。使那碎了的筑的声音永远颤抖，使那条易水永远呜咽。
194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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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李杜论略》读后
——给罗宗强的信
宗强同志：
温超藩同志转来你的信和惠赠的书：《李杜论略》，都收见了，非常感谢！
大著用比较的方法，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旁征博引，用力甚勤，读起来是很有兴味的。并使人看出，比较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阐明文学创作的规律，并非定其优劣。但叫我提意见，就使我感到困难了。我对古典文学，因幼年未能专修，后来是零碎补习，所以知道得很少。感于你高雅的嘱望，也随便谈谈吧。
我以为，如果谈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国实古已有之，古已尚之，但并不完备，其方法也不太科学。自汉以后，有班马异同之论，唐以后有李杜优劣之说。专著零篇，不胜其读。
在文学艺术领域，异同之论可取，优劣之说不可取。因为，文学艺术要求异，并不要求同。异者愈众，则风格不同者愈多，证明文学艺术发达繁荣，如同者众，文学艺术单调划一，则不发达不繁荣之征候也。十年动乱期间，文学艺术可谓大同而无异矣，能说是发达繁荣吗？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只需要一个杜甫，一个李白，而不需要很多同样的李、杜。几百年、几千年，也只有一个就是了，这就是求异。在同一时代，如李杜所处，产生不同风格的两个大诗人，这是时代的光荣，如果产生四个或十个，那就是时代更大的光荣。种花养鱼，吃饭穿衣，都希望多有一些新的品种，新的花样。何况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学艺术？
但有人，一定要在两人之间，定出个优劣来，这是封建观念在作祟。我们中国长期科举取士，名次观念很重，时至今日尚有余毒，不可不察。金榜题名，龙门登进，不得不名判甲乙，但文学评论与研究，断断不能用这种近似儿戏的办法。这对文学艺术的繁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至于为了投当前政治之机，对古人信口雌黄，虽出自权威者的皇皇巨著，摈之不读可也。
以上，是我随便谈一点读了大著之后引起的感想，并非说你是主张优劣论的。不是，你是反对优劣论的。在六点比较方面，我以为作家之不同，生活经历，起主导作用。应列为首题。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很难分，你分成三章论述，恐怕要时有互相出入的困难吧。如分为两章，则容易统制。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之难分，亦如上述，如划分得再为严格一些，我想既会避免重复论述，也可避免引用资料过多，过于琐碎的毛病。中国的诗话太多，历代被列为著述。其中大多数烦琐偏执，实不能被看做文学评论。引用之时，最好有所选择。这些意见，只是供你参考，并希望得到你的教正。
祝好
孙犁
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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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谈柳宗元
在旧社会，朋友是五伦之一。这方面的道义，古人看得很重。因为人在社会上工作、生活，就有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在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成败利钝方面，较之家庭，尤为重要。所以，古往今来，有很多文章、戏曲，记述朋友之道，以教育后人，影响社会。
讲朋友故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相当大的数量。有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也是很难学习的。这些故事，常常赋予人物以重大的矛盾冲突，其结局多带有悲剧的性质。有的表面看来，矛盾冲突并不那样严重，只是志同道合，报答知己，比如挂剑摔琴之类。
古代的友道，现在看来，似乎没有阶级性，现在新的概念是同志或战友。
中国古文中有一种文体，叫“诔”。在历代文集中，它占有相当的位置。字典上说，诔就是：哀死而述其行之辞。就是现在的悼念文章，都是生者怀念他的死去的同志的。此体而外，古文中还有悼诗、挽歌、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等。可见，中国文学用之于死人者，在过去实在是分量太大了。
纪念死者，主要是为了教育生者。如果不是这样，过去这些文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唐代韩愈写的《柳宗元墓志铭》，是作家悼念作家的文章。
他真实而生动地记述和描写了当时文人相交的一些情况，文章写得很是精辟。在这篇文章里，我初次见到了“落井下石”一词和挤之落井的“挤”字。
“四人帮”把柳宗元拉入法家，我不懂历史，莫名其妙。
大概是这些政治暴发户，看上了柳宗元的躁进这一特点吧。但无论如何，柳宗元也不会喜欢他们这种乱拜祖先的做法的。
我很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他的文章都写得很短，包含着很深的人生哲理。这种哲理，不是凭空设想，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体验得来。我很少见到像他这样把哲理和现实生活，真正形成血肉一体的艺术功力。他还能把自然界、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政治思想、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就是说，他能用自然规律、生活规律，表达他对政治、对社会的见解和理想。使天人互通，把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他用以表达这样奥秘的道理的手段，却是活生生的，人人习见的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
例如《河间传》这篇纪事，后人是把它编入外集的，并不是柳文的典范之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充分显示了柳宗元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的艺术能力，同时包含了一种可怕的人生几微。
柳宗元是很天真的。他原来是没经过什么挫折，一帆风顺地走上政治舞台的。一旦不幸，他就经不起风浪，表现得非常狼狈。连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苏东坡，也说他不行。一流放到永州，他就丢魂落魄，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浑身泥垢，指甲很长。我没有到过永州，不熟悉那里的自然环境。据他自述：到野外散散步，消消愁闷吧，又怕遇见蛇咬他，又怕遇见大蜂蜇他，还怕水边有一种虫子，能含沙射向他的影子，使他生疮。遇到风景幽静的地方，他又不敢久停，急忙回家。
嬉笑之怒，长歌之哀，看来是很有些神经衰弱了。
中国古代谚语：在东方失去的东西，会在西方得到。柳宗元到永州以后，他的生活视野，思想深度，大大扩展加强了。他认真地、系统地读了很多书，他对所闻所见的生活现象、自然景物，反复研究思考，然后加以极其深刻，极其传神的描画。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登峰造极，辉煌地列入中国文学遗产的宝库。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上的流放刑废，使历史上增加了很多伟大的作家。这些人，可能本来就不是政治上的而应该是文学上的大材。王安石论及八司马，有一段话十分透辟。
毕竟文人是很脆弱的。他付出的劳力过重，所经的忧患过深，所处的境遇过苦，在好容易盼到量移柳州之后不久，就死去了，仅仅四十七岁。
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一祭再祭，都有文章。朋友中间，以韩愈名望最重，所以请他写了墓志铭。这些文章，并不能达于幽冥，安慰死者，但流传下来，对于后代研究柳文者，却有知人论世之用。
这一非凡的生命的不正常的终结，当然不是“始以童子有奇名”，后“为名进士”，“以文章称首”的青年时代的柳宗元，所能预料到的。
柳宗元遭遇如此坎坷，是有自己的弱点，确实犯了错误，并非完全是无辜受害，或有功反受害，含冤而死。他自己说：
“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崙。”如果不是假检讨，那么就是“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朋友们也说到他的缺点，韩愈说他“不自贵重”，刘禹锡说他是“疏隽少检”。
仔细想来，柳宗元在当时，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并没有斩将搴旗、争城夺地的功劳。他所遭际的，不过是当时习见的官场失意。再说，司马虽小，但究竟还是官职，他可以携带家口，并有僮仆，还可以买地辟园，傲啸山水，读书作文，垂名后世，可以说是不幸之幸。
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不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
自从一九七六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但拿起笔来，又茫然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习惯于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在揭示现实生活方面，其能力和胆量确是有逊于古人了。
197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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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欧阳修的散文
世称唐宋八家，实以韩柳欧苏为最，其他四位，应说是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欧阳修的文风接近柳宗元，他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苏轼宗韩，为文多浮夸嚣张之气，常常是胸中先有一篇大道理，然后归纳成一句警语，在文章开始就亮出来。
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而留下的印象，比大声喧唱者，尤为深刻。
欧阳修虽也自负，但他并不是天才的作家。他是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合于心，然后执笔，写成文章，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他的文章实以力得来，非以才得来。
在文章的最关键处，他常常变换语法，使他的文章和道理，给人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例如《泷冈阡表》里的：“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
在外集卷十三，另有一篇《先君墓表》，据说是《泷冈阡表》的初稿，文字很有不同，这一段的原稿文字是：
“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于人也。”
显然，经过删润的文字，更深刻新颖，更与内容主题合拍。
原稿最后，是一大段四字句韵文，后来删去，改为散文而富于节奏：
“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